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政府主义其实没那么可怕，他们核心诉求是全球化和抵抗工作

        【编者按】

        无政府主义对很多人来说，似乎是一个很可怕的名词，在传媒的镁光灯下，无政府主义者被塑造为激进、危险、不够现实的示威者，无政府主义者所提倡的如“自主”、“自愿结社”、“自我组织”等却被视若无睹。

        那么，无政府主义者的诉求到底是什么？大卫·格雷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无政府主义做了新诠释。需要说明，格雷伯的身份，除了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人类学教授，是无政府主义者，是被誉为“他那一代最杰出的的人类学家”，还是——“占领华尔街”运动的策划者和参与者。

        当然不会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无政府主义程序，事实上也不可能有，但如果给读者一些现有的思想和组织方向作为总结，可能有些帮助。

        （１）全球化和取消南北不平等

        就像我说的，“反全球化运动”变得越来越受无政府主义影响。长远来说，无政府主义者在全球化里的角色会相当明显：取消民族国家意味着消除国界。这才是真正的全球化，否则便只是伪善而已。但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也不乏各种具体的建议—如何改善当前的情况，而不走国家主义者和贸易保护主义者的回头路。举例言之：在世界经济论坛期间的示威中，曾有一个由大亨、财团推销者及政客组成的“旅游团”在芝加哥华尔道夫酒店（Waldorf-Astoria）举行社交和鸡尾酒集会，假装讨论怎样减少全球贫困。我应邀与其中一名代表在电台进行辩论。

        虽然最后辩论由其他激进分子代替，但我也准备好了自认能妥善处理这一问题的三个要点：

        ——实时赦免国际债务（赦免个人债务并非不好，却是另外一回事）

        ——实时取消所有专利以及一年以上的其他与科技相关的知识产权

        ——取消所有全球旅行或居住的限制

        当这些得到实行后，余下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当坦桑尼亚人或老挝人不再被限制移居到明尼苏达或鹿特丹时，任何富有的强国都会决定，没有什么比让这些坦桑尼亚人或老挝人留在原地更重要的了。难道你不觉得他们会努力做出什么改变吗？

        我要指出的是，尽管他们用了大量的修辞来形容这些“复杂、微妙、棘手的问题”（为那些有钱人和他们的高薪跟班持续数十年的昂贵研究辩护），用无政府主义者的方案的话，大部分问题在五六年内就可以解决。但你会说，这些要求是完全不现实的！没错。但它们为什么不现实呢？主要是因为这些聚在华尔道夫饭店的有钱人从来就不支持。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他们自己就是问题所在。

        （２）抵抗工作

        抵抗工作一向都是组织无政府主义者的核心。我指的并不是要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或更高的工资，而是以争取完全取消工作为主导的关系，所以世界产业劳工联盟的口号是“反对工资系统”。 当然这是个长远的目标，在短期内，无法消除的至少能被减少。在世纪之交，世界产业劳工组织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在争取工人一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时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西欧，将近一个世纪后社会民主政府现在首次减少了工作周数。虽然他们制定的改变微不足道（每周四十个小时减至三十五个小时），但在美国还没有人讨论。他们甚至在讨论是否要取消加班费，尽管事实上美国人现在花在工作上的时间比世界任何地方—甚至日本—都要多。世界产业劳工组织再次登场，他们下一步的计划甚至要回归1920 年代：每周十六小时（每周工作四天，每天四小时）。这看起来完全不现实，甚至是疯狂。但有没有人真的研究过可能性？而我们见到的却是，不断有研究显示，在美国，相当多的工时仅仅是用来解决美国人过度工作所产生的问题。（想想那些整晚都在送比萨的或者洗狗的，或者那些要在夜间护理中心工作的妇女，她们要为其他妇女照顾小孩，这些小孩的妈妈则正在替女企业家照顾小孩……更别提专家们要花无数的时间去处理人们因过度工作引起的情绪及身体上的损害、创伤、自杀、离婚、谋杀、骚乱，生产使孩子镇静的药物……）

        那么，什么工作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呢？

        首先，有许多工作如果消失了，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意是人类之福。譬如电话传销员、加长型越野车生产商或企业律师。我们也可以取消整个广告及公关行业，解雇所有政客和他们的雇员，取消所有为商业医疗保健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HMO）服务的工作，甚至不需要影响我们必要的社交活动。取消广告还可以减少生产、运输以及出售不必要的产品，因为人们需要什么东西，总会有办法找到。取消极端的不平等意味着我们不再需要几百万名看门员、私人警卫、狱卒或特警队（SWAT）的大部分服务，更不要说军队了。然后，我们需要做些研究。金融家、承保人和投资银行家都是寄生物，但可能在这些行业里有些事不能用计算机软件取代。总而言之，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需要做一些事来保持一个舒服的、生态上可维持的生活标准，并且重新分配时间，那世界产业劳工组织提供的平台可能是最现实的。我们要特别注意，这并不是说每个人工作四小时后就算自己想继续也要被迫停止。许多人都喜欢他们的工作甚于四处闲逛无所事事（那也是为什么在监狱里，当他们想惩罚囚犯时会剥夺他们工作的权利），而且如果我们取消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所必然产生的无穷无尽的屈辱以及施受虐般的游戏，我们可以预期，更多人会享受他们的工作。或者最后，人们只需要做他们想做的。

        小注：

        诚然，所有这些都是在重新组织工作的前提下，一种“革命之后”的局面，而我曾指出，这是去开始思考人类可能性的必需工具，即使革命可能不会以这种末日的形式发生。你或许会问：“那又有谁愿意去做肮脏的工作？”这也是一个常被抛给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乌托邦主义者的问题。克鲁泡特金曾指出这个问题的谬误。因为这个世界肮脏的工作必然存在，并没有什么特殊原因。如果我们把这些令人不舒服的工作平均分配，那意味着全世界所有的顶尖科学家和工程师都得去做；我们能预期自动清洁的厨房或挖矿机器人很快就会被发明出来。

        （３）民主

        这可以给读者机会，看一看无政府主义者以及被无政府主义影响的组织到底是什么样的（有些新世界的轮廓都是建立在旧的躯壳中），还有我试着提出来的历史—人种志思考方法，即尚未出现的无政府主义人类学，可以有些什么贡献。

        新全球起义的第一个周期—即传媒口中一直坚持却越来越可笑的所谓“反全球化运动”，它以契亚帕斯（Chiapas）的自治城市开始，到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社区集会（asambleas barreales），并漫延到整个阿根廷。这里无法交代整个故事，但简略来说：开始时是萨帕提斯塔（Zapatista）反对夺取政权，尝试建立一个民主的、自我组织的模式，并且影响了整个墨西哥；他们发起的国际网络（人民全球行动，People’s Global Action 或PGA）呼吁全球响应反对世界贸易组织（西雅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华盛顿、布拉格……），等等。最后阿根廷经济崩溃，还有势不可当的人民起义，再次拒绝仅替换政客而不改变系统的方案。阿根廷运动一开始的口号是“que se vayan todas”（所有的都必须走）。他们不再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而是建立另类组织的网络，例如由不同的人民议会管理各自的城市（唯一的限制就是参与者不能受雇于任何政党），几百个工人占领和管理的工厂，一个十分复杂的“以物易物”系统以及新奇怪异的货币制度以保持他们运作—简而言之，直接民主的无穷变体。这些都是完全在企业媒体的雷达荧光屏底下发生的，他们都忽略这些动员的意义。这些行动的组织都生动地示范了一个真正的民主世界是怎样的，从节日玩偶到亲和团体（affinity group）的认真组织，以及代言人理事会（spokes councils）的运作里，都没有领导结构，而是基于共识的直接民主原则。这是很多人会嗤之以鼻的白日梦，但它真的在运作，每座城市的警察都不知如何应对。当然他们使用前所未有的策略（几百个行动主义者穿着毛茸茸的服装，拿着鸡毛掸子搔警察痒，或者全身都包着许多充气的内胎和橡胶垫，看起来像米其林人那样滚成路障，既不会伤害人又可以顶住警棍……）完全模糊了以往对暴力和非暴力的分类。

        当西雅图的示威者反复喊着“这样就是民主”，他们是说真的。直接行动最好的传统是，他们不只是去对抗某种权力，暴露它的机制并尝试去阻止它，更进一步的是，他们示范了为何这种权力所依据的社会关系是不必要的。这是为什么那些居高临下的批评，例如说那只是由一班缺乏

        意识形态的小孩主导的行动，完全搞错了重点。多元性是去中心化组织的一项功能，而这个组织本身就是运动的意识形态。

        这个运动的要点是“过程”，亦即决策的过程。在北美，这指的是寻找共识的过程。如我指出的，这在意识形态上远没有它听起来那样沉闷，因为好的共识过程的前提，是不能改变别人来迁就自己的观点，共识过程的要点是容许一班人共同决定行动的路线。不再是经过投票来赞同或反对一个建议，而是将这些建议不断修改、推翻、创新，直至每个人都同意结果。当到了“寻求共识”的最后阶段，可能出现的反对可以分成两个层次：一个是“靠边站”，即“我不喜欢也不会参与这个方案，但是不会阻止别人执行”；另一个是“阻止”，即否决权。一个人只有觉得该建议违反了团体的基本原则或理性时才阻止。我们还可以说，美国宪法里委托法庭去否决违反宪法原则的法例的功能，在这里则是属于有勇气站起来反对全体意志的任何一个人（当然也会有挑战那些并非基于原则的阻止的方法）。

        （澎湃新闻经授权，摘编自《无政府主义人类学碎片》，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