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旅行带马桶，浪迹天涯没有想象中浪漫

        一场奋不顾身的爱情，大约是今人古人都可以有的，可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对过去的人而言就是天方夜谭了。条件简陋不说，沿途的危险重重，教人望而却步。《论语》所说的“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并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告诫。

旅行有风险，上路须谨慎

        爱旅行的驴友，想必都知道徐霞客。或许，你所了解到的徐霞客，是位伟大的旅行家和冒险家，他不但凭借布衣之身，而且倾尽一生之力，踏遍当时除四川外的两京十二省之地。然而你可能不知道的，是他旅途的艰辛以及为完成此次“壮举”所付出的代价。

        明代的旅游活动十分兴盛，尤其到了晚明，大众化的旅游更是成为一时的风尚。纵然如此，以冶游为目的出行，大部分也都是短距离的，虽然一些名山大泽通常是著名的旅游景点，由于路程遥远，能够到达的人并不多，于是散落于城市中的园林便成为了出行最佳的选择。再看徐霞客游历过的地方，生长于江苏江阴的他，不仅把附近的江浙、安徽、江西、山东一带的名山大川全都跑了个遍，在最后一次旅程中，他甚至跑到了湖广、贵州、云南一带，四年都没有回家。他到过的这些地方，有的是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有的则是荒凉偏僻的边疆之地。

        那时候的交通工具不像现在飞机、高铁这样方便，除了骑马、乘舟，偶尔乘肩舆、轿子，大部分路程，徐霞客都要徒步。长途跋涉最终让徐霞客在完成最后一次出游归来的途中“两足俱废”，丽江太守派人用肩舆将他送回江阴的家中后，他已经“不能肃客”，“惟置怪石于石榻前，摩挲相对”。

        旅行条件简陋之外，徐霞客还需要和沿路的盗匪斗智斗勇。猖獗的盗匪是旅行中除了自然灾害之外对旅客构成的最大威胁。徐霞客本人在旅程中就曾三次遇盗，有一次卧眠于船上，半夜贼竟破舱而入，船夫父子二人惨死，所幸的是，“乱刃交戟”之下，盗匪除了抢走了徐霞客所带的行装，未伤及其性命。

        明清小说中有很多关于盗贼出没、劫掠商旅的情节描写，在一些地方志中，往往也有盗贼纵横于要道，商旅不敢行的记载。保存至今的《一统路程图记》《士商类要》等明清商书中，还有对商人在旅行安全方面的提醒，对于容易出现盗贼土匪的路段，商书一一进行了说明。此外，对于那些以走私为由的小贩，以及对外地来客十分热心的牙行，商书中也做出了警告，这些人往往心怀不轨，外表良善，实则很有可能为盗匪等不法之徒。

        徐霞客十六次出游皆能平安归来，这个壮举为他在后世赢得了“伟大旅行家”的美誉，也为他在当时的文人圈中赢得了声誉和美名。文坛领袖钱谦益曾专门撰文纪念他，时人论及徐霞客时，也多以“奇人”赞之。

        称其为“奇”，部分是由于他的“不务正业”。在那个以科举入仕为正途的年代里，他非但不习举业，反而花了大把时间在外远游。不仅如此，他的游还不以纯玩为目的，沿途欣赏风景的同时，他还对各地的人文、地理等进行了考察和记录，写下了被今天视为经典的《徐霞客游记》。这部“皇皇巨著”在徐霞客生活的年代里，既不能用来售卖以糊口，亦不能用来作为入仕的敲门砖。用优雅的语言评价徐霞客，他是“奇于时与世”，说白了，在当时的凡夫俗子看来，他就是吃饱了撑着没事干。

        放弃正大光明的前途，将自己放逐于天涯，这是徐霞客为他的旅行所付出的第一个代价。除此之外，为了完成他的旅行大业，他差不多快要将家业都搭进去了。先来讲一个小插曲。古人的长途旅行，一般都是有特定目的的，明代以前多为公差、出使、赴任、离职等公务旅行，再就是为了参加科举的考试之旅。明代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日渐繁荣，从事长途贸易的商人越来越多，为了负货贩运，他们也时常奔波在旅途中。导致以“游玩”为目的的长途旅游的稀少，一方面是刚才提到的条件艰辛、风险重重，另外一方面，就是旅费的昂贵。公务旅行可以报销，商人长途贩运可以盈利，科举赴试可以光耀门楣，而且家族中会有专门的经费支持，唯有像徐霞客这般，只能完全依靠自费。

        徐霞客的家境还是比较殷实的，虽然他自己不事生产，他的母亲却“经营有方”。早先几次出游，他基本上都是依靠家庭支出。由于出行时日不是特别长，出行的地方也没有像后来的那么远，早期的旅费对他而言还是相对充裕的。不过，后面几次就不行了，尤其是他的西南之行，不但远，而且时间长，再加上旅途中遇盗，倘若没有向友人借贷，没有同乡的接济，或者是地方官府的馈赠，他很有可能会因为难以为继而选择半途而废。

旅途必备：指南、食品、炊具和……马桶

        把所有未知的风险都想清楚了以后，备足盘缠，接着，就差不多可以上路了。上路之前，也许还可以查查路线，做一些具体的旅途规划。虽然前人没有谷歌百度，他们却可以通过各种旅游图书获取交通、食宿、山川、风土、物产等信息。这样的旅游图书在明代尤其多样，大体有路程书、舆地图、游记、地方志等几大类。值得一提的是路程书和舆地图，这两种书都详细地记载了两京十三省各府、州、县的交通路线、具体里程、驿站，以及沿途的山川、地形、店舍，甚至还有猛兽、强盗出没的情况，有时候还会附载各地的风景名胜。对于旅途中人而言，这样的书简直就是“万宝全书”，一册在手，旅行不愁。

        除了实用的指南书，其他一些行装也是旅行中必须要带的。这些行装除了衣服、裤子、鞋袜等基本生活用品之外，还有几样物品是今人想象不到的。第一件是被褥和被单。汤显祖《牡丹亭》“硬拷”一出，狱官想要从柳梦梅那里揩点油，结果打开柳梦梅的行装一看，却只有“一条破被单，裹着一轴小画儿”。汤显祖安排这个细节的用意是想突出柳梦梅的穷酸，却在无意间向我们透露了，那时的人即便再缺钱置备行装，被单总是要带的。徐復祚的《投梭记》也有这样的情节，逃命不仅要裹上衣饰，更要带上被窝。被褥和被单，其实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铺盖，据包天笑的回忆，直到民国初期，不管是住客店，还是去商店做店员，铺盖总是要随身带的。从前所谓的客栈和旅馆，从来都不备卧具。带铺盖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尤其在严冬，或者是年老怕冷，非得有重衾厚褥不可。

        食品和炊具也是必须的。徐霞客出行的时候时常带着生米，走到哪里，饭就烧到哪里。比较讲究的文人还会带提盒、提炉、备具匣与酒尊。提盒类似于现今的便当盒，可以放酒杯、筷子、果肴等，提炉既可以用来煮茶，亦可以用来炖汤和温酒，备具匣多用来装文房四宝，这三样东西都是短程出游，与友人雅集时的必备之物，酒尊则是远游时用来装酒的器具。用来收放这些杂用之物的盛具，在近代则演变为一种竹制的篮，篮面上张一张网，所有面盆、手巾、雨鞋、纸伞，家常用惯的东西，茶壶、饭碗等，一切杂用之物，都可以安置其中。读书人的书籍文具亦在其列。到了一个地方，若总买些东西，据说没有网篮，也是不能安放的。

        进京赴考的考生还会携带一种特别的考具，名曰“考篮”。《儿女英雄传》中提到的考篮里装的，有笔墨纸砚，有擦脸漱口用品，有用来装米面饽饽的口袋，用来包菜包蜡的油纸，此外，还有饭碗、茶盅、匙箸、铜锅、风炉，甚至还有板凳儿、钉子、锤子之类，简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据李伯元《官场现形记》里记载的，单单这一个考篮，就有一百多斤重，所以这些赴考的士子，不携带帮挑童仆的话，简直就是寸步难行。        最后要谈及的这件物品，想来是有些好笑的。庄子有云，“道在屎溺”，旅途中的拉撒问题，可以在道旁茅坑解决，可是以前的客栈里是没有专门的厕所的，旅客须自理。为了解决这个这个问题，马桶就成了出门的必备之物。有些常常外出的老先生，还会专门带个夜壶箱，据说苏州的夜壶箱做得很考究，方方的像个小书箱，里面放青花瓷的夜壶，其上还有一个小抽斗，可放笔墨信笺，有趣的是，夜壶箱的门上有时还会刻上诗句。

        这样看来，前人的旅行从来就不是“简装上阵”的，那些孤身仗剑走天涯的侠客，终究只能成为美好的传说。

旅行中的住宿：寺庙、道馆完胜客栈

        旅途中的“住”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今天所谓的旅馆，其实早在宋代就初具雏形，只不过那时不称旅店，而称客店或邸店。据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的汴京中客店林立，尤其是临着汴河大街的相国寺，附近更是客店密集，往来官员、商贾、士兵，皆安泊于此。这样的情景，我们可以在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中看到形象的描绘。

        南宋临安的客店比汴京还多，不仅“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由于生意太好，其他一些卖纸、卖书的店也都设铺待客。皆贡院一带的客店亦是密密麻麻，这些客店多专门提供给前来参加科考的举子。若遇大举之年，这些客店皆供不应求，“虽一榻之屋，赁金不下数十楮”。

        有别于大城市中的客店，散落在道旁的旅店一般称之为驿站或者铺舍，农家旅馆则多呼为邸店。驿站一般只接待出公差的官员，且费用由政府全部承担，在一些交通要道、村路码头边，也有民间经营的家庭旅馆，旅客不但可以住宿，还可以生火做饭，只是设施较为简陋。在前文提到的路程书中，大多有这些店、驿的具体记录，只要按图索骥，大都可以顺利解决。。

        相对于大都市和旅途中的客店，针对旅游而设置的客店要“豪华”许多。出身仕宦家庭的晚明才子张岱曾到过在当时被目为旅游热点景区的泰山，据他的描述，初到泰州时，他对这里客店的规格和提供的服务感到十分不习惯。客人到店以后，店家会先摆贺席，贺席分为三等，按照旅客缴纳的“店例银”进行对应的安排，最上等的曰“专席”，有糖饼、五果、十肴、果核，此外，还能欣赏到专门的戏曲演出。次一等的两个人一席，食物有糖饼、肴核，亦能欣赏演戏。最下者，三四人一席，食物跟二等席一样，但是只能欣赏到弹唱。客房亦对应分成三等，最下等的客房早晚供应皆为素菜，中午在山上所用亦是“素酒果核”。

        除了专门的旅店和商铺提供住宿和膳食的服务，寺庙和道馆也是旅途中绝佳的住宿场所。《儒林外史》中提到的牛布衣、季苇萧、庄征君、汤镇台等人，都曾寄寓于城中的庵庙，这里不仅价格相对便宜，而且场地空旷，环境清幽，同时也方便他们雅集会友。如牛布衣寄居的甘露庵，此庙共有三进，第一进供奉菩萨，进去以后中间有一个大院落，六殿三间，殿后还有两间房。偌大的庵堂只住一个老和尚，牛布衣只需交少量的租金，就可以自己单独住一间房。白天他可以外出寻访朋友，晚上可以吟咏诗词，老和尚还常常会为他准备茶水点心。这样的生活，比起包天笑旅居上海时住的四五个榻一个房间的客栈，条件不知道要好了几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