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生死 | 中国地狱的演变

        记得早些年曾经看过一部名为《十殿阎王》的电影。电影中由刘德凯扮演的男主人公用一面宝镜先后将其岳母、岳父和妻子收入镜中，以致被收者永远都不能超生。在男主人公死前，他妻子的鬼魂从宝镜中逃脱出来，一心要救父母灵魂于苦厄之中。后经高僧的点化，方知要想破除掉宝镜的法力，只有遍受地狱的诸种酷刑方可成功。对女主人公来说，最为严酷的事情，莫过于要经受阿鼻地狱永远炼魂之苦的考验。为了解救父母，女主人公最后义无反顾地投入了阿鼻地狱。由于影片拍摄时间较早，地狱中的酷刑并没有得到集中展示。但电影中的恐怖氛围，至今仍让人心存余悸。

        其实，地狱观念并不是传统中国原本就有的。这一观念，要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才逐渐形成。当然，地狱观念得以成型，也与中国传统的灵魂不死观念分不开。从考古发掘来看，灵魂不死的观念至少在旧石器时代即已存在。在有文字可考的殷商时期，殷人即已相当重视祖先的祭祀。流传下来的甲骨文字，有相当一部分是殷商敬天法祖的文本印记。在殷人头脑之中，人死之后将成为鬼，继续在另外一个世界过活。不过，这个世界究竟如何，殷人还是懵懵懂懂的。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鬼魂生活于坟墓中的观念越来越清晰。“黄泉”的观念，在这时的社会上得以流传。有学者认为，“黄泉”观念是地府观念的源头，也是后世地狱观念得以出现的基础。

        到了西汉时期，灵魂不死的观念继续发酵。人们对于灵魂观念的看法，又有了新的变化。人死之后，魂魄分离，魂上升于天，魄则下降入地成为鬼。汉代的人们，对于彼世的认知也越来越清晰，并逐渐萌生出了泰山府君执掌地府的观念。在地府之中，泰山府君拥有着一整套的官僚机构。泰山府君的信仰，在此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也成为了后世东岳大帝信仰的滥觞。

敦煌彩绘地狱十王经变图（局部）中，被帽地藏菩萨，右手执锡杖，半结跏坐于莲台上说法。两侧分别跪坐十王。来自宝华寺网站

        东汉后期，佛教传入中国，并开始对传统中国的地府观念进行改造。佛教“阎罗王”的观念，开始与原有的泰山府君并存并相互影响。到了三国之后，佛教地狱思想传入中国，为传统的地府带来了因果思想。在这个时期，十八层地狱的观念渐趋出现。经过魏晋南北朝以及隋唐时期佛教的迅猛发展，一系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观念终于在唐朝成型。在与道教思想的相互融合下，泰山府君的观念渐渐式微，代之而起的“十殿阎王”观念得以定型。据记载，画圣吴道子曾在长安绘有巨型的《地狱变相图》，极尽地狱众生相，对当时的生活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地狱变相图》后来毁于战火，并没有能够流传后世。

        唐代成型的“十殿阎王”，分别是秦广王、楚江王、宋帝王、五官王、阎罗王、卞城王、泰山王、都市王、平等王和转轮王。十王分居于十殿之中，各自统领一应僚属并分管一定数量的地狱，共同统辖着地府。按照佛家经典，人在故去之后，需要历经十王勘验生前的功过是非，并接受相应的惩罚方能转世投胎。唐末形成的这一阎王观念在此后不断嬗变，阎王也逐渐向人格神转化。从隋唐到宋代，不断有著名的历史人物成为阎王，如民间所流传的“四大阎王”中的韩擒虎是隋朝的大将，包拯、范仲淹和寇准则是宋代的名臣。

        到了明清时期，“十殿阎王”的观念日愈盛行。大量的明清文学作品，均有集中体现。最为突出的，莫过于《聊斋志异》了。在《阎罗宴》条中，天津静海的邵姓书生为母亲庆祝生日，在庭院中摆下豚蹄和酒水进行祈福，不意转瞬间即“肴馔皆空”。后来邵生途中遇到五官王，才明白摆下的用品为五官王所享用。为了酬谢邵生，五官王设宴招待邵生，并报以“白镪一裹。”

        与此同时，明清时期的阎王形象也越来越平民化。像在《聊斋志异》中，凡是正直无私、颇具肝胆的人物都有做阎王的可能。如《阎罗》条中的莱芜秀才李中之、《李伯言》条中的沂水人李伯言、《阎罗薨》条中的魏姓经历。这些人在平时与常人无异，却拥有不为常人所知的在阴间断狱的能力。并且，当事人要对此守口如瓶，不能外泄。否则，就会有杀身之祸。《阎罗薨》中的魏姓经历，就是由于经不住巡抚某公的央求，带同巡抚审狱不幸殒命的。

        地狱观念对生人所具有的影响，无疑是其潜在的强大震慑作用。这种震慑，是通过地狱的酷刑来充分展现的。关于十八层地狱，目前存在着很多说法。总体来看，各说之间大同小异。综合各种说法，这十八层地狱一般为拔舌狱、剪刀狱、铁树狱、孽镜狱、蒸笼狱、铜柱狱、刀山狱、寒冰狱、油锅狱、牛坑狱、石磨狱、火床狱、碓捣狱、血池狱、枉死城狱、磔刑狱、刀锯狱与阿鼻狱。世人的每一种恶报，在阴间都对应着一种刑罚。比如，生前如果妄语，将堕入拔舌狱；与人通奸，则将堕入寒冰狱。仅从这些名称来看，就已让人不寒而栗。如若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些刑狱的细节描写，则更是让人心生恐怖。

        在《聊斋志异》之中，并没有对十殿阎王的各自职责进行清晰划分。在很多篇章之中，都是用“冥王”来代替。不过，对于刑狱的描写，却显然在《聊斋志异》中占据了相当比重。具体来说，蒲松龄用了相当的笔墨描写了火床狱、刀锯狱和油烹狱等刑狱。比如，席方平因为父申冤开罪冥王，先后遭受了火床和刀锯的刑狱。书中是这样描写的：

        “冥王益怒，命置火床。两鬼捽席下班，见东墀有铁床，炽火其下，床面通赤。鬼脱席衣，掬置其上，反复揉捺之。痛极，骨头焦黑，苦不得死。……冥王又怒，命以锯解其体。二鬼拉去，见立木，高八九尺许，有木板二，仰置其上，上下凝血模糊。……鬼乃以二板夹席，缚木上。锯方下，觉顶脑渐辟，痛不可禁，顾亦忍而不号。……锯隆隆然寻至胸下……俄顷，半身辟矣。板解，两身俱仆。”

        一般来讲，火床狱与锯刑狱并不在地府同一殿中。蒲松龄将其合写，显然是为了撰写所需而有意为之。在《聊斋志异》一书中，蒲松龄还描写了其他刑狱，都是非常出彩的。特别是《续黄粱》对曾孝廉梦入油锅狱与刀山狱的描写，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更是首屈一指。

        “见鼎高七尺已来，四围炽炭，鼎足尽赤。曾觳觫哀啼，窜迹无路。鬼以左手抓发，右手握踝，抛置鼎中。觉块然一身，随油波而上下；皮肉焦灼，痛彻于心；沸油入口，煎烹肺腑。念欲速死，而万计不能得死。约时许，鬼以巨叉取曾出……鬼复捽去。见一山，不甚广阔；而峻削壁立，利刃纵横，乱如密笋。先有数人罥肠刺腹于其上，呼号之声，惨绝心目。鬼促曾上，曾大哭退缩。鬼以毒锥刺脑，曾负痛乞怜。鬼怒，捉曾起，望空力掷。觉身在云霄之上，晕然一落，刃交于胸，痛苦不可言状。又移时，身躯重赘，刀孔渐阔；忽焉脱落，四肢蠖屈。”

        从唐到清，地狱观念的传播与流衍，是个非常有意思的题目。换句话说，地狱观念是如何渐趋深入普通民众之心的，显然值得去努力探索。应当说，地狱观念的传布，与政府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与此同时，民间俗文化的推波助澜也势必起到了不可替代的推动作用。蒲松龄对地狱酷刑的描写，除了受前期文学作品的影响外，与民间传说以及丰富的想象力是直接相关的。甚至可以说，地狱观念之所以深入古人之心，是历代政治与社会集体运作、精英文化与俗文化共同作用的产物。这样说，可能并不为过。

        政府与社会互动的一个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历代城隍庙的修建与维续。在传统中国的城镇之中，都会建有规模不等的城隍庙。城隍，是维护一方平安的神灵，同时也是统辖地方生死的神圣。在城隍庙中，只要条件允许，都会祀有十王殿。殿中除了塑有令人恐惧的各色鬼王、鬼卒外，还塑有十八层地狱中的部分场景。也便由此，城隍庙成为了“十殿阎王”和地狱信仰最为直接的展示和教化的空间。

        净空法师曾经回忆，在其幼年时曾被母亲带着到城隍庙礼香，并忆及看到拔舌地狱等恐怖场景。在他看来，这些都构成了他幼时启蒙教育的重要内容，对他此后的人生观产生了重要影响。净空法师的话，无疑点出了地狱观念对于传统国人的影响所在。从历史上来看，因果报应之说，在很大程度上规训着传统时期中国人的思想与行为。这种宗教性的自我约束作用，有着不同一般的效力。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原则》一书中，曾经对宗教的功能进行过详细讨论。在他看来，宗教对于规范个人行为以及维护社会稳定上均具有积极作用。在传统中国，地狱观念就有着这样的作用。

        只不过，在二十世纪中国追求科学与富强的道路中，地狱观念与因果报应思想成为了现代国家与政府执政者必要肃清的障碍。对阴间地府有着直接呈现的城隍庙，先后在民国时期和新中国成立后遭到大量的拆除。与此同时，在文教宣传方面，也持续对地狱思想进行剿杀。地狱观念赖以存在的空间与平台，至少在大陆地区已越来越小。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长期影响中国人的观念，地狱观念已然成为了人们为人处世的一种内在的生命哲学。“祸福无门，唯人自招；地狱无门，唯人自造。”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电影《十殿阎王》用这句话作为了整部电影的总结。或许，作为彼世的地狱并不一定存在，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天道却是万古不易的。一直到现在，这种观念都在影响着国人的思维与生活。

        （文章部分参考了侯旭东、于为刚的研究成果，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