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踪寻迹：三条时空线交汇下的马丘比丘之旅

作为印加文明最具代表性的象征，马丘比丘可以说是中国人最耳熟能详的拉美旅游景点之一了。在盖丘亚语中，“马丘比丘”的意思可以被解读为“古老的山”。此前有人推断马丘比丘可能是印加人抵抗西班牙人的最后堡垒，捍御功伟，但现在考古学家倾向于认为马丘比丘是印加皇帝帕恰库蒂克（Pachacuti， 1438–1472年在位）的一座“夏宫”，可能也兼有圣所的功能。遗迹的石墙没有用灰浆等粘合物，但是大大小小的石块彼此严丝合缝地贴在一起，几乎连薄刀片都插不进去。我隐约记得王石曾在《十三邀》中对许知远手舞足蹈地描述这些石工的神奇。

城堡建在库斯科西北130公里处的马丘比丘山脊上，海拔2400多米。130公里的路程虽然比元帝从大都到上都的400多公里和清帝从紫禁城到承德的200多公里都要近不少，但印加人没有轮子车辇，想必在高山密林中跋涉谈不上愉悦舒适。

这一秘鲁境内最著名的历史遗迹是了解古代印加帝国（1438-1533）历史文化的重要考古场地，吸引着全世界的学者和游客。1983年，马丘比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如今，虽然辉煌巨丽已被雨打风吹去，但透过这些残存的建筑仍可想象出当年帝国的荣光。

印加帝国是前哥伦布时代最大的美洲帝国，极盛时期整个塔万廷苏尤有200万平方公里，通过“皇家路网”（Capac Ñan），人员、物资和信息得以在帝国境内流通。现在连接奥扬泰坦博和马丘比丘的印加古道（Inca Trail）就是这一路网的一部分。

[美]马克·亚当斯著，范文豪译，《到马丘比丘右转》，商务印书馆2021年出版

2021年7月24日是马丘比丘“重新被发现”（rediscovered）110周年纪念日。之所以说“重新被发现”是因为在耶鲁大学历史系的宾厄姆让这座“失落之城”重见天日前，它一直屹立在那里，而且附近的农民早已经知道它的存在了。本书作者亚当斯所走的路线正是当年宾厄姆的行进路线。

亚当斯通过重访宾厄姆之路，不仅最终带领我们到达了马丘比丘，其间还让我们得以窥见乌鲁班巴河和奥扬泰坦博附近的印加圣谷之貌。

在具体写作上，如罗新老师在荐序中指出的，亚当斯将1911年宾厄姆的发现之旅、自己的重访之旅和古代印加帝国的历史编织在了一起，形成三条相互独立又彼此呼应的线索，写法巧妙。

亚当斯放弃了从库斯科坐火车的方案，也没选择已是网红路线的印加古道，最终走了这条少有人走的路，这对他而言并非易事。亚当斯之前久坐办公室，唯一的“户外”经验就是在自家后院搭帐篷玩。但是强烈的好奇心和探索欲让他做出了当一个旅行者（traveller）而非游客（tourist）的决定。所谓“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路过宾厄姆的路，苦过宾厄姆的苦，才能快乐着他的快乐，感触着他的感触吧。在这种有心探索的旅途中往往能获得一些机缘巧合的奇妙收获。

书中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耶鲁大学和秘鲁政府这一段文物之争的公案。

宾厄姆在1912年和1914-1915年两次从秘鲁运走的那些陶器、银像、珠宝和人骨等是为了科研“借用”，为期一年，后来又延长至一年半。作为宾厄姆的赞助者之一，美国国家地理学会也承认这一点。但耶鲁大学有借无还，秘鲁多次索要未果。

2001年7月29日，秘鲁历史上首位盖丘亚土著出身的总统亚历杭德罗·托莱多在马丘比丘按照古印加传统举行就职仪式。他将追回这批文物作为执政的一个优先事项。托莱多政府与耶鲁大学进行了多次接触，但谈判最终还是走向破裂。

2008年，继任总统阿兰·加西亚通过奥巴马和教宗本笃十六世的帮助，与耶鲁大学达成初步协议，后者答应归还这批文物。2012年11月，最后一批文物从耶鲁的皮博迪自然历史博物馆回到了秘鲁，这场拉锯战告一段落。

在托莱多任内，他的妻子，受训于斯坦福的人类学博士伊莲·卡普·托莱多全程参与了与耶鲁的最初谈判。谈判无疾而终让她异常愤怒，她不仅称当年的宾厄姆为“盗墓贼”，还指斥秘鲁加西亚政府抱着“被殖民者的思维”去跟耶鲁谈判，对争取本属自己的所有权不是畏葸不前就是屡屡妥协。

拉丁美洲的自然和人文景观都非常丰富，是很好的旅行目的地。由于山海阻隔，费用相对昂贵，语言门槛也较高，去那边的中国游客并不是特别多。但我在最北的墨西哥和最南端的火地岛旅行时，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三三两两的中国游客。近年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将脚步扩展到了这片与中国最遥远的土地。希望未来更多人能去那里感受这片土地的丰富与神奇。

如今在社交媒体，甚至自己的朋友圈，都经常能刷到晒马丘比丘旅游照的人。作为有着灿烂悠久历史的东方古国人民，来到他国异域，站在马丘比丘的印加遗迹面前，看着悠闲觅食的羊驼，想象着古代印加人曾与我们的先辈共享一片天空，会很自然地想起“美人之美，美美与共”这句话吧。

（本文节选自《到马丘比丘右转》译后记，澎湃新闻经授权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