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学先驱任乃强：贺龙进藏曾找他画地图

        任乃强，中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撰有《西康图经》开了康藏研究的先河，他也是“格萨尔学”研究的先驱。

        任乃强从事的并不是书斋中的学问，乃是经世之学。1934年他利用中西地图、文献以及自己入藏区深入考察的经验所得绘成百万分之一的康藏标准全图和西康各县分图。从1927年刘文辉接管西康至1936年西康建省，任乃强对康区建设提出了诸多建议。1950年解放军进军西藏，贺龙苦于没有军事地图便找到任乃强，他在康藏全图的基础上为解放军赶绘出进军必需的地图。

        9月19-21日，2014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学术研讨会在成都召开，我前往旁听。借这一趟来蓉的机会，我提前约了四川省社科院的任新建先生请他谈谈父亲任乃强。

        约定见面的这一天，成都飘着点小雨，我在社科院的大门外等任先生。任先生是1939年生人，之前不曾见过他，看远处朝我走近的人，一点不像70多岁老人，我犹豫着上前打招呼，并报上家门：“我是澎湃新闻的记者……”老人微笑地点头应着，即问：“澎湃新闻？是上海的那个新闻网站吗？”我有点小惊讶。“您有在关注澎湃新闻呀？！”“对的，我看的。我电脑、微信都用的。”他很愉快地回答。

        我们一边聊天，一边走到社科院背面的一条小街，街旁的桂花香扑鼻而来。任先生带我走入一个带着小院的茶馆“三棵树”，他本想坐在户外，这样可以闻着桂花香。无奈下了点雨，气温略低，街对面是条马路，车来车往。于是我们挪步进了茶馆内厅，挨着窗边坐下来，两杯素毛峰开始了我们的访谈。

任新建在甘孜藏区考察。

        

        任先生大学时期在南京读军事工程，毕业后分到西藏工作。因为父亲当时的“右派”身份，不久，他即转业到甘孜藏区，做社会文化工作。1975年，他正式做了父亲任乃强的学术助手和学生，开始专攻康藏历史文化。1984年，任先生调入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创立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承继家学，颇有成就。目前，他仍作为四川社科院康藏学科的首席专家在做藏学方面的研究工作，同时也在整理任乃强生前所撰回忆录。

        聊起父亲任乃强，面前这位亲切的老人有说不完的话。     

任乃强父子合影，摄于1987年。

        

        任乃强的大学是在北京农业高等学堂（今北京农业大学）读的农业经济地理，但他后来的研究涉及藏学、史地、舆图、教育等诸多领域，他喜欢实地考察并绘制地图，还写过《张献忠》这样的历史小说。

任乃强受张澜资助去北京读书

        在任建新眼里，父亲的聪明劲儿就像祖父。

        任新建的祖父是个武举人，因为牵扯到袍哥、义和团的事情，被抓进监狱。原本家里还有些薄产，但是为了要营救他，家里人就变卖家产，打点狱卒。最终，把人救出来了，家道也就败落了。

        “祖父很聪明，他会烤酒，但他并不是为了从卖酒中获利。他是一个农本思想很重的人，烤酒是想发展养猪业，养猪可解决肥料，最终达到副业与粮食双增收。祖父的酒厂就在田边，稻子收了，就进酒厂发酵；烤了酒以后，酒糟拿来养猪，猪粪用来肥田。稻田、猪圈、酒厂距离不远，非常方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今天所谓的‘产业链’。他是个有创举的人，我父亲就像他了。”

        凭借父亲颇为聪明的经营，原本惨淡的日子好过了些，任乃强也读了小学。后来，随着父亲的离世，家庭经济又陷入困难，任乃强只能辍学回家。如果没有张澜的资助，任乃强无法继续学业，更遑论后来的成就。

        “我父亲能继续上学，要感谢的人一个是张澜，另一个是他的大哥。当时张澜是川北道道尹，在县城办了新式小学，他觉得我父亲不读书可惜，就给他免学费、食宿，让他去读。当然还是会产生些费用，父亲排行老幺，他大哥在家种田，听老师这么说，觉得家里可能会出个读书人，竭力支持我父亲读书。他跟我父亲说，你不读书可惜，我就是累死也要供你读书。后来，他就是干庄稼活太累了，吐血死了。我父亲一直很感恩于他，后来工作了首先把大伯的儿子接到家里，待遇胜过亲生儿女。”

        任乃强接触到的第一本地图是张澜拿给他的《支那疆域地图》。这是张澜留学日本时购买的书。书里的地图是用圆锥投影法绘制的现代地图。任乃强看了书后，自此开始对地图的酷爱，他一生不仅自已测绘了很多地图，还千方百计地收藏了许多中外地图。

        中学毕业后，张澜再次慷慨解囊，召集南充的头面人物支持任乃强去北京读书。

        当时，张澜在南充搞地方自治，需要培养青年才俊。于是，他决定挑选年轻人，资助他们出去读书。与任乃强一起受资助去北京读书的还有张鼎铭、王恩洋。

        “张澜的设想是，我父亲史地和生物的功底好，可以搞经济地理，从事经世致用之业；张鼎铭数学好，可在科研方面出成绩；王恩洋擅长哲学，可为培育社会风气效力。” 他们后来都不负张澜先生的期望：张鼎铭成为享誉世界的数学家，王恩洋成为著名的佛学家。任乃强则成为卓有成就的历史地理学家、藏学家和教育家。

        “到北京之后，我父亲原本想考北大，因为只知道北大。但北大没有地理系，另外一个有地理系的学校当年不招生，等第二年开课还要花费不少钱。于是，父亲就报考了北京农业高等学堂学了农业经济地理。”

        北京的学术氛围很好，经常有讲座。中国地理学会的白眉初、翁文灏在另一个学校讲课，任乃强经常走十多里路去听课。他绘画地图的本事就是那时候学会的。

        

        任乃强行走川边康区，寻山脉、探水源、察民情；可以说，他是当时学者中最熟悉康区情况的人。所以，1950年贺龙进军西藏前要找专家咨询就找到了他。任乃强能有机会、有条件进入康区源于刘文辉在西康的经营以及他对任乃强才能的看重，不过，任老先生对刘文辉却有另一番评价。

        

任乃强谈刘文辉：有知遇之恩，但无意深交

        从北京农业高等学堂毕业后，任乃强回到南充帮张澜办四川第一所新式中学——南充中学。任乃强是教务主任，同时教授“乡土史地”课程，1928年他把讲义整理成书《四川史地》。这本书是任先生利用历史文献并结合自身在四川盆地的考察经验写成，书中附有自绘历史地图多幅，出版后曾被多所高校作为教材。写作中令他颇感遗憾的是，川边地区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方面资料非常缺乏，当时他就萌发了去西康考察的强烈愿望。

        恰巧这一年，刘文辉因为打败了刘成勋，接替他掌管西康，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川康边防总指挥。当时胡子昂在刘文辉军部的边务处主事，他是任乃强在北京农业高等学堂的同学。当时正负责帮刘文辉组织专家考察西康，筹画边政。他写信给任乃强说，我给你提供一切条件，请你来考察。

        “这对我父亲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当时张澜受南充军阀排挤，去了成都当大学校长。我父亲面临两个选择，要么随张澜去成都，要么接受胡子昂的邀请去西康考察。最后，我父亲选择了去西康。”

        任乃强考察川边时，胡子昂给他申请了经费，并委任他一个军部“边务视察员”身份，交给了两个任务：一是从经济地理的角度，了解边区的物产、人口、边民生活习俗的情况，二是考察当地的吏治和土司宗教情形。除此之外，任乃强就随着自己的兴趣对川边的历史地理做全面了解，测绘地图。

        “高原地区空气稀薄、行走困难，为了方便，他随身只带了个气压表和六分仪，到一个地方就到最高处，测海拔，绘山脉、河流的地图。每考察完一个地方就写一份考察报告，附一幅地图。然后经由胡子昂转给刘文辉。我父亲有一句话是说他自己的：登山必登其巅，涉水必溯其源。他一辈子穿长袍，你想穿着长袍带着工具去高原跋山涉水多不容易，但这是他的兴趣。”

        “父亲跟刘文辉直接的交往并不多，很多时候是通过胡子昂，但是对刘文辉也有一定的认识。他曾提到一件事情：胡子昂带他去见刘文辉，当时很多人在等着见刘文辉，按理说要等很久。但刘文辉知道我父亲来了，就直接让他先进去了。他跟我父亲说，你的考察报告我每篇都看过，我还从没见过一个像你这么踏实的人。我非常重视你的意见。”

        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比如，在西康建省这件事上，任乃强的建议对最终形成西康建省的决议起了很大作用。但他原本并未被列入西康建省委员会中。当时所有的委员都是军政首脑人物兼任的，任乃强作为唯一一个白衣学者位列其中，全靠刘文辉竭力推荐。委员会中原本有个老官僚张铮病故。刘文辉听说后，立即就致电国民政府，力荐以任乃强替补为委员。“他对我父亲说，西康建省你有很多想法，所以一定要请你来襄赞建省大计。”他还在大会上对其部下说“不要不服气。我们这些人很多不懂，建省还是要依靠任氏这样的专家 ！”

        就此而言，任乃强很感谢刘文辉对他的欣赏和重视，但是他对刘文辉的评价并不高。“我父亲觉得刘文辉就是个军阀政客，虽然他对自己很赏识，但自已并不愿与他深交。”

        

        1927-1928年，任乃强首次考察川边，徒步走遍川边11个县，完成各县考察报告并绘制地图。据任新建介绍，父亲就是在此考察过程中，与当地土司的女儿罗哲情措结婚的。婚后，夫妇感情甚笃，在罗哲情措的帮助下，任乃强最早将《格萨尔王》翻译成汉文介绍到国内。

        1931年开始，任乃强陆续撰写《西康图经》“境域篇”、“民俗篇”、“地文篇”三本巨作，这部书后来被学界称为“开康藏研究之先河”的经典。其中“民俗篇”的很多内容是罗哲情措依据作为藏人的生活经验帮助完成的，迄今仍是康藏人类学、社会学研究中最具影响的作品。任乃强对地学别有热情，他凭借自己的考察测绘数据，以及古今、中西图籍，绘制完成了第一部康藏地图。基于这样的研究，解放军和平解放西藏之前，贺龙即找到任乃强，请他为解放军进军西藏赶绘地图。

        

任乃强与藏族夫人罗哲情措      

贺龙进军西藏，最先找的专家不是任乃强

        谈及任乃强，大概所有的访谈、回忆都会提及他为解放军进军西藏赶绘地图的事情。但其实，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

        “实际上，贺龙一开始找的专家并不是我父亲，是李安宅先生。李安宅是1927年的老党员，社会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学生。他长期留美，曾经受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到藏区做考察。当时，华西协和大学是教会学校，用庚子赔款建成的。华西协和大学有社会学系，有华西边疆研究所，李安宅被聘为社会学系的主任，同时任华西边疆研究所的所长。”

        “李安宅的夫人是于式玉，她是陈云的妻子于若木的二姐。于式玉的大哥于道泉也是藏学家，1950年他在中央民族学院做教授，这之前他也是在北大、北京图书馆工作。他是第一个教藏文的教授。解放军部队南下的时候，于道泉就向贺龙介绍过，说华西边疆研究所这边有人才，可以为进军西藏提供帮助。所以，贺龙最先找到的是李安宅。”

        此外，贺龙咨询的另一个人选是法尊法师，他是研究佛教的，曾到过甘孜，也入藏学习过。所以，对西藏、藏传佛教很了解。

        这两位可以为解放军介绍西藏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但是他们并没有历史地理方面的研究。解放军进军西藏，一方面要了解民情，另一方面，更重要的，也是让贺龙很着急的一件事是需要大比例尺，且有等高线的地图。于是，李安宅就给他们介绍了任乃强先生。

        “那时候，我父亲在川大教书。当时康藏地图的草图他已经画好了，这是用圆锥投影法分幅绘制的地图。成都解放的第二天，贺龙就派人找到我父亲，急急忙忙地开车把他送去了西南军区贺龙那里。”

        贺龙调拨了自己和收编的两个测量队人员给任乃强先生派用，花了18个昼夜，在康藏全图基础上赶绘出进军西藏的全部地图。关于这段经历，任乃强先生1981年写过一篇《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的文章详述。

        就这样聊了两个小时。任新建先生带我去他府上里看了任乃强的晚年手稿。其中有几册任乃强先生的回忆录，详尽地记载了他漫长而传奇的一生经历，实在爱不释手。

摄于1985年，任乃强晚年笔耕照。任乃强1940年代手稿（1）        任乃强1940年代手稿（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