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学人政策坊二】从机制到理念：中美亚太竞争未必是坏事

        中美在亚太能否合作共赢？

        如果说东北亚安全、中日岛争、南海问题是推动中国一路向西战略的外因，那么中美关系是这些外因背后的推手。亚太区域合作呈现出“经济活跃、政治选边”的特点，这与环太平洋国家“经济靠中，安全靠美”的结构是互相嵌套的。

        中美关于亚太自贸区的路径竞争也随着本次APEC的召开又成为热门话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与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以“亚太区域合作的问题与前景”为主题举办了第二期“外交学人政策坊”，参加讨论的学者认为，中美在亚太的机制竞争背后其实是理念的竞争，中国要在竞争中坚定“发展”的目标，找到符合亚太国家需要的发展道路。

        政策坊参加学者：

        陈子雷（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东亚经济研究中心教授）

        焦世新（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

        宋国友（上海高校智库“亚太合作与治理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韦宗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

        张昕（华东师范大学地区发展研究院师资博士后）

        刘阿明（上海社科院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潘晓明（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美经济竞争未必是坏事

        宋国友： 目前中美之间在贸易、货币、亚太主导权等方面竞争态势明显。这种竞争存在对亚太合作意味着什么？

        首先，竞争会影响包括中美在内的地区经济合作。从经济学角度来讲，竞争对于亚太未来的经济合作是一种正向的刺激，刺激资源分配和效率提高，只不过从中国和美国的角度来看，竞争的优势被遮蔽了。

        第二，从中美之外的第三方来看，除日本之外，其他国家很可能乐于看到中美之间可控的竞争。中美两国所提供的地区公共产品为第三方提供了更多选项，他们能够自行选择加入哪一边，最后得益者显然是第三方国家。

        很多中立国家都是等着中美来出价，他们选择加入任何一方提出的地区经济合作倡议。因此，东盟、澳大利亚、韩国、日本等都处于“站队”的过程，这就给中国带来一种困扰：为什么经济影响力不能转变为安全影响力？

        在竞争中，中美之间谁更能获得优势？我的看法是，中国更能获得优势。

        第一，地缘优势。如果中国能在5到10年后提升自身经济力量，比如经济总量翻一番、把目前一些很好的经济倡议推行下去（例如互联互通），那么中国目前的周边地缘纷争劣势就会在那时转化为地缘优势。

        第二，美国究竟能够继续给这个地区提供什么样的公共物品？目前，中国处于实力上升阶段，相对来说，美国正在衰落，美国的财政实力很难支撑起美国的霸权。

        第三，如果没有竞争，也就没有比较。中国向周边国家提供的一系列贸易金融投资体系、各类制度规则的设立，如果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被证明确实是能有助于其他国家，那么无疑美国提供的制度劣势将会越来越明显。

        在现实情况中，如果中国真的能够通过亚投行的存在来告诉其他国家，我的利息比你更低，提的要求比你更少，我能够给你更大的帮助，那么其他国家在AIB和ADB的选择中，自然会选择AIB，此时中国力量就能体现出来。再例如，TPP和RCEP的竞争中，中国认为适合东亚国家的机制就是好的，时间一长，他们会发现中国的经济体制确实能帮助自己发展，这在无形中就能增进中国的地区影响力，不仅包括硬影响力，也包括规则上的影响力、制度上的影响力。

        所以我认为，中美经济竞争对中美两国来讲可能不是一件坏事。

        焦世新：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中国越来越表现出很强的意愿去推动地区合作，而美国的亚太战略本身就是旨在塑造整个东亚地区的合作进程。域内大国的经济合作发展到一定程度，如果在安全关系上不能有所突破的话，那么恐怕经济合作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下一阶段，安全合作对于亚太大国来说，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问题。

        如果安全问题解决不了，以后各国对相对收益更加看重。最终会使得经济合作无法深入。

中美文明与制度的共治？

        宋国友：中美并不像冷战时期基于军事实力、关系到生死存亡的美苏，中美两国是一种和平时代的大国竞争，如果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能够真正建立起来，美国可能会反思原来的制度设计，制度的融合未必不能成为可能。

        有一种观点是，全球经济的失衡导致再平衡，这包含了中国哲学理念：不可能一直走两端，美国是一端，中国是另一端。随着彼此的经济互融，中美经济都朝向中间的形态演进，中国会引入更多市场机制，而美国也会增加政府力量。最后的结果是，两国中的任何一国不会在孤芳自赏的情况下一家独大，而是彼此惺惺相惜。

        张昕：那就……在一起了？

        刘阿明：新型大国关系的新解释……大国惜大国？

        宋国友：出现这种意义上的中美共治可能是最好的结果，并且这不是以权力划分为特征的中美共治，而是文明形态和制度规则的共治。

        陈子雷：中方希望“不冲突，不对抗”，美方的回应是“既合作又竞争”。

中等强国选边的逻辑

        宋国友：日本、印度、韩国、澳大利亚都没有加入亚投行，这就引发一个问题：像这些中等强国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的时候，分别是什么态度？立场，策略是什么？如果我们只把眼光放在柬埔寨、老挝、缅甸这些国家，而不去研究上述中等强国，可能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亚太，中等国家能发挥非常大的作用。从TPP谈判国家中很清楚地可以看到，美国是抓住这些中等国家。中等国家为什么会选择和美国在一起？它们对中美新型大国是怎么看的？

        陈子雷：我们的小兄弟是“赤脚”的，他们是“穿鞋”的。但新加坡是铁了心是要参加亚投行的。韩国是想参加的，但美国给它很大的压力，没能扛住。澳大利亚是最麻烦的，在军事安保上是美国的准同盟，在亚投行和贸易上，中国和澳大利亚很难谈。这还是所谓的政治倾向和价值观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澳大利亚旁边的新西兰，中新FTA签了，因为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中也存在问题。所以我提倡我们不妨尝试也搞一个环太的升级版FTA。中国仍然有诸多的政策选项。

        潘晓明：我们和美国、日本都想保持一种和平的关系，我们的心态其实没有变，但实际情况是，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原有的体制建设者维护者，对中国崛起感到深深的不安。宋老师提到我们是否能建立制度上的融合？在这些国家的价值观和优越心态下，它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关于亚投行的国际报道就可见一斑。

        美国日本怎么想，怎么反应，我们是没法控制的，我们能控制的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想要什么？中国国内的改革应该做什么，相应地在国际上我们能做什么来维护国内的改革目标？特别是别人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能作何反应？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可以做好的。

        张昕：到底如何界定中国所主导的一系列新金融安排的性质？是世界银行的融资规模不足、或是亚洲开发银行投资规模不能满足亚洲国家金融需求，而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后，建立出一个额外补充的平行机构？还是说这一机构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新变化？

        目前在亚太地区美国中国各自主导一套贸易机制，以中国主导推动的机制在形式上有替代体系的特征，但是目前出现了一些第三方国家试图两边都站队的表现，那么这可能说明中国自身还是处于原先的体系内，其主导推动的体系和美国主导的体系在本质上没有太大区别。

        那么，如果中国主导的体系有可能成功，那么它成功的制度基础、甚至是哲学基础究竟为何？这也是一个问题，但实践层面现在我们还处于一个刚起步阶段，还需要时间进一步观察。我想，如果在相关理论上再深挖一下，可能对我们现在关注的实际问题，比如亚洲开发银行与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之间的关系、几种平行的贸易机制的性质、几种机制之间究的关系等等问题带来更有意思的视角。

        刘阿明：亚太区域合作现在呈现一种乱象，在乱象中思考可能要抓住一条主线：到底中国的亚太区域合作的战略目的到底是什么？

        好比说，我觉得在原有体系里已经成长到足够大，我可以另拉一伙人建一个体系，哪怕我这个体系现在不如美国强，但是我觉得可以试一试。

        还是说权衡下来，满足于在既有体系中继续成长？

        如果确定了战略目标的话，那么中国对TPP的认识，对RCEP的规划就是另外一个路子。我们把RCEP弄得和TPP越来越像，最后大家也就融合了，这是一种。

        但如果是要另组一个体系，那RCEP和TPP的对抗以后会越来越明显。

        陈子雷：10+3中国还能主导，10+6就难了。我想这就是日本把印、澳拉进来的主要目的。

        宋国友：有个有趣的说法是，TPP要成功，必要抛开日本，RCEP要成功，必要抛开印度。各做减法，减一个就能成功。

        张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要建立的是不是一个平行体系？这个平行体系是不是新的？现在还太早，看不出来。如果以现在出现的金融机构的平行体系看来，我们还不知道亚投行在实践中会有什么样具体的制度安排，到底只是贷款利息高低的差别呢，还是在贷款的分配以及后期更长远策略的安排与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有本质的区别，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陈子雷：美国虽然不欢迎亚投行，但是只要还是拿着美元搞投融资，美国就一点也不担心。

中国能否为亚太合作注入新理念

        韦宗友：中国人喜欢和谐、和平，希望平等。关键是这些价值能否落实，通过制度加以实施。

        陈子雷：谈到和谐，中国传统的和谐关系主要是基于君、臣、父、子这样的儒家思想，他们之间的关系虽然不平等，但是却并不影响构筑整体和谐的社会关系。这些主体之间有着严密的社会分工，各司其职，承担着各自的社会义务。现在我们提倡的和谐主要还是基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国际关系。现在的主要问题是，世界能否接受中国的文化？

        宋国友：我们的外交就要实现“精准营销”，对不同国家要有不同定位。

        刘阿明：既要有精准定位，也要有普遍性。我认为在现在所有理念中，最重要的就是“开放性”，这里的开放是指包容，比如我们要匹配TPP理念:高标准、全包括、范围广、面向21世纪，在经济方面的区域合作要“去政治化”。

        潘晓明：这个理念应该是能向亚太国家推行的。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问题，我们的价值是什么，我们提倡的制度又如何在亚太国家间创造新的经济平衡。我们要考虑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谋求什么样的利益？无论是什么FTA，还是最近的AIIB，怎样才能实现我们的达到利益，包括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我们能满足对方多少诉求？

        另外，我们如果想领导整个亚太地区，我们未来能将亚太地区引领到哪个方向？我们要以更实际、最大限度发展经济动力的眼光去看待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发展。

        （“外交学人政策坊”是澎湃新闻“外交学人”栏目发起的一项外交政策研究交流活动。旨在给学人同行创造机会进行跨学科讨论，共同提高研究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