杨天石：横生斜长这些年

        

        杨天石今年78岁，每天的工作仍排得满满当当。谈起计划，他已经把未来两年排满：《蒋介石日记解读》的第4本要写完，再出个修订合编本；主编一套东方出版社的小品文丛书；再改一本《大思想家朱熹》出版——既是响应习总书记的号召，又是完成过去研究思想史的“未竟事业”。

        今天的杨天石是中国社科院最高学术称号的获得者，谈起民国史研究、蒋介石研究，无人不知“杨公”。可1960年他大学毕业被分配去培训拖拉机手时，险些与学术此生无缘。后来的坎坷周折，令他对这段往事耿耿于怀。

        “我这一辈子，从1957年开始就一直在挨批，说我‘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白专道路的典型’，直到改革开放后调入近代史所才消停。最近又有个别人批我了，说我是‘历史虚无主义’。当年在北大全校范围内批评我，我并不紧张，直到毕业鉴定中跟我算总账，将我分配去培训拖拉机手，我才知道自己太天真。”

        杨天石年轻时吃了不少耿直和倔强的亏，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这个人的特点，一个是傻，一个是迂。”在采访的过程中，有年轻晚辈一时兴起，与他争论一个问题，他觉得三言两语说不清，宁可停下手上工作，也要摊开史料与对方讨论。“如果不服，就拿出证据来。”——较真的劲头，似乎一点也没有少。

        杨天石当年曾报考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学专业，想像苏联的西蒙诺夫等人一样，从记者走向文学创作的道路。后来他改读文学，又曾以十年左右的时间研究中国哲学史。最终，跨进近代史研究的大门，在阴错阳差中研究起历史。他觉得这命运像树枝横着生、斜着长，便给自己的一本小品文集命名为《横生斜长集》。最近，在中国社科院近史所的办公室中，杨天石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讲述了他“横生斜长”的这些年。

“北大理应反思”

        在北大读书的时候，杨天石是功课几乎全优的学生，可是因为几次不依不饶的辩论被在全校批判。他最初只当是追求真理的讨论，没想到毕业时算总账，分配他去一个拖拉机手培训班。从此人生轨迹改变，“劣迹”如影随形，工作调动也吃尽苦头。

        他认为北大理应反思：“这些年来北大培养了不少人才，但是不要忘了它也有过摧残人才的时期。”他所在的北大中文系1955级，是第一批全国按高考成绩录取的优秀学生，共青团中央树立的全国先进集体，可最后一百多个人中有许多人头上有帽子，“反党”、“反革命”、“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右派”，被开除团籍，留团查看、警告、严重警告，应有尽有。

        

        1957年，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号召鸣放整风，我们党支书动员我，问我为什么不讲话。我说：我对党没有意见。我并非已经预见到了“引蛇出洞”一类的“阴谋”或“阳谋”，而是我确实没有意见。我那时19岁，真心诚意地觉得社会主义好，共产党好。我上大学，享受的是一等助学金，每个月除了够吃饭，还可以省下钱来买些旧书，我确实觉得党对我不错。

        可是后来我被认为在反右斗争中“严重右倾、丧失立场……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什么原因呢？

        我的一位室友突然被划成右派，我心里想不通，去找团支部替他讲话。他原是福建地下党，后来参加解放军，复员后考进北大。我做了一个很简单的分析：1949年在福建做地下党，那是把脑袋栓在腰带上干革命的！他怎么可能反党呢？而且，有天早晨，新闻节目广播了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时讲的一句话：“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错误的。”当天中午，我亲眼看见他将这句话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在一张黄色有光纸上，贴在床头。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

        怎么回事呢？他因为是地下党，知道当年内部肃反时的个别惨酷事实。班上开鸣放会，他便提出问题：苏联的肃反扩大化，中国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呢？后来划右派的标准有一条：攻击历次政治运动的。这就给他上了纲，叫“攻击肃反运动”，就变成右派，分配到黑龙江去了。

        我找团支部书记提意见，团支部书记回复我说，你不能看表象，要看本质。为了这件事，我被认为是“丧失立场”。我那时涉世未深，性格直爽，是从中学直接升的大学。我的有些同学是在社会上待过的，叫“调干”，原来是机关干部。他们有经验，懂得怎么紧跟，我不懂，也不知道后果。

        当然，后来他的帽子摘掉了，在一个党校当校长。前些年这位同学出了本书，要我写序言，我说如果要写，就把当年你错划右派的事情写出来。

        还有一次，毛主席提出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大家都表示拥护，我在讨论时说，对于北大这样的学校，这一方针不太合适。从社会地位上看，大家都是普通劳动者，没有错，但从专业上看，北大应以培养高级科学研究和高等学校教学人才为主。我没有想到，对毛泽东的主张表示异议是件严重的事情。事后也就淡忘了，没有当回事。

        另外一次讨论美的观念有没有全人类性。大家都说美的观念是有阶级性的。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鲁迅的话，说贾府上的焦大绝对不会爱林妹妹。我也承认，但是在阶级性之外有没有全人类性呢？我认为有。杭州西湖，不是只有无产阶级才欣赏，资产阶级也欣赏，中国人外国人都欣赏。山东泰山雄伟，也不是只有无产阶级才肯定泰山，地主也好，劳动者也好，都认可泰山的美。再说古代的美人、西施、杨贵妃，大家都认为是美人。所以我说美学理想有全人类性。

        还有一件事。讨论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时，大家都说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丑恶的。我也懂这个道理，但是我说，资本主义民主比起封建专制来说还是一个进步，资本主义民主比起封建专制来说是一个进步。我创造一个词，说资本主义社会有“相对民主”。为什么呢？工人可以罢工啊，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推翻资本主义啊。大家就跟我辩论，一定要我承认是资本主义民主是彻头彻尾的虚伪。

        我想强调的不过是事物的复杂性，反对简单化的分析。我一方面功课不错，一方面在这些问题上有自己的看法，就认为我是“白专道路”的典型。尽管挨着批判，我却并不慌张，还觉得是问题讨论，真是“少不更事”。

        1960年我毕业，做毕业鉴定的时候就给我算总账了。对我的鉴定也就是对我的一次极为严厉的批判会。不仅上列各项一一写入，还给我作了一个总结：一贯和党的方针对立。最后，我等来的分配是去农业机械学校当教师，那实际是一个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

        这份毕业鉴定至今还保存在我的档案里。前些年我跟近代史所领导提出，要求把这份档案销毁。找了半天没找到，人事干部说，杨老师，没有你的鉴定啊。我说不可能啊，我背给你听。我就背给他听。他再找，找到了，说没办法销毁。为什么呢，我的自我鉴定和组织鉴定写在同一张纸的两面，而自我鉴定按照规定不能销毁。人事干部就跟我讲，说杨先生啊，没关系嘛，不影响你入党，不影响你出国，也不影响你提干，你怕什么。另外有这个鉴定，说明当年你正确啊。说你反右丧失立场，说明你当年没有跟着运动跑啊。

        我想，也可以吧，算了。在那个年代里，错的不是我。

“这个人口才不好！”

        杨天石学的是文学，常有人问他为何会转而研究中国近代史？他的回答通常是两句，一句“一言难尽”，一句“命运安排”。

        1960年杨天石被分配去农业机械学校，可他不甘心，仍利用业余时间做研究。离开大学后他写了第一本书《南社》，研究清末至民国时期的一个革命文学团体。书稿在1964年就已排出清样，但上面要求“加强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杨天石觉得原稿已有批判，不肯“加强”，最后书稿被拆版，直至16年后才得以重新出版。不过，南社研究成了他后来调入社科院近史所的契机，只是过程一波三折，他说这段经历可以编一部电影。

        

        有若干年我研究中国哲学史，在《新建设》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明代的一个思想流派的评价问题。当时的历史所的侯外庐副所长等好几位大学问家都认为是唯物主义，我认为是唯心主义，正好针锋相对。编辑部请侯外庐审查我的文章，侯不仅同意发表，还提出要调我到历史研究所，也就是到他的手下工作。后来，我了解到，其实他并不同意我的观点。多年以后，他要修改自己的书，助手问他怎么改，他说“照旧”，就是要坚持他原来的看法。过了若干年，哲学史界办一个刊物叫《中国哲学》，增加两个编委，一个是我，一个是李泽厚，李泽厚当时已经是大家、名人了。他们向侯外庐汇报，侯说，很好，欢迎他们啊。我反对侯外庐的观点，他也不赞同我的观点，但仍然看重我，这实在很难得。我曾经专门写过一篇文章纪念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次没有调成。

        后来就是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的事了。

        1974年，我在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教语文，突然收到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组的来信，内附王晶垚和王学庄两位编辑的《南社资料》目录打印件。那时社科院其他所都还在河南劳动，近代史所因为周恩来总理提议编写《中华民国史》而恢复了工作。他们要编一套南社资料，发现我在“文革”前写过的相关文章，就让我提意见。我一板一眼地提了意见，他们觉得有道理，就找我谈，表示让我协作编写。

        所谓协作，就是不转关系，没有工资报酬，一块儿工作。文革期间废除了稿费，写文章也都署集体的名字。我还是高兴，近代史所资料多啊，虽然是义务劳动，但换来了借书看书的条件。师大附中在琉璃厂，我平时上完两节课，骑车半小时，就到近史所看书。这三年义工当得很有意义，所里上上下下都认识我，知道我热衷研究，一不为名，二不为利。

        我先是找师大附中的革委会主任，他说，要近代史所来人交换，而且开出各种条件：必须是中共党员，水平不能低于我，能当语文教研组组长，等等。我再找近史所的人事处长刘明远。他一听就笑了，说没问题，我们派人换。因为那时所里正在解决夫妻两地分居问题，有许多研究人员的家属进京，有的是大学生，有的是中学教员，正要解决他们的工作问题。可是近代史所先后送了二十余份档案，附中挑了半天，说是一个也不要！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啊。我从邻居处得知，北京舞蹈学校有一位教师的家属，原是安徽师大附中语文教研组长，因照顾两地分居进京，关系在北京人事局，尚未分配工作。我一听，当天晚上就赶到他们家，请她到师大一附中来，以便我能调离。对方欣然同意，我立即向学校汇报。没想到，过几天领导告诉我，此人是专科学校毕业，说还是不行。我急了！我就说求求你。还好，这个人动了恻隐之心，终于点头。

        还有最后一关。师大一附中属于双重领导学校，既归北京师范大学管，也归北京市宣武区教育局管。人事干部估计，我调离教育口，宣武区不会卡，但师范大学会卡，决定让我从宣武区出口，而向师范大学报备。果然，在向师范大学报备时，大学的人事干部听说我是调往中国社会科学院，立即询问原因，并说，这个人我们自己留下不好吗？人事干部同情我，就说了句谎话：这个人口才不好，教学效果不好！师大这才放了我。

        

“我并不喜欢蒋介石”

        杨天石是大陆学者中第一个看到蒋介石日记的人，所著相关研究在学界和社会上反响都很大。可他研究蒋介石竟是出于偶然，还给自己惹了不少麻烦。

        十年前就有指责杨天石为蒋介石“翻案”的匿名举报信，今年关于“历史虚无主义”的笔战又把他推到舆论的中心。杨天石依旧是那个不依不饶、一板一眼的作风，列出材料，一一反驳。他说：“我不是‘左’，也不是右，我认为我是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原则进行研究的。当然这要留待后人评判，最公正的评判员是历史和群众。”

        杨天石说，他并不喜欢蒋介石，更时刻警惕因个人爱憎而影响对一个历史人物的评价。这些年来，圈内圈外都知道他是蒋介石研究专家，可他坚持不肯为蒋立传，他说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要深入研究。

        

        我为什么研究蒋介石呢？这是组织给我的任务，写民国史啊。第一卷写创建，我被分配写孙中山，后来写到第二编第五卷，北伐战争，我就必须写蒋介石，因为他是北伐军总司令。从研究孙中山，到研究蒋介石，这是任务的需要，并不是由于对蒋介石有感情，要为他翻案。

        调入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编写《中华民国史》时，我得知蒋介石在谈到1926年的“中山舰事件”时曾说，在他死后看他的日记，中山舰事件的真相才会大白，自此引起我对蒋介石日记的关注。

        80年代，我在中国第二历史档馆无意间读到了毛思诚（蒋介石的老师和秘书）所编的蒋介石《日记类钞》和其他大量档案。2002年，我将研究这些档案写成的文章26篇编为《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这本书经中共中央统战部审查批准，华夏英才基金会还提供了 35000元出版。

        有人道听途说，说我的书吹捧蒋介石是“民族英雄”，可我的书里根本没有这四个字。这些人在2003年“网上批斗”了我三个月，还要求开除我的党籍。我说本人不是中共党员。他们还给胡锦涛同志写信，胡锦涛同志批给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陈奎元“阅研”，陈奎元得出结论说，这是一本扎实的学术著作，向李长春同志汇报，长春同志表示同意，决定派院秘书长跟我谈话，传达他们的共同意见，让我不要紧张，继续研究。最后锦涛同志还有个批示，前面有几句：此事到此为止。不要炒作，对网站要加强管理。这件事就了结了。

        

        后来我又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中正文物中发现《困勉记》、《省克记》、《学记》、《爱记》，《游记》等未刊著作，均摘自蒋介石日记，内容较《日记类钞》延伸、扩展很多。我除了自抄外，又花6万台币请台湾学生将其余部分抄完。

        2006年3月，蒋介石日记在美国胡佛档案馆开放，我受邀前往阅读、研究。该日记逐年分批开放，我于2007、2008、2010年继续前往阅览，终于用十个多月时间读完了现存蒋介石日记全部，共约53年，做了比较详细的摘录。

        就个人而言，我并不喜欢蒋介石。但写历史要摆脱个人感情，“爱而知其过，憎而知其善，敬之不增其功，厌之不增其恶。”这是我研究历史人物的原则，至少我是经常提醒自己，要防止被个人感情左右。

        蒋介石是什么样的人？我说过，他在近代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十分复杂、有功有过的人，是既有大功，又有大过的人。但我一直不愿意回答：到底是功大于过，还是过大于功？我觉得，分清功过、是非，这是最重要的，就可以了，谁大谁小一类问题既复杂，又麻烦，难以用数学比例准确表达，讨论起来分歧会很大，没有必要在这些方面费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