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厅|城市史话②：君王的都城，百姓的市井

        设有宗庙是成为都城的必要条件：“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传）。而天子，必须居于天下之中、都城之中：“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史记•周本纪》）、“王者必居住天下之中”（《荀子•大略篇》）。确定了宫城的选址，再来安排各大主要建筑的布局：“面朝”——三朝（外朝、治朝与燕朝）位于宫城的中轴线上；“后市”——市位于宫城之北；“左祖右社”——祭祀皇族祖先的宗庙置于宫城之左前、象征五方国土的社稷置于宫城之右前。（《考工记•匠人》）

     

        对“中”的重视，是为了彰显天子的威仪；将“宗庙社稷”并提，是为象征政权的正统——血统尊贵，且生生不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般的布局思维还不够，还要以“九”为至尊的城市规模体系来加持，“以大为贵”，“以多为贵”，“以高为贵”（《礼记•礼器》）！总而言之，都城的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都要全方位多角度地突出皇权统治的高大上：必须位于正中，必须做到最大最高最宽最多最辉煌。把宫城规划妥当，再来安置官署、宗室及高官府邸，最后才轮到居民区。

        于是，汉长安城把三分之二的面积留给宫室、宗庙和官署，一个长乐宫6平方公里（《长安志》），一个未央宫5平方公里（《西京杂记》）（汉长安仍遵循先秦时期的城市布局模式：王室贵族居所及官署位于城内，百姓则居于城外的郭内）。唐长安宫城4.2平方公里、皇城5.2平方公里（《唐代长安城考古纪略》）。后建的大明宫小一点：3.2平方公里。唐代虽然宫室面积比不过汉代，街道却宽得可以：最宽的朱雀大街足有150-155米（参考：现代主干道宽度约40-60米）。曾经出现过上万人聚集在某十字路口看热闹的场面，足见唐长安的街道之宽，不同凡响。     

        

        对后周世宗柴荣（921-959）来说，这些都属于“别人家的”都城。他即位时的东京汴梁是这样的：到处都是违章建筑。居民“侵街”以修建自家房屋，导致大部分道路才十几到二十步宽（约20-30米），皇帝的车都开不过去。东京的皇宫是在唐宣武军节度使衙署的基础上加以营缮，局促程度可想而知。他的父亲郭威治时，曾仿照长安城设立了宫城和皇城：“以明德等门为皇城门，启运等为宫城门”，但仍未达到宫殿应有的水准，占地应该连1平方公里都不到。（北宋皇城“周回五里”《宋会要辑稿》）。

        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四月，柴荣颁布了建筑外城的诏书《京城别筑罗城诏》，在李勉所筑的唐汴州城外围“别筑罗城”，新城周长达四十八里二百三十三步，比原有州城扩大了四倍。这份诏书恳切有之，平实有之，从文字里看不到只想着巩固王权的冷面帝王，却是一个以满足市民需求为己任、对城市建设周全考虑的温柔市长。

        在诏书中柴荣首先写道：“惟王建国，实曰京师，度地居民，固有前则。”第一句话就亮出“度地居民”的考虑。他进一步阐明扩建的原因：“都城因旧，制度未恢，诸卫军营，或多窄狭，百司公署，无处兴修，加以坊市之中邸店有限，工商外至，络绎无穷，僦赁之资增添不定，贫阙之户，供办实艰。而又屋宇交连，街衢湫溢，入夏有暑湿之苦，冬居常多烟火之忧”。是的，都城已是旧了，军营狭窄，官署也无处修建。外来的商人越来越多，可店铺有限，供不应求，租金于是一天高过一天，给贫困的商户带来诸多不便。对于普通市民来说，由于房屋连绵成片，街道狭窄不堪，到了夏天，居民有暑湿之苦，冬天又有火灾的隐患。于公于私，都得扩建都城：“将便公私，须广都邑。”

        柴荣还慷慨给予百姓充分的建设自由。在新城之内，待官府分划了街巷、军营、仓场和官署所用的地段之后，“即任百姓营造”，以满足百姓自己生活的需要。在显德三年六月下达的《许京城街道取便种树掘井诏》中，柴荣更是细致地为道路的宽窄和绿化做好了安排，他将街道划分为不同等级，允许两侧居民在相应的退线范围自行绿化。“其京城内街道阔五十步者，许两边人户各于五步内取便种树掘井，修盖凉棚。其三十步以下至二十五步者，各与三步，其次有差。”（《册府元龟•帝王部•都邑第二》）此举看似稀松平常，可要知道在当年的唐长安城，在大街上种树是明令禁止的。（《唐会要》：唐代宗广德元年（763）下诏：“城内诸街衢，勿令诸使及百姓辄有种植。”）

        柴荣没有搬出《考工记•匠人》给天子的特权，言语之间未曾有半句提及扩建宫室。他所思虑的是城市发展的实际需求，而不是礼制给都城下达的要求。在他眼中，都城不只是帝王一个人的家。既然它早已承载多重功能，那么就应该客观体察各种功能所衍生的需要，让所有的居民得以在此安居乐业。在柴荣这次关键的营建行动中，经济和民生被响亮地提了出来。这是东京城不同于以往都城最突出的一点：它的建设理念不再是由上而下、树立等级、确保统治；而是自下而上、结合需求、体恤民情。

        柴荣开明得惊人。他的远见卓识不仅突破了礼制束缚，其先进程度更可谓超越了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生活在一千多年前的柴荣，规划起城市来竟然逻辑分明、次序得当、张弛有度。他简直像是一个接受了系统规划教育的专业人士，丝毫没有草根出身、戎马生涯的封建君主的影子。首先，他注重公共机构的安置，进而合理安排街道的层级及宽度，而非盲目照搬古制。在规划建设的同时，他细致、同时也是开创性地为城市绿化留出了空间。在充分考虑工商业发展需求的基础上，他还为草市划定了合理范围，为仓储预留了用地。不似隋唐长安先划定“坊”和“市”的围墙，规定住宅必须建于坊内，商店必须建于市内。在所有的诏书里，柴荣都没有提及坊墙的修建。这为后来坊市制的彻底瓦解埋下了伏笔。

        显德五年（958），柴荣正式给新城的各个城门赐名，标志着此次筑罗城的圆满完成。经济命脉—河渠的疏浚问题也没有逃过柴荣的眼睛。显德二年，柴荣疏浚汴河；显德四年四月，下令“疏汴河入五丈河”；显德五年三月又疏浚汴口，连接汴河与淮河；显德六年二月，“立斗门于汴口”“导汴水入蔡水，以通陈、颍之漕”“浚五丈渠东过曹、济、梁山泊，以通青、郓之漕”（《资治通鉴》）。自此，以汴河为中心的漕运网络开始正式显现出它的格局，不仅能效力于军事需要，更能助力经济发展。这一切都为后来的赵宋王朝所用。宋太宗晚年时曾说：“东京养甲兵数十万，居人百万，转漕仰给在此一渠水（指汴水）”（《续资治通鉴长编》）。紧接着，柴荣大笔一挥，允许居民沿着汴河兴建邸店、楼阁以接待外地客商、存储货物。大将军周景威率先应诏，在汴河边兴建巨楼十三间，并因此得到了柴荣的嘉奖。

        宋太祖建隆三年，赵匡胤参照洛阳宫室对皇宫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扩建，之后仅有局部增建。自此，东京城稳固了宫城、内城、外城三套方城的格局。四条主要河流，蔡河、五丈河、金水河和汴河，形成四通八达的水系。“两纵一横”三条主要轴线，则集聚了主要城市功能。御街是为政治纵轴线，从宫城正南的宣德门，经由朱雀门，贯通州桥和龙津桥，绵延至外城正南的南熏门，分布有主要的中央机关。御街最宽处可达三百米，由宣德门起、州桥止，实为御前皇家小广场。即便如此，这条御街也不复以往街道光秃秃的面貌。除了中心的御道不让人马行走外，御街两侧设有荷花渠，渠旁柳树成荫，柳树旁的凉廊一度允许市民在内摆摊叫卖。宫城东北的马行街一带是属于商业的纵轴线，上元灯节之际各位可千万不能错过这里。横向是为汴河轴线，这里集中了各种商铺邸店，成为东京城最繁华的商业带，并一直延伸到城外。

        同样值得一提的是，在东京城内按照“左祖右社”的规制是找不到宗庙和社稷的。郊社在尚书省以南的横街西端，太庙则位于景灵东宫东门大街的东端。两者之间，相距甚远。

        即使到了北宋，侵街现象仍然层出不穷。朝廷一次次下旨严厉打击，甚至强拆权贵的违法建筑以警示市民，可依然挡不住侵街的浪潮。到了宋徽宗崇宁年间，朝廷懒得管了，转而征收“侵街房廊钱”（《宋会要》），索性将侵街建筑合法化，从中还能有所进账。至于坊墙，更是无处寻觅。本来就没被认真对待的夜禁也被宽限、进而取消，只有热闹非凡的街市从不睡去。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朝廷下诏：“天下士庶之家，凡屋宇非邸店楼阁临街市之处，毋得为四铺作、闹斗八”（《宋会要》）。《考工记•匠人》的刻板规定又一次被漫不经心地挑战：在我们大宋朝的京城，只要是临街的邸店和楼阁，都可以采用以往宫室才允许的规制建造。京城的壮丽不再只凝结在帝王家，而是从容走进每条街巷，驻足在每个普通市民的抬首一瞥中。连古老的“官民不相参”都被打破了，中央机关大多分布在御街两侧，和城市其他功能融合在一起——秘书省对街是酒楼，御史台南面的街上卖果子；官员也大都散居民间，那些住在外城的官员们，还得眼巴巴地早起等着城门开启，好进城上朝。

        说实话，东京城确实有些拥挤。也许有些人还会觉得略市井，似乎和宏伟、壮丽、天威之类的辞藻联系不到一起。可它是开放的，宽松的，自由的，可亲近的，让人幸福的，便利的，有人气的……是属于每个市民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皇帝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天子，而是可爱的“官家”（宋朝对皇帝的称谓）。每逢节庆，官家还会亲自登上宣德楼、或前往金明池与民同乐。周礼要求的“亲亲”“尊尊”的社会，还好在这个朝代得以暂时忘记。

        于是在某个平常夜晚，曾经被包拯喷一脸唾沫、被某臣下拉住袖子不让走的著名好脾气官家宋仁宗正在宫里熬夜加班。他突然听见宫外丝竹喧笑，便好奇地问身边的宫女：“是何处如此欢乐？”宫女没好气地回答道：“当然是民间的酒楼啦。官家您听，外面多热闹啊，哪像我们宫里，冷清成这样。”仁宗安慰宫女说：“正是因为我们冷清，他们才能热闹。要是我们这里像他们那般热闹，他们就该冷清了。”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治国与营城，大约真是一回事吧。

        参考文献：

        1.贺业钜. 《考工记营国制度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1987.

        2.杨宽. 《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3.周宝珠. 《宋代东京研究》. 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9.

        4.久保田和男. 《宋代开封研究》.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0.

        5.李合群. 《论中国古代里坊制的崩溃》. 社会科学. 2007年第12期. 132-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