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年的气候变迁史：中国古书中的动物，问你知多少？

        “晴云唳鹤几千只，隔水野梅三四株，欲问陆机当日宅，而今何处不荒芜。”这是北宋梅尧臣路过昔日上海写下的诗句。面对心旷神怡的自然风景，他感叹世事变迁，人去院荒。而今日的上海，雾霾代替了白云，飞机代替了唳鹤，高楼代替了野梅，寻找“陆宅”不会是人们的第一选择，人们更渴望拥有一个美好的自然环境。环境发生了变化，人类的欲望也产生了变化。这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由此可见，研究历史，自然环境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中国典籍中的动物，问你知多少

        自然发生变化，最敏感的是物种。竺可桢曾经根据竹、梅和荔枝等植物在历史上的分布情况，研究三千年的气候变迁史。研究中国环境史的学者是幸运的，中国不仅生态多样，物种丰富，而且现存古籍、动植物志和地方志也记录了大量物种。但是，中国历史绵远流长，人类对自然认知能力逐步提高，许多动植物名称也随之发生变化。面对历史文献记录的物种，没有生物学基础的环境史学者很容易产生混淆。

        在众多的历史文献中，被视为“十三经”之一的《尔雅》是研究古代生物学重要文献之一。《尔雅》不仅记载了众多物种，还提出了系统分类，将生物分为“草、木、虫、鱼、鸟、兽、畜”。它也提出了部分相关定义，“二足而羽谓之禽，四足而毛谓之兽”。之后，许多文献都遵循了这样分类和定义。后来，中国出现了许多注释《尔雅》的典籍，例如，《埤雅》、《尔雅翼》、《通雅》、《尔雅正义》和《尔雅义疏》等等。这一系列的著作，线性地显示了人类对动植物知识的累积过程。这有助于研究人员全面掌握古代物种名称的变化、异名和分布情况。

        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由郭郛注释的《尔雅注证》。这并非作者第一次用现代自然科学方法研究古代生物。他曾经在英国汉学家李约瑟的盛情之下，与鱼类学家成庆泰，共同编著了《中国古代动物学史》。该书比较系统、全面地总结了中国动物学的特点，并于1999年出版。

郭郛：《尔雅注证》（上下二册），商务印书馆，2013年

        在《尔雅注证》的注释过程中，作者参考了众多古籍，指出了今日的分布情况，并对部分物种赋予图示。这拉近了历史距离，证实了《尔雅》记录的物种存在的真实性和可信性。该书为研究人员提供了翔实的参考资料，减少了物种考证之苦。同时，作为科学工作者，作者谨慎小心。例如，关于貀，历代文献描述简略，不足以证明它到底是“海狗类”，还是“海豹类”。他提出了“或为海狗，或为海豹”的结论。该书不足之处在于对部分描述不清晰的物种，落实到现代生物分类学意义上的具体“种”，这是不可取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生物分类越来越精细，而在传统社会，仅仅凭借肉眼对生物形态的观察，对于每一个物种，生物分类不可能做到如此精确。尽管如此，瑕不掩瑜，这不足以影响这本书的价值。

谈“环境变迁”,有个议题叫“物种”

        《禹贡》云：“三江既定，震泽底定。”时间推移，“三江”河道也随之发生改变，因此“三江为哪三条江”的问题在历史上争论不休。王建革凭借对“三江”的好奇，写下了《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一书。

        作者具有扎实的植物学基础和深厚的国学功底。他秉承陈寅恪以诗为证的传统，进行了跨越12个世纪的江南水乡环境史的研究。作者并非激进的环保分子，温和细腻的笔触，使人沉醉江南。“芦苇晚风起”，“鲈鱼脍，莼菜羹”，足以唤起读者对大自然美的向往，对精致生活的追求，以及唤回消失物种的渴望。科学严谨的思维，使人欲探究尽。这是一部名符其实的跨学科学术著作，作者不仅刻画了江南风景的变迁，也向现代生命科学研究成果挑战。譬如，文史学界多关注“松江鲈鱼”的文化涵义，而作者通过几百年间水文环境和生态变迁历史的研究，提出了“松江鲈鱼”早已在明代消失的结论，指出了生物学界复原的松江鲈鱼不过是“虾虎鱼”的一个种而已，并非珍稀鱼类。

王建革：《水乡生态与江南社会（9-20世纪）》，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关于物种与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栽培稻”是不可忽视的物种。它的起源与传播一直是科学界和史学界关注的话题。就在2010年，中国科学家通过基因测序，发现“栽培稻”起源于广西珠江流域，这一研究成果使骆越文化再一次被关注。在史学领域，历史文献学是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但是就中国古籍而言，关于稻和米的训诂注释非常复杂，我们难以辨析其中品种以及品种分化历史。在此，笔者推荐一部出版年代比较早的著作，日本农学家渡部忠世的《稻米之路》。他的研究方法可供环境史学者参考。

渡部忠世：《稻米之路》，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

        这部探讨稻米如何走进日本和正文不到200页的著作，整合了作者十几年在南亚各国进行实地调查的结果，综合了考古学、民族学、历史学、语言学、植物学和生态学等众多学科。渡部忠世以稻米的粒型为主要依据，选取土基中的谷壳为研究对象。考虑到谷壳变形的可能性，应用谷壳来区分籼稻和粳稻的方法是否可行，他进行了化学验证。证明可行之后，作者开启了研究里程。根据调研结果，作者认为水稻和陆稻，是随水利条件的改善而产生分化的。随着水利灌溉组织的形成和发展，水稻品种也由粳型走向了籼型的变迁过程。尽管作者谦虚地说到自己并非遗传学家，深入探讨亚洲栽培稻的起源并非研究目的，但是，他的研究结果勾画出了稻种传播的主要路径，据此，他最终提出了亚洲的栽培稻起源于“阿萨姆和云南”这一假说。

        虽然渡部忠世的假说与目前的科研成果有所差异，但他的研究也让人们重新关注中国西南区域。近年来，关于中国的云贵高原，包括四川以及广西部分地区，史学家Willem Van Schendel和James C. Scott发表了“Zomia”这一地理概念。综合这些研究，人们不得不重新认识物种资源丰富的中国云贵高原。

人类社会如何回应大自然

        如果说上述著作侧重大自然本身，那么R. Keith Scholppa的《Song full of tears: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round Xiang Lake》，则是一部依托自然环境，重点描述人类社会的著作。该书自问世以来，中译本有二。其一，《湘湖——九个世纪的中国世事》，由叶光庭翻译，2005年于杭州出版社出版。其二，《九个世纪的悲歌：湘湖地区社会变迁研究》，由姜良芹和全先梅翻译，2008年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后者的文字更为优美，读来流畅，充满诗意，排版也更为精美。诗词为证是该书主要特色之一，相对来说，笔者推崇后者。

R. Keith Schoppa, Song Full of Tears: Nine Centuries of Chinese Life at Xiang Lake, Westview Press, 2002        从区域角度出发，该书揭示了中国人面对利益纠纷和国家危机时的反应，以及人类面对丰富的自然资源时产生的种种欲望。自然环境是该书一个重要的引子，也是每一章开头必要的描述。该书专辟一章描述文人笔下的湘湖印象。莲藕莼菜，湖水碧连天，一样的水乡风景，在毛奇龄和来集之两位主人公的诗中，决然不同，一个直观而又传统，另一个感性而又充满人性。两诗结合，丰满了湘湖的自然历史和人文景观。同样，在不同的时代，湘湖留给村民的印象也有所不同。湘湖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是村民食物来源丰富的宝库，甚至连湖底淤泥都是村民制瓦的重要原料。但在17世纪中叶，清兵进入萧山之时，它却成为村民逃避灾难的去处之一，因此满载着尸体。通过这样的研究，作者做到了“自然中有历史，历史中也有自然”。Paul Sabin, The bet: Paul Ehrlich, Julian Simon, 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上述著作均着重传统社会。Paul Sabin则在《The bet: Paul Ehrlich, Julian Simon, and Our Gamble Over Earth’s Future》一书中将重点放到了现代社会。在现代社会，经济飞速发展，人口爆炸式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需求日益增长。经济与环境之间的博弈成为人类关注的对象。关于环境问题，人们观点相左，因此产生了环保主义和反对派两派人物。该书追溯了这两派人物产生的渊源。

        事件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一位生物学家和一位经济学家对人口和环境的关系，持有决然不同的两种观点。生物学家Paul Ehrlich认为人口过剩将导致地球蕴含的资源远远无法满足人类的需求，全人类很快面临贫穷和饥饿等灾难。经济学家Julian Simon认为人口过剩本身不是问题，人类能够适应所有的变化，人类具有创造性，能够创造新的物质，能够持续改善生活标准，地球资源永不枯竭。二人长期争论，并逐渐引发了两派人物的产生。二人还因此赌注，预测日常生活中最普通的五种金属商品在十年后的价格，这五种金属分别为铜、铬、镍、锡和钨。

        虽然Paul Ehrlich输了这场赌注，但事实上，在这场争论中，没有人是真正的赢家。Paul Ehrlich推动了环保运动，促进了环保政策的建立和相关立法，以及美国能源部的设立。Julian Simon的经济学理论则避免了因Ehrlich等人过度号召环保而阻滞经济发展的后果发生。在Paul Ehrlich指出移民是美国经济的负担和提出禁止移民的时候，Julian Simon发表了移民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观点。这成为1986年美国移民改革法得以顺利签署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下的环境，也许不是最差，也不是最好

        物种、环境和人类的互动，存在于人类史中的任何一个时期。在此过程中，人类时常都在面临一个问题：我们到底渴望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中？就在当下，人类渴望生活在白鹤云集、物种丰富和生活设施落后的原生态中，还是物种稀缺、交通快捷和生活便利的都市中？

        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在《寂静的春天》中，Rachel Carson指出DDT不仅杀灭昆虫，还对所有的生物具有致命性，鸟儿因此中毒惨死，鱼儿因此缺乏食物而数量下降。但是，DDT价格低廉，灭虫效果极佳，对疟疾的预防发挥了重要作用，曾经挽救了数千万甚至数亿人的生命。疾病减少，人们生活更加舒适，而生态环境遭受破坏。在中国近代史上，此类问题同样发生。1901年，为了满足市场对猪肉的需求量，中国引进繁殖迅速的水葫芦作为生猪饲料，结果导致河道堵塞，本地水生生物消失，引发了水葫芦之灾。1935年，为了满足市民对鲜花的需求，上海引进加拿大一枝黄花，结果导致30多种本地原生植物消失。因此，人类当下居住的自然环境，也许不是最差，也不是最好。

        环境史的研究，不是煽动人类推进环保运动，也不是怂恿人类为了自身的舒适而大力破坏自然。环境史学者，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客观书写大自然的历史，将环境变迁的历史画卷尽量完整地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