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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80年代的作家看来,“80后作家,太乖了”
今年第4、5期《收获》杂志连续推出了“青年作家小说专号”,刊登了周嘉宁、张悦然、颜歌、笛安、七堇年、张怡微、霍艳等十多位青年作家的作品。杂志社把这两期《收获》称之为80后作家集体亮相。11月10日,“文学与时代:首届收获论坛暨青年作家与批评家对话”在上海作协举行,周嘉宁、张悦然、颜歌等十多位青年作家与会。
回溯27年前,1987年《收获》杂志也曾第五期推出了青年作家专号,刊登了一批青年作家探索性的作品:《极地之侧》(洪峰)、《四月三日事件》(余华)、《1934年的逃亡》(苏童)、《信使之函》(孙甘露)、《上下都很平坦》(马原)、话剧《屋里的猫头鹰》(张献)等。通过这次专号,这批青年“先锋作家”集体呈现于中国文坛,影响至今。这些年来,《收获》依然刊登大量青年作家的作品,70后、80后作家也慢慢成为《收获》的中坚作者。
前者是1980年代显于文坛的作家,后者是1980年代出生的写作者。
1980年代作家和80后作家的对话
半个月前的10月25日,格非、马原、韩少功、刘恒、徐星等一批1980年代成名的作家受上海作协邀请聚在上海,在那个“作家的历史,历史中的作家”座谈会上,这些已经进入当代文学史的作家有些困惑的是,三十年中国社会转型之后,他们在剩下的写作生命中如何写,如何写他们经历的历史和他们正在穿越的历史,或者是否还有必要去写。
11月10日,上海作协和《收获》又把今年第4、5期在《收获》发表作品的青年作家请来,以“文学与时代”的名义聚在一起座谈。“文学与时代”这个主题,显然是希望在这两批被时代鲜明区分的作家之间,找到一些共同的地方,也希望这批80后作家,在不久的将来能成为又一批余华孙甘露们。但历史不会重现。
和“作家的历史,历史中的作家”这个主题一样,“文学与时代”是一个对80年代作家来说,容易谈论和阐释的话题,他们经历改革开放、1990年代以来经济快速发展。他们的写作,无论是历史还是他们经历的年代,其实都在写他们的时代。
华师大中文系副教授黄平在11月10日的座谈会上说,“我希望同龄人作家,用伟大的形式写出这个时代。”作家孙甘露也说,一个时代的文学,最终能留下的,记住的,是怎么讲述这个时代。
但在场的青年作家们对此有不同的想法。作家笛安说,“我不认为一个小说家一定要写他一代人,一定要提炼出一个总体的东西。我认为这是审美的差别。”
1980年代的作家也写青春期,但他们的青春期深刻地烙上了时代变迁,尤其是“文革”到改革开放时代转变的烙印。而在80后作家那里,作家周嘉宁说,他们这代人,青春期似乎都很漫长,“经过这个漫长的青春期,突然被现实生活挤压。体现在写作中,便在小说里透露出愤怒不满焦虑,我们还在寻找突围的可能性。”
作家张悦然对“青春结束”的话题感触很深,“度过漫长青春期,感觉突然变老了,看这两期《收获》,看到浓重的衰老气息。”
其实他们只有30岁左右。80后这一代开始写作已经10多年,从当年的轻盈、华丽开始转向沉重。“我也觉得,大家写得挺沉重的。可能跟我们之前理解的80后不一样。从我开始写作,80后的标签一直跟随我。这个标签代表浮躁华丽,但现在看不到了。这些小说中,找不到80后轻盈跳跃的东西。”来自四川的作家颜歌说,她阅读同代人的作品,所有人写的东西,几乎可以说都是从特别小、特别专的点入手。
“80后作家太乖了”
《收获》的这两期青年作家专号,已无法宣告文学史意义上一代人的登场。其实,这两期《收获》“青年作家专号”标志着通常意义上的80后作家,在今天结束了。结束了之后,以80后为标签的这代作家留下了什么?
80后这代作家,他们的文学资源,超越任何一代作家。青年批评家项静说,在技术上,也很难说有哪代作家可以超越他们,尤其是以同样年龄作对比。“但面临的问题是,提及这代作家,我们可以想到一堆名字,但很难找出一篇小说来代表这代人。”当大家谈起1987年《收获》那批青年作家的时候,至少第一反应有余华的《十八岁出门远行》等作品。而“80后作家”成了集体命名,人们却想不起他们具体的作品。
整个上午的讨论会上,这些80后作家们更多时候在感谢前辈,感谢《收获》杂志,他们不想在这样一个场合表达自己的文学理念和理想。
“80后作家太乖了。”这是巴金故居常务副馆长周立民在会场的感想。他说,沈从文、曹禺、巴金他们在34岁的时候都做了什么?这批80后作家在10多年前,以破坏者的姿态闯入文坛,但当他们度过青春期后,却都成了文学的乖孩子。事实上,这些年来,《收获》并没有“规训”这些作家,也没要求他们去改变什么,转型什么。《收获》这两期青年作家专号上的作品,更接近的却是现实主义的传统,最接近这个世代的文学表达。
周立民尽管对在场的青年左右有一些意见,但他依然对这些年轻人“有期待”。他们毕竟年轻,所以批评家吴亮说,“你们的未来比我们多三十年。” 举办这样一个座谈会的初衷,《收获》杂志主编程永新在开场发言里就已点明,“我们不仅关心文学的昨天和今天,更关心文学的明天,关心明天的传承,关心文学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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