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共产党，“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

台湾作家蓝博洲，从27岁那年起，开始接触到那段尘封于地下的台共党人历史。

        3个月后，蓝博洲用一本书来介绍这三个名字：原名张梗的张志忠是中共在抗战后派往台湾组建中共台湾工委的四名党员之一，曾批准当年的李登辉入党，44岁时被国民政府枪决；出身南通富户而投奔革命的季沄，29岁时殒身台湾，尸骨至今下落不明；而他们的儿子杨扬，3岁后没见过父母，21岁时被发现死于台北一家小旅馆。“没有人会想到，这座寻常的坟墓竟然埋葬着一段不为人知的传奇而悲壮的台湾近现代史，以及被黑暗的历史侵夺的一家三口的悲剧吧。”在《台共党人的悲歌》的结尾，在全书依靠档案、文献、口述、回忆录的对照呈现之外，蓝博洲终于感慨了一句。

        初稿完成后的将近20年的时间里，随着新材料的披露、新的当事人采访，以及作者对“二二八”事件、“五〇年代白色恐怖”调查的深入，《台共党人的悲歌》前后修订、增补了6稿。2012年在台湾出版，今年7月大陆版面世。“如果没有作者长达十多年的调查、寻访和研究，除了留在白色恐怖时期的官方档案中的名字，他们或将永远沉没于黑暗之中。”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在序言中写道。

        1987年初，蓝博洲开始为这些名字正名时，台湾尚未解禁，在《台共党人的悲歌》初稿中，他以鲁迅《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的句子表达期待：“将来总会有记起他们，再说他们的时候的。”而20年之后，台共党人仍是“两岸历史中的失踪者”。在台湾，无论蓝绿的历史叙事中他们都下落不明：一面是国民党统治的直接反抗者，而另一面，其反抗行为的理念与愿景，却无法被吸纳为民进党“台湾人的台湾”的叙事资源。而在大陆，在二战与冷战影响下的地缘政治想象中，学界似已习惯台湾似是而非的位置，比如台湾现代史总是身份尴尬地另辟一章；至于民间，如今则更乐意以“民国遗风”或“好山好水好人好小吃”理解那个他者般的对岸。

        “把握这段历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对于中国大陆年轻一代来说，更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在《台共党人的悲歌》新书发布会上，汪晖说。他期待本书在情感上、知识上、思想上能突破“双战”带给两岸的隔绝，“发掘这段历史，不但是对先烈的纪念和致敬，也是今天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思考突破双战构造的方式的可能性。”

“杨扬之死”的多种讲法        

        最早讲述杨扬之死的是作家柏杨。1968年1月26日起，他连续三天在台湾《自立晚报》专栏发文，记述他为这个自杀青年处理身后事的情况。

        这年元旦柏杨接到检察官消息，一名嘉义青年死于台北一家旅社，疑似服毒，年仅21岁。唯一的遗书却留给这名以针砭时弊著称的作家。柏杨努力回想，记起杨扬这个名字曾于去年来信，询问免服兵役的条件。当时柏杨曾回信建议其咨询政府部门，并以他的理解，鼓励这个想摆脱兵役的年轻人“要受得了苦才算英雄，否则只能算狗熊，同时不能太愤世嫉俗”。

        遗书里唯一的要求，是让华南银行董事长刘启光为其火葬。虽地位悬殊，但杨扬行状颇为张扬，动辄“刘启光小子”，且透露刘与其父张志忠相识，只是“吾父被执法后，该小子从未到过我家，料想为我花一点钱也不感到心疼才对罢！”

        对刘启光，柏杨笔法春秋。他与检察官上了刘家，刘夫人虽一时口误“不像他的字迹”，却又否认相识；而刘启光首个电话里以“打秋风”作了定论，当晚却再次致电柏杨。如果柏杨那个时候没有在巷口与人下棋，或许还能解开些许杨扬故事的谜团，但当刘启光听说柏杨不在，便匆匆挂了电话。

        柏杨并没有揣摩这名早年的农民运动积极分子、如今的金融巨鳄的内心戏。相比追究事件中的扑朔迷离，他更忙着抒发青年早逝的感慨，接连发表《杨扬之死》、《心情沉重》和《一时想不开》三篇文章，“他如果死前跟柏杨先生联系联系，听听我吹吹大牛，或许现在正活蹦乱跳地追女朋友矣。”

        因为柏杨的文章，杨扬父母的一些难友知道了他们唤作“小羊”的孩子的死讯，但不久柏杨因翻译漫画涉嫌“侮辱元首”、“通匪”而被捕。杨扬这个名字再度出现于公众视野，一直要到27年后。1995年，原国民党“国防部军事情报局特勤处主任”、“少将主任审查官”谷正文的《白色恐怖秘密档案》出版，这名曾参与策划“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的国民党高级特务头子，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多次提到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杨扬。

        1949年末，谷正文曾亲手逮捕了杨扬的父亲、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委员兼武装部长张志忠，也因此，当时不到3岁的杨扬先与被捕的母亲季沄一同关押在保密局，后被叔父张再添接回嘉义老家抚养。在谷正文笔下，他是疼爱杨扬但并不为其理解的“谷叔叔”，当然书中与事实有出入的细节不胜枚举，比如称杨扬入狱时已经10岁，后来被保密局一位同事收养。

        谷正文用了大量笔墨演绎杨扬与刘启光的关系。在他描述下，长大的杨扬沾染了逃学、抽烟、喝酒、赌博、偷窃、嫖妓等“一身恶习”，欠下外债累累，而凭借父母临刑前在他衣领中缝入的一封写给刘启光的密函，他屡屡要挟刘以索要钱财。但几次之后，密信被刘启光毁去，穷途末路的杨扬因负债过多而上吊自杀。

        这种说法引起了作家蓝博洲的质疑。在《台共党人的悲歌》中，他给出了另一种说法：曾与杨扬及季沄同一个牢房的难友许金玉介绍，杨扬服兵役时贪图轻松，希望转去做文书工作，因此掉入国民党圈套，将被派去大陆做情报工作。得知消息后，父母的老难友们力劝他不可行，乃至边说边哭，“他知道问题严重了，可不知怎么甩开问题，很痛苦。后来，他就没再来找我们。”

        刘启光本来可以再给出另一个讲法：当张再添从嘉义赶来台北收殓唯一的侄子时，检察官也要求他一同拜访刘启光，刘启光私下请他单独来华南银行聊聊。但两个月后，刘就带着秘密去世。因此于张再添，他所能解释的部分，不过在柏杨问及为何父亲姓张儿子姓杨时，他解释杨扬的祖父本姓杨而入赘张家，杨扬从祖父姓。

        当然，1960年代，面对柏杨的张再添不得不有所隐瞒。在当时环境下他无法公开，他的哥哥张志忠是一个不得不多次改名易姓的地下工作者，在户口本上用的名字叫杨春霖。事实上，杨扬也有另外一个名字：张思中。

        这个名字没有被忘记。1967年12月底，杨扬给张再添写了最后一封信，流露了诀别之意，他给叔叔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闭目沉思‘中国’的一切，我热爱它。”      

开掘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        

        杨扬的故事到此为止，但是，“杨扬到底为什么要自杀？”

        “我没办法讲得太清楚。”蓝博洲说。他在调查中得出的结论是，杨扬要被国民党被派去大陆做敌特工作，内心矛盾而无路可走，只能自杀。但本书台版出版后，有读者发现，杨扬平日里给叔叔的信件，字迹与最后的遗书相差甚远，因此怀疑杨扬并非自杀，而是被杀后捏造遗书，以此钓鱼刘启光。受此启发，蓝博洲找到法医朋友，希望重新调查杨扬之死，但得到的回复是，这么多年前的案子，基本没有可能了。

        “我追查不下去，所以我不能讲明他是他杀还是自杀，因为没有证据，只能讲到他没有路走了。”蓝博洲说。

        被历史的迷雾所笼罩、拚尽全力也无法突围，在蓝博洲追寻被遮蔽的台共党人的20多年里，这种感觉他已熟悉不过。然而张志忠一家的故事，在他看来仍是其中最艰难的一个。“一方面是全家都已经去世，没有直接的当事人讲述；另一方面，张志忠是一个非常成熟的地下工作者，隐姓埋名，非常低调，几乎没有照片留下来，要找到他的事迹非常难。哪怕是国民党的档案里都有不确的地方。”蓝博洲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

        张志忠原名张梗，1910年出生于台湾嘉义一户赤贫农家。与1920年代的许多台湾学生一样，14岁的张志忠在大陆读中学，并开始投身学生进步运动。日据时期他一度回到台湾宣传、发动共产主义运动，被捕后通过装疯卖傻被遣送还乡，后伺机脱逃前往大陆参加抗战。

        抗战胜利后，张志忠携新婚妻子季沄秘密回台，参与组建中共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担任委员兼武工部长，领导海山、桃园、新竹等地的工作。“二二八事件”后，张志忠接管东石乡的拘留所，释放犯人，并继续组织嘉南群众武装斗争。1949年12月31日，张志忠被捕，数次坚拒蒋经国劝降，于1954年3月被执行枪决。

        当时中共派遣来组建台工委的共有4名党员，在1950年前后全部被捕，其中三人“转向”，唯有张志忠不屈而被杀害。“中共在台湾的地下党的组织、活动与溃败，恰恰是从张志忠抵达台湾而展开，并以张志忠的牺牲为结束。”蓝博洲感喟。

        更让他感慨的是，这样一个台湾战后史中的重要人物，资料却惊人的稀缺。上述看似简单的人物小传，是蓝博洲在历史的空白之处，一个一个细节地亲手抠出来的。除了对亲友、事件相关当事人的直接采访，以及他们提供的信件等一手材料，为了还原、充实张志忠与季沄的生命史，蓝博洲大量使用了各类档案文献、回忆录等。不仅有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也有基于不同立场的单方叙述，如一个侦探。蓝博洲将搜罗来的证据逐条罗列并比照，抽丝剥茧，结合具体情况，推出最合理的可能。

        如老台共领导人谢雪红的丈夫杨克煌的《我的回忆》中，对于台工委成立及工作中，多处提到张志忠。但蓝博洲的引用却相当审慎，通过与《吴克泰回忆录》比照，以及补足当时老台共内部分歧的背景，在多方视角叠合之下，来推论张志忠的真正活动。

        又比如张志忠的被捕时间，哪怕是逮捕张志忠的谷正文，或国民党安全局、调查局等的报告中，说法也并不统一。蓝博洲将说法一一罗列，根据信源的可靠程度进行分析与排除，又根据季沄在狱中的家书所提到的时间，最后判断是1949年12月31日。

        季沄的家书，是整部《台共党人的悲歌》中最少使用材料互证的部分，对待材料严谨到近乎刻板的蓝博洲，似于此放松了下来，展现了难得的柔软。季沄1921年出生于南通一户银行家庭，在孤岛时期的上海，就读于暨南大学的她加入了地下党，1946年被组织派往台湾工作，1950年被捕后牺牲，年仅29岁。季沄在狱中与张再添的妻子多次通信，信中这名共产党人的着眼难免婆妈，从小孩穿衣吃饭，讲到家当洗晒处置，充满着对生活细节的关照。甚至还给南通父母写了家书，赞台湾环境好、气候好，“大人们如有游性，将来可来观光。”

        在蓝博洲看来，季沄这样的女性，走上革命道路的选择是与整个中国命运息息相关的。“个人生命的悲剧性结局，恰恰是历史决定的宿命吧！”

        汪晖认为，尽管容易在形式上将《台共党人的悲歌》与蓝博洲早期的报告文学作品联系起来，但该书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著作，有其明确的目标：处理‘二二八’事件中共产党人的活动及其历史定位问题。而蓝博洲将自己的调查过程也纳入叙事的方式，在汪晖看来，比通常的历史学著作的形式更能呈现发掘历史真相的艰难过程。“这是一部被埋藏在地下的台湾现代史，其中贯穿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殖民地民族民主运动等复杂线索。作者的详细勾勒和考订清楚地说明：若抽取了这些复杂的线索，台湾现代史便不能成立。”

侯孝贤的电影《悲情城市》中，梁朝伟所饰的文清的命运，与蓝博洲在《幌马车之歌》中书写的历史颇为相似。

“我撞见的历史和别人不一样”        

        很多人通过蓝博洲的文章，第一次知道了台共的地下活动，知道了“二二八”不等于白色恐怖，更知道了在中国的解放运动与现代进程中，台湾并未自外。以导演侯孝贤的说法，蓝博洲是先驱，他用过一个更为著名的比喻形容蓝博洲：“历史就是要有像蓝博洲这般一旦咬住就不松口的牛头犬。”

        在侯孝贤筹备《悲情城市》期间，因为读到蓝博洲的《幌马车之歌》，梁朝伟所饰的老四文清的命运，一个知识青年可能在那个时代所遭遇的一切，径从那段模糊微妙的台湾史中落地。

        但在作家本人，长时间独自与历史的雾障搏斗，他感到的不仅是孤独，还有自我怀疑。小时候他就老思考一个问题：“我的脑袋是不是跟别人不一样。”

        1960年出生于苗栗的蓝博洲，是接受国民党反共教育成长起来的一代，固然也对反共宣传画、电视剧中的水深火热的大陆人民感到同情乃至恐惧，但或许因为“脑袋不一样”之故，他总有自己的疑问，比如“大陆人只能吃香蕉皮”的故事里，他直觉发问：“那香蕉谁吃了？”

        15岁时他立志做一名作家，休学读遍了小镇图书馆的藏书。在自我启蒙的几年里，蓝博洲孜孜寻找“人为什么而活”的理由，从存在主义读到宗教典籍，都没有让他彻底信服的答案。倒是1977年开始的乡土文学论战，影响这名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旗帜鲜明地投入到对吾土吾民的再认识中去。

        19岁出门远行上大学，父母千叮万嘱“不要参加运动， 不要谈论政治，不要去人多的地方”，然而蓝博洲还是成为最积极的“运动者”：大学毕业后当了两年兵，回来继续办杂志，虽然很快被封，但仍影响了一批“野百合学运”中的学生领袖；1986年，他支持民进党组建，为其早期代表朱高正助选，并参与了很多工人运动；1987年2月，当他积极参与建设的工人组织遭到挫败时，一位前辈建议他进入《人间》杂志：“不要浪费你这支笔。”

        这本以登载纪实文学、摄影为主的杂志由台湾左翼作家陈映真创办，关注底层与弱势群体，报道被国民党政府视为“黑暗面、禁忌或本土色彩浓厚的题材”。尽管只撑了47期，对台湾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起云涌的学生运动、社会运动却影响甚巨。著名摄影家阮义忠的代表作《人与土地》里，很多图片即是他在《人间》杂志担任特约编辑时的作品。

        蓝博洲1985年服兵役期间就因小说《丧逝》获“时报文学奖”（《中国时报》设立的文学奖，在台湾文学和世界华文文学中颇具影响），“在那个还有报禁的台湾，得到时报奖就相当于登上了文坛。”他向澎湃新闻解释。前辈担心他热衷社会运动将荒废文学，建议他以《中国时报》副刊《人间》为平台兼顾两者：“你这支笔要是现在不拿，将来再捡起来会很重。”

        但这个文学新星的第一篇职务作品就遭到挫败。蓝博洲加入时正值“二二八事件”40周年，为了与台独派争夺历史解释权，陈映真希望《人间》做一个纪念专题。蓝博洲跑遍台湾采访，写出了报道却被打回，在54岁时，他可以从容反思：“没有接触到历史的核心，既没有足够的材料，也没有核心人士的采访。”

        很长时间内，“二二八事件”在台湾属于禁区，处于无名状态。蓝博洲原本对此的知识储备，只是少时听乡间老人隐约提及“国民党杀台湾人、外省人杀本省人”，后来他在作家吴浊流的自传小说《无花果》里——这本书因涉及此节一出版就被禁——印证了坊间谈闻的真实性。而当这个楞头青凭着一些道听途说去敲受害者家门的时候，很多人如惊弓之鸟，连门都不敢开。

        尽管退稿时陈映真仍鼓励蓝博洲“写得不错”，但又热血又骄傲的年轻人当时“就不想干了”。进退未决时，马克思主义读书会的一个朋友为他找来一本军方印发的描述“二二八”的小册子，“我印象非常深，在第56页，写了一个台大的学生领袖的情况。我想，如果把他的故事写出来，就应该能够完成报道。”蓝博洲向澎湃新闻回忆。

        蓝博洲向陈映真引荐的老政治犯林书扬求援。林不了解这个学生领袖，却介绍了另一位相关者——毕业于台大的郭琇琮：这名出身望族前途光明的中共台北市工委书记也曾参与“二二八”，1950年32岁时死于白色恐怖。一个星期后，27岁的蓝博洲见到了郭琇琮的遗孀林至洁，听到了她流利地背出丈夫留下的最后一张字条：“至洁，请交代爸爸妈妈，把我的尸身用火烧了，洒在我所热爱的这片土地上，也许可以对人们种空心菜有些帮助呢！请勇敢地生活下去。”

        “那几年参与社会运动，我也见识了其中的一些人物。在我觉得台湾已经找不到理想主义的时候，我听到了郭琇琮的遗言，忽然发现前辈的台湾人是这样子的，我当然被吸引、被震撼。我当时就想，这辈子其他事不做了，小说不写了，我也要把这样的一些人记录下来。”蓝博洲向澎湃新闻回忆，“我忽然明白了人为什么而活；我忽然明白了不是我的脑袋和别人不一样，是我撞见的历史和别人不一样。”

斗风车的骑士抑或提供了心理治疗

        在蓝博洲的报告文学序列中，《美好的世纪》算不得最高成就。从技术与功力而论，这只是一个热血青年的试水之作，而在影响与传播上，也不及后来的《幌马车之歌》等，但对作家本人来说，之所以有现在这个54岁、须发渐白、激情却一如青年的蓝博洲，只是因为在27岁那年，他听了郭琇琮的故事。

        他至今记得当时采访的场面：林至洁为这个故事准备了40年，谋篇布局乃至标题段落，她全部安排妥当只顾道来，对此毫无知识储备的年轻人只能有闻必录。但时不时记完一段发现没下文，他抬头一看：老太太正又怔忡又疑惑地看着自己呢。

        这是1987年3月，台湾解严前4个月，跟一个素昧平生的青年讲“二二八”与“白色恐怖”，可能令真相大白天下，也有可能令自己再度入狱。后来蓝博洲知道，林至洁一边观察这个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年轻人，一边破釜沉舟般给自己鼓气：“就算他是国民党派来的，我也要讲，就算被用进国民党的资料里，至少也能有人看到、有人知道。”

        《美好的世纪》发表在7月的《人间》杂志，尽管蓝博洲的稿子一挥而就，但出版社为了规避风险，拖到快解严才刊发。这部报告文学为观察“二二八事件”提供了新的视角。在当时国民党的不肯正视讳莫如深、独派诉诸“外省人杀本省人”的解释路径之外，蓝博洲介绍了台共党人在台湾民族民主运动中的存在与作用，将台湾的民族民主运动纳入整个中国的革命史、现代史当中。不仅使很多出生于白色恐怖之后的台湾人知道了那段历史，也使更多的如林至洁一样的亲历者，辗转找到这个青年，主动要来向他介绍那些消失于白色恐怖中的名字及故事。因为影响巨大，这一期杂志被警备总部大量收购，总编也被找去喝了咖啡。为了全力钧稽沉隐，蓝博洲辞去了在《人间》的工作。

        紧接着的课题是寻找钟浩东。这位基隆中学校长因刊印共产党地下刊物《光明报》而被捕杀害，蓝博洲以一年时间的采访，写成《幌马车之歌》。相比《美好的世纪》主要依托林至洁的口述，在第二部报告文学中，作者处理材料与史实更为成熟自如，在文学构思上也更体现出自己的风格：以钟浩东在《幌马车之歌》歌声中走出牢房前赴刑场的场景开篇，将他的生命以八个乐章的结构来展示。

        这部报告文学破格获得了“洪醒夫小说奖”，被选为1991年《联合文学》十大好书第一名，侯孝贤不仅将其化用进了《悲情城市》，更以此演绎了《好男好女》的戏中戏部分，蓝博洲在其中也出演了角色：同钟浩东一起赴大陆抗日的台湾医生萧道应。

        当年蓝博洲采访时，钟浩东的遗孀蒋碧玉强调不能提及《光明报》这个敏感词，但蓝博洲还是拂了老人的意。出版后蒋碧玉有些生气，蓝博洲认为，“生气是因为恐惧”，他向蒋解释，一方面时代已经变化，另一方面，如果不写《光明报》，读者就无法了解钟浩东的真正事迹与时代背景，而这种不了解，正是台独派正在利用的。

        除了在台湾收集、探访，蓝博洲也是身在大陆的台共党人的最早采访者、记录者。1990年，蒋碧玉回大陆寻找抗战时送走的儿子，蓝博洲跟着她第一次到了大陆。在北京，他采访了参与“二二八事件”的台共核心成员吴克泰等人。李登辉当年加入台共，就是由时任中共台北市工委委员、台北学委会书记吴克泰介绍，而由张志忠批准的。

        “他们本来不想跟我讲，但因为我在台湾已经做了几年的采访，对这段历史有了一定的积累。当他们发现我可以对话、可以讨论，乃至有些事情知道得比他们还清楚的时候，就愿意跟我讲。不过他们有交代，有些事暂时还是不要写出来。”蓝博洲回忆。而这里的“有些事”，终于在2000年李登辉下台之前，被蓝博洲写进了《共产青年李登辉》。

        这本书不仅遭到李登辉专文反驳，也被支持李登辉的书商们联合抵制、拒绝上架，原封不动地退了回来。事实上，从事独立调查、写作的20多年里，蓝博洲所能获得的经济回报相当有限，除了早期的《幌马车之歌》外，其他作品虽然获奖频仍，但销量基本难破两千册。蓝博洲长期处于经济窘迫之中，四处流徙，在苗栗乡下住了10年，至今也无房无车，一家四口租住在台北郊区的一个小套间里。以至于每次出去做采访时，他都暗下了决心：这一定是最后一个了。

        但“最后一个”的名单不断加长，每次采访时，听到别人的故事，感到对方的信任，看到老人们说出了藏了几十年的秘密后强抑住的眼泪，他又觉得“还是值得的”。27年里他证明了，每个斗风车的骑士真正需要面对的，其实还是时间和自己。

他这一生一直在写一本书        

        在《美好的世纪》后记中，觉得自己找到人生目标的青年蓝博洲留下了雄心壮志：“透过历史的调查，我胜过了绝望，超越了恐惧，在一个又一个从历史的烟尘中洗涤而重现出来他们的名字，新一代的台湾青年，得以把已经颠倒过去的历史重新颠倒过来，找到充满希望与活力的、新的身份认同。”

        为了这个目标，20多年里他出版了《寻访被湮灭的台湾史与台湾人》、《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消失的台湾医界良心》等10多部报告文学作品，也拍摄过相关纪录片《我们为什么不歌唱》。随着新的当事者口述材料越来越少，他将相关历史背景、事件演化为小说题材，40万字的《藤缠树》曾获2002年《中国时报》年度十大好书奖、《联合报》年度最佳书奖，而最近他还将推出小说《台北恋人》。

        纵观蓝博洲的作品系列，你会发现他一生只在写一本书：中共曾在台湾做了什么，又为什么会在台湾失败。这本大书以1946年张志忠登上从上海到台湾的轮船为序幕，蓝博洲20多年的人物志，都可以领衔书中的某个章节。当时台共在短短4年内，发展了岛内1000多名台胞加入共产党，最初的骨干多为医生、作家等精英人群。蓝博洲反复书写的郭琇琮们、吕赫若们的故事，只是为了证明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有着坚定的身份认同，乃至为此殒身不恤：台湾人是中国人。高潮部分是《幌马车之歌》里的钟浩东，因为刊行《光明报》被国民党政府发现，暴露了地下党组织，台共党人如多米诺骨牌逐个倒下。而到了尾声，又由张志忠作结，这位台共领导人因拒绝变节最后在1954年被杀，临刑前却还叮嘱狱友“不要大家都去当烈士”，虽然多年之后杨扬的死，像是这句遗言的空空荡荡的回响。

        不忘历史，着眼的还是当下与将来。蓝博洲一直强调介入，参与各类社会、政治运动，乃至因为不满台独派，他还曾在2003年竞选苗栗“立委”，竞选口号曰：“让一个作家进立法院，为受苦的人说话。”侯孝贤当时还以《儿子的大玩偶》造型出现，为其站街助选。

        当然，这名总共只有300万新台币竞选经费的候选人，以失败告终。在新书发布会上，他也感慨自己的书在台湾越卖越少。时代在变，他所致力的“颠倒之颠倒”，是基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反共教育，但他的下一代们，却是在“去中国化”的历史话语中成长起来的。相比蓝博洲这一代人念兹在兹的家国情怀、主体认同，下一代的台湾青年看似卸下了蓝博洲们以为永将传承的使命。

        连蓝博洲自己的儿女也不能于外。蓝博洲的儿子在少年时曾读遍父亲的所有作品，但因为被同学嘲笑读这些东西如外星人，最后他选择成为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

        蓝博洲理解这样的青年与这样的社会，但在他自己，斗志却一如往昔。当澎湃新闻问及，虽然他的这类历史叙事在台湾出现已久，独派却依然把持话语权的现象时，他回答说：“他们可以骗一时、骗一部分人，但我把事实摆出来之后，他们的说法其实是讲不下去的，就像在他们的喉咙里放一个咽不下去的鸡肋，非常痛苦。我的书在政治上最大的作用就是在这里。”

        当然，读过汪晖为《台共党人的悲歌》写的两万字长序，蓝博洲也感慨：“如果在岛内多一些像汪晖这样搞思想、理论的朋友，在我的调查、写作后面做理论的斗争，那我想今天的局面是不一样的。但台湾搞理论的只是喜欢说‘这个话出现在马克思文集的第几页’。”

        而在大陆学者看来，蓝博洲以一人之力所做到的，已足以让大陆研究界、统战部门所惭愧。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院长徐博东认为：“大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本像样的写台湾地下党的著作，网上发表的一些文章都是东拼西凑，有些完全走样。西山的台湾地下党的纪念碑，名单相当不全面，不是在充分、扎实地研究台湾地下党的基础上做的。我们大陆研究台湾地下党远远落在蓝博洲先生的后面，这是大陆应该感到惭愧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