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首批持证街头艺人：合法化至少要有一个门槛，有艺可卖

2014年10月27日，上海嘉里中心广场，上海首批持证街头艺人之一陆昕一在为过往路人表演自己的绝活。 澎湃新闻记者 刘瑾 图

        10月25日，上海首批持证街头艺人在静安嘉里中心广场挂牌“上岗”。他们所持的“上海街头艺人演出证”是由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的，有效期一个月。首批持证上岗的街头艺人所涉表演领域包括演奏、杂技、魔术、手工等。针对这项新举措，静安区的市容绿化局、公安分局、 城管、市场监督管理局等相关部门也组建了专门的组委会，对没有资质的人员和对违反规定的行为进行管理。这是街头艺人这个职业首度合法化，也是国内首次将街头艺人纳入城市管理的尝试。     

        早上六点起床跑步、跳绳，回来看书，下午在家做无氧运动，到了晚上练习水晶球或魔术，也动笔写写小说。这就是上海首批持证街头艺人之一、33岁上海小伙陆昕一的一天，他将之形容为“日复一日都差不多。”偶尔，他也会在微信中分享某次聚会。“我没有女朋友，不抽烟也不喝酒，依然过着比较清苦的生活。”他告诉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做一个艺人一定要忍受和享受孤独，“很多时候陪伴你的只有水晶球。”他想了想说，“尤其在练习的时候，身边的任何人都是多余的。”

        不过，因为“持证”，这半个月来陆昕一的日程上多了一条：逢周二、周四和周末下午一点，背着一大包道具去静安嘉里中心广场表演。他很庆幸自己在“没有盼头”的日子里依然坚持每天健身、保养皮肤和练习表演。“一直以来，我的收入都是不可控的，但我可以控制我的体重、体形和表演水平。”夜幕降临时，他会在朋友圈截图路人给他的信息。有人说：“在忙碌和烦躁的时候能见到你的表演，给心里留下了印象之外更能缓解压力，哪怕只有一瞬间。”还有人说： “今天本来真的很不高兴的，本以为魔都的‘魔’是魔鬼的‘魔’，现在觉得是magic（魔法）的意思。”“这是我最大的收获。”陆昕一感慨，作为城市街头艺人，哪怕只有掌声，也不是那么落寞。

        在“持证”之前的日子里，陆昕一靠接商演生活。一场商演的费用大概是1500元到2000元，但商演机会的来临毕竟是被动的，有时一周里接踵而至，有时一个月只有一次。“更关键的是，如果我要静心练习，就没办法经常商演。”而相较商演，街头表演在陆昕一看来就自由得多。2012年，他有一段在马来西亚做街头艺人的经历，“时不时给马来西亚的警察塞点小费”。但回国后，别说塞小费，他甚至不敢在上海的街道摆上收小费的帽子，只能做一些公益性的街头表演。“我很理解在交通要道做街头表演会带来困扰，所以我尊重这里的秩序和管理。”他叹了口气说，“但只要我能站在那里，我就能生存。”

        持证艺人之一、当了七年街头艺人的殷凯也不排斥商演，但他坦言，生活中的大部分收入还是来自街头表演。“现在起码没有人赶你了，以前被赶是常态。”殷凯向澎湃新闻形容自己做街头艺人的日子“冷暖自知”，一方面生活充满了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生存压力。“可我也是自由的，可以掌控我的时间。”和陆昕一相似，他也遇到过令他感动的观众。“我被城管、警察都赶过，但也遇到过在一旁静静听我唱歌、还给我钱的警察。”

2014年10月27日，上海嘉里中心广场，上海首批持证街头艺人之一李雄刚在制作易拉罐工艺品。

澎湃新闻记者 刘瑾 图

众议：街头艺术如何与城市管理相融合？

        获得许可持证上街表演的第一个周末，两天时间，陆昕一在静安嘉里中心广场的表演收入约为1300元。“很多人会把我那周末的收入乘以15，得出街头艺人的月收入。”陆昕一苦笑道，“他们不知道，周一到周五每天表演的收入，往往只够我当天的来回路费和一碗牛肉面。”

        陆昕一告诉澎湃新闻，街头艺人的表演受季节性影响很大。“这次持证表演试行期只有一个月，一个月后就是冬天，手会冻到僵硬，怎么表演水晶球？”除了冬天三个月，夏季的梅雨期、三伏天都是陆昕一表演的低谷期。他曾算过，如果街头表演是正职，尽管高峰期月收入过万，但一年下来月平均收入大概只有3000元。 “若要缴税， 是按月收入还是年收入？”陆昕一笑言：“我很愿意缴税，但能不能也有相应的社保和医保？”在陆昕一的潜意识里，街头艺人应尽快纳入“合法化”管理，获得和其他职业一样的待遇。

        就在去年11月，香港油尖旺区议会决议旺角行人专区的街头艺人表演由原本一周开放7天缩减至只开放周六、日和公众假期，主要原因是旺角街头艺人的表演严重扰民。那时，香港中文大学2013级新闻学硕士生Amanda Yang及其小组成员曾对香港街头艺人进行走访调查。她告诉澎湃新闻：“香港目前对街头艺人也没有持证制度，一位花式足球表演者就自我比喻为‘过街老鼠’，表演时间受限后，很多香港街头艺人都坚持不下去了。也有议员将那次决议说成‘赶绝年轻人的谋生方式’。”

        对于香港旺角街头艺人的表演“受限”，陆昕一则表示理解：“就像这次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在筛选时会留意排除唢呐、萨克斯、高音歌唱这些容易扰民的项目。”他认为，“管理”不能简单和“限制”画上等号：“如果不规范时间和地点，一是扰民，二是容易造成街头艺人的恶性竞争。”

        不仅如此，陆昕一认为，街头艺人亟需合法化管理的关键，更在于街头表演水平的参差不齐。“比如中国人常问，街头艺人和乞讨者有什么区别？拉着不着调的二胡乞讨、或在地铁放音乐假唱算不算卖艺？”陆昕一略激动地说，“我觉得街头艺人的合法化至少应该有一个门槛——有艺可卖。”没有管理门槛，街头艺人的自由开放对陆昕一而言反而是一场噩梦。“如果人人表演都可以算街头艺人，那么那些坚持几年日积月累的艺人怎么办？大家还会接受街头艺人吗？”

        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委员罗怀臻也告诉澎湃新闻，在现代城市，管理对于街头艺术与城市秩序的相融是必需的。“每个人的自由都是以不妨碍他人自由为前提。”早在2004年，在担任上海市人大代表时，罗怀臻就以“街头艺人管理”为题提交了一份议案。不过，具体的管理规划并不简单。据《解放日报》报道，当时上海市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就此召开专题论证会，现场相关单位涉及文化稽查、文化管理、城市管理、市容管理、公安、交通、税收等多个职能领域。罗怀臻向澎湃新闻表示：“这需要一个过程，所以这次（八位街头艺人持证上岗）的试行具有破冰意义。之后的情况，也要看试行的实际效果了。”

        “未来的理想状态是，城市空间中凡是可以艺术表演的地方，都能有真正的街头艺术。” 罗怀臻如是说。

2014年10月27日，上海嘉里中心广场，上海首批持证街头艺人之一美国人保罗·伯兰杰为路人制作气球工艺品。 澎湃新闻记者 刘瑾 图

借鉴：台北如何管理街头艺人

        “每个城市对于街头艺人的管理都不一样。” 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会长韦芝表示，“因地制宜，合适就好。”她认为，上海要打造国际文化大都市，街头艺术是重要组成部分，但要严格规范。上海市演出行业协会用了一年时间寻访了100多位街头艺人，最终甄选出8位有资质的艺人并发放“证书”。韦芝告诉澎湃新闻：“我们努力为真正有演艺水平的艺人提供一个生存环境，但他们生存的关键在于两个：一是才艺，二是行人。”

        “台湾街头艺人教父”、台湾街头艺人发展协会理事长张博威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台湾文化部将各市街头艺人的管理权下放到各地方文化局。其中，台北市政府早于2005年颁布了《台北市街头艺人从事艺文活动许可办法》，取得表演许可证的街头艺人，可以在办法规定的范围内持证上岗。

        “因为街头艺人要在公共空间表演，所以必须通过严格审核。” 张博威介绍，台北市目前开放超过70个公共空间供街头艺人表演，人行道宽度超过8米，表演时间一般从早上9点到晚上10点。在表演内容及形式上，台北并没有做“门类”上的限定，但对表演质量有很高的要求。不管是什么才艺，艺人需经过严格考核才能持证上岗。

        台北艺术大学教授曾介宏曾表示，台北街头艺人考试每年举办两次，考试分为表演艺术、视觉艺术和创意工艺三类。考试时每人只有三分钟的表演机会。张博威向澎湃新闻证实如此：“考试通过率在20%以下。有的手工艺表演，因为容易和流动摊贩混为一谈，通过率甚至低于1%。”

        就目前看来，“考证难”并没有打压街头艺人的积极性。台北市共颁发了约1100组街头艺人执照，据张博威介绍，其中多数艺人年龄在50岁以上，他们可以自由选择做兼职还是全职艺人。“不同于欧美有上百年街头艺人文化的城市，华人圈在过去容易把街头艺人和乞丐相提并论。” 张博威，“今天台北的街头艺人不可同日而语，你会看到有律师、医生、大学校长来考证。”尽管如此，他还是感觉华人世界的街头艺人规范还有一段长路要走。

        持有澳大利亚街头艺人证书的张博威介绍说，澳大利亚“住商分离”，所以周五和周六晚上，街头艺人在市中心的表演时间，能从晚上十点延迟到午夜十二点。“又比如在伦敦，艺人在地铁里、大英博物馆前表演，他们会很自觉地避开紧急逃生路口，也会自觉控制音量。这和当地人的文化自觉有关。”

        六年来，张博威还在努力推动“街头艺术中心机构”在台湾的落地。“这应该是一个专为街头艺人设立的机构，最好由政府设立。”他希望这样的机构在大陆、香港、澳门也能成立。“或许人们会觉得台湾街头艺人管理这块已经做得很好，但其实不少地方文化局里只有一个身兼数职的人在负责这件事。”他告诉澎湃新闻，“每次街头艺人考证都是由地方文化局负责，但是99%的表演场地又是由交通局负责。”他希望就只有一个部门统一管理街头艺人的全部事宜，“不仅负责考证、管理、还要提供艺人的文化素质和专业表演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