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互联时代|蒋昌建：中国把“技术-模式”转化成经济规模

        让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蒋昌建聊互联网思维是否属于跨界？

        就算是跨界，也绝非首次。这位昔日“狮城舌战最佳辩手”，曾担任过五年《杨澜访谈录》总策划；2013年，蒋昌建在争议中成为江苏卫视科学真人秀《最强大脑》节目主持人；2014年，闲不住的他又上了中国首档青年电视公开课——《开讲啦》。其实，他只是一名大学教师。

        严格说来，让蒋昌建谈互联网思维更恰如其分。他是上海市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他长期关注电子政府、互联网政治领域的发展，所以当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联系到蒋昌建希望能聊些互联网的话题时，他欣然应允。

        谈及互联网思维，蒋昌建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新的事物，很多互联网企业的行为模式，不过是借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贯彻传统经营的基本逻辑。“我们的强项在于马上能够找到它的economic scale（经济规模）。”

对话蒋昌建

        澎湃新闻：现在“互联网思维”这个概念被用得很多，各种报道和访谈里都提到：传统企业要通过互联网思维进行改革和转型，用互联网思维做地产，传统媒体与新兴媒体的融合也要强化互联网思维……360公司董事长兼CEO周鸿祎谈及互联网思维时，提到用户至上、免费模式、用户体验、颠覆式创新等四大要素。究竟什么是互联网思维？

        蒋昌建：早先的利用互联网进行所谓的网格计算，就充分地体现了现在所谓的互联网思维（互联网行为模式），它带有以需求为驱动（用户中心）、以任务为导向（用户体验）、以资源共享整合为途径（免费分享）等特征，它在组织形态上，就是一个去中心化的平等分派执行的扁平机制（扁平化），创造出新的合力的快捷高效计算模式（颠覆式创新）。所以，互联网思维并不是一个新的事物，而是与网络的诞生相伴相生的一个不只是停留在思维上的一种互联网的行为模式。互联网思维或者互联网行为模式，直接影响到互联网企业的经营模式，但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

        澎湃新闻：什么区别？

        蒋昌建：二者都强调用户中心、用户体验，在互联网的经营场域中，也更强调快速复制、市场规模，表面上似乎也更慷慨地强调开放分享，但很多时候，这些所谓互联网的做法的背后，还是传统经营的逻辑，那就是怎么网罗更多的客户、怎么利用开放的平台寻找更多的市场机会、怎么通过快速的跑马圈地，来高筑竞争的门槛，从而达到独占市场、或者成为市场霸主之一的目的。互联网企业的行为模式，不过是借用互联网的思维来贯彻传统经营的基本逻辑罢了。

        澎湃新闻：所以有人说要定义互联网思维是什么，要先定义互联网思维不是什么，首先就说互联网思维不是社会化营销。

        蒋昌建：互联网思维本身不是营销手段，而也可以说是网际生活的模式而已。

        其实，互联网企业成功的经营模式本身并不在于互联网思维，而在是新的互联网时代下新的市场场域的机会的把握，其经营的逻辑，依然是传统的，只不过用互联网的思维来做诠释而已。

        澎湃新闻：阿里巴巴这次赴美上市，被认为是中国最成功的互联网公司，被认为它能够冲击美国的互联网企业。你怎么看阿里的成功？它经营的逻辑也是传统的么？

        蒋昌建：阿里的成功在于有效地掌握了如何在新的市场场域里进行经营的逻辑，以及不断地扩展这个新的市场场域，所以，只要这个市场的场域还有存在和扩展的可能，阿里就有发展的可能。当这个市场的场域更多地需要技术支撑的时候，那么基于技术上的经营方式，也同技术一样，遵循着摩尔定理，既然大家要在新的市场场域里面玩，那么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要还的。

        澎湃新闻：有专家认为，中国的互联网诞生于竞争时代、植根于草根文化，经历过泡沫沉浮和大浪淘沙，以民营为主的互联网企业因面临生存挑战具有内生的创新动力。尽管很多国内互联网企业在初创业时还在学习国外的理念，但实际上中国的互联网企业已经有了创新，并且结合中国国情，生产了很多在国际上有巨大影响力的产品，不少企业自身创造出的影响力已经走出国门，可以预测下一个20年，中国在全球互联网产业格局中将处于领跑位置。

        蒋昌建：领跑的不是中国企业如何会玩互联网，而是中国的新的市场场域的辽阔。互联网的技术，甚至新玩法，新模式，他人不一定弱，我们的强项在于马上能够找到它的economic scale（经济规模）。这个倒是挺吓人的。

        澎湃新闻：2013年，比尔盖茨说互联网解决不了贫困和疟疾而被炮轰，他的意思是互联网不能解救世界。

        蒋昌建：互联网本身并不能带来埃博拉病毒的消失，但是，它可以加快它的消失速度，因为它可以缩短信息——决策——行动的环节，而它本身不能代替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信息——决策——行动的过程本身。

        澎湃新闻：你是指互联网作为一种技术支持么？

        蒋昌建：不仅仅是技术支持，也能够成为缩短议程设定的一种社会力量。

        澎湃新闻：你是指网络民意吗？尽管我们现在都是互联网条件下，实现了传播手段的大众化，但一个事实是，经常能够在互联网上做出积极行为的一定也是社会大众中的少数甚至是极少数，那么，如何理解互联网思维的社会化和大众化？是否也存在少数人（利用互联网）绑架多数人的问题？

        蒋昌建：不仅仅指网络民意。随着试用手机上网的人不断增多，移动互联本身加快了数字鸿沟的缩小。所谓积极参与者和消极参与者的鸿沟也在缩小，从互联网作为一个基础设施来说，其实，大多数的人，都让自己的生活、工作和学习与互联网发生着这样和那样的关系，所以衡量积极者和消极者，不应只是用谁用互联网来赚钱盈利这个标准。

        澎湃新闻：所以很多人在反思：互联网思维对社会治理、政府治理、人伦关系带来了哪些实质性的影响？

        蒋昌建：互联网并没有形成一个虚拟政治实体治理的模式，一切，都还是顺从现实的政治实体治理的逻辑。因为，互联网并没有完全让现在的政治边界出现任何的模糊与松动，现实的政治治理的方法和手段依然是互联网治理的背后的逻辑。

        互联网事实上，也并没有改变现实的人伦关系，它所创造的社会交往的新的场域，依然受着传统社会交往场域的规范和道德调节，尽管活动的主体的身份有所区别。

        澎湃新闻：但是互联网的发展仅仅依靠技术吗？就以传媒行业为例，技术和内容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好的内容是不是还得依靠强劲的技术推广？

        蒋昌建：内容的作为，其实和互联网没有太大的关系，而在于创作本身的功力。追逐美剧的朋友们都知道，那些美剧，并不是在互联网上首播的，而恰恰是在传统的电视媒体上首播的。

        当然，互联网传播的形式，和其他媒体介质传播的形式会有不同，但没有本质的不同，所有视觉图像的文化产品，很遗憾地，依然还是顺着娱乐至死的途径，不管你多么不喜欢。这不是主观能够选择的，而是媒体进化论的必然阶段。

        澎湃新闻：不可否认，互联网领域，创新的源头仍在美国。中国在互联网领域目前来看有没有自己的创新源？或者说我们为互联网世界贡献了什么？

        蒋昌建：互联网改变了知识集中的局面，知识的分配更加扁平化，因此创新源也应更加离散。

        现在在生物医药方面，已经出现了创新源离散的现象，只不过创新产权的拥有者没有创新源那么离散。

        中国已经贡献了，把“技术——模式”迅速转化成经济规模的做法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