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山西·读历史｜故都巡礼 ——走笔山西之二（张石山）

以下文章来源于映像PICS ，作者张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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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

● 山西的土地上，曾经矗立着许多古都，从尧舜禹到唐朝，曾经的故事已经风干，都城也已湮灭。而我们如何看待这些故都？面对城市化几乎不可逆转的进程，是要文化古迹，保留墙高池深的古都，还是要现代文明，建造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这是历史的两难命题。

尧舜禹建都

《三字经》有经文曰：

自羲农，至黄帝；号三皇，居上世。

唐有虞，号二帝；相揖逊，称盛世。

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

这里，三皇之下，将唐尧和虞舜，并称“二帝”，将夏商周三个朝代的开国圣王夏禹、商汤和周文王周武王，一并概括为“三王”。

尧舜禹

而古籍记载与民间传说，还有另一种谱系排列，将唐尧、虞舜及夏禹即尧舜禹并称“前三王”，作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传承系统。而且，无论儒家经典还是民间话语，都认为在那一个上古时代，我们的先人曾经实行过国家或部族集团最高权力交接的“禅让”制度。

禅让制度，不是依赖武力强大经过流血战争来夺取政权，也不是自称“受命于天”将天下公权攫为己有的家天下。部落首领之间的相互揖让，或者是部落联盟的公议推选，隐隐然透出了某种原始的、朴素的“民主”与“共和”的意味。

令人非常遗憾，20世纪30年代风行一时的疑古学派，拾人余唾，从海外趸回一整套吓人的理论，做出一副无比英勇的样子，对我们历史上的圣贤痛下杀手。他们的治学方法，对于中国历史或某些史实，不是“多闻阙疑，慎言其余”，而是一棍子打死，一笔抹杀。他们引用别有用心的日本人的说法，说大舜就是一个烛台，而大禹原本是一条虫。于是，在疑古学派的表述中，我们中国不配也根本就没有那么长的历史，我们的古代圣贤推崇前三王，分明就是一些伪造历史的骗子。

在所谓新文化运动的大势裹挟之下，许多人将中国的积贫积弱，将清朝统治者的腐败无能，一概归罪于我们灿烂的文明，归罪于中国悠久的历史。其中的激进分子，以自掘祖坟践踏先贤而沾沾自喜，以短化中国历史、矮化国族文明而踌躇满志。

尧舜禹前三王，究竟存在不存在？这一命题，至少是可以讨论的。前三王，究竟是否践行过禅让制度？这个，也是可以探讨的。

我们的前贤圣人，即或只是在“托古改制”，他们的用意，也是在倡导和推崇一种理想中的上古民主政治制度，而不是赞誉帝王集权，鼓吹化公为私的家天下。

我们脚踏实地的考古学家，没有时间来参与无谓的争论，不去理睬疑古学派的嗡嗡嘤嘤。他们走向田野，挥动洛阳铲，奋力去发掘历史真实。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几代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他们的发掘已然证实，前三王的故都，都在山西晋南古河东地区，都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存在。

就此，笔者曾经这样设问：在黄河的这道大折弯怀抱中，在晋陕豫三省交界处，中国上古史凭什么要格外眷顾山西？前三王凭什么统统要在这儿建都？这里，凭什么就成了中华文明直根的生长发育之地？难道那时，河南和陕西的土地不长庄稼、不打粮食吗？

我们至少能从两个方面来回答这一设问。

第一，山西晋南，在运城附近的中条山下，这儿有一个天造地设的盐池。所谓“运城”，乃盐运史（官名）之城也。运城盐池，长60公里，宽2-5公里，号称百里盐池。中条山里蕴藏的盐矿，经由地下水的溶解，在这儿汇聚成一片盐湖。当盛夏时节，南风吹拂，湖水自然结晶成盐，并且完全无毒无害，适宜人类食用。

因而，我们的平民草根帝王大舜，抚动五弦琴，深情地吟唱出了流传万古的《南风歌》：

南风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

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

事实上，在上古时代，哪个部落占有了盐池，它的经济实力必定最为强大，其部族成员必定最为健康。传说中的“阪泉之战”，就是炎帝集团与黄帝集团联合，为争夺盐池打败了蚩尤集团的一场战争。

第二，山西，山西的晋南与晋东南，是中国农耕文明最先发达的地区。

“江山社稷”，人们耳熟能详。社稷之“社”，就是祭祀与供奉土地大神之处。中国南方，村里有所谓土谷祠，而在北方，几乎每座四合院里都要供奉土地爷。而且，南方北方，都有传统的祭祀土地神的社日，即春社和秋社。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国家级的后土祠，就在山西万荣县，位于汾河与黄河交汇处的汾脽之上。传说，轩辕黄帝在此扫地为坛，最早开始祭祀后土大神。到了汉代，汉武帝箫鼓楼船，泛舟汾河，曾经多次亲临此处祭祀后土大神，并且写下著名的《秋风辞》。

而社稷之“稷”，是指庄稼。晋南有座稷王山，供奉的正是庄禾五谷之神。

在大禹治水之前，如《尚书·尧典》所载，“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华北平原还是一派汪洋。只有在黄土高原地带，方能耕种五谷。只是在大禹治水之后，洪水退去，人们方才“降丘度土”，从高处下到平广的川地和坝子，开始耕种收获。

前三王在山西晋南建都，看似历史的偶然，实属必然。

在历史的必然面前，疑古学派的嗡嗡嘤嘤能抵得了什么事儿呢？

当然，自夏王朝之后，山西地面再没有出现过一统中华的帝国之都。不过，作为华夏文明的摇篮地之一，作为华夏文明史上著名的“河东”“山右”，这里曾经有过三个中国历史绝对无法忽略的重要都城。它们分别是：晋国之都新田，北魏之都平城，大唐北都晋阳。

新田遗址

晋国之都

据史书所载，历史上的晋国，说来有趣，竟然是来源于一场少年儿童之间的游戏。

少年周成王，拿桐树叶子剪了个玉圭形状，和他的小弟弟叔虞开玩笑说：我封你一个诸侯国王来当。史官把这次封赏正式记录下来，辅佐成王治理天下的周公当即郑重道贺。成王慌忙解释，说只是和弟弟开玩笑。周公教导这个年轻国王说：天子无戏言。成王因而不得不册封弟弟叔虞建立唐国。这就是“桐叶封弟”。按照这个史书上的说法来讲，仿佛是严肃的庙堂政治破坏了游戏的乐趣，却注定了晋国的诞生。

周公与周成王的后来人、我们的前代文人们，曾经对此多有言说。看似严谨的历史记载，却不免令人生疑：周武王的儿子周成王，怎么可以拿朝廷大法来开玩笑？如果成王确属年少无知，那么负责辅佐成王的伟大的周公，平时又是怎样教育这个王位继承人的呢？

20世纪，终于有古文字学家解开了这一千古谜题。研究中国古文字的专家，其中包括山西当代大家张颔先生，经过慎重研究考据得出结论：古文字“唐”字与“桐”字，字形非常接近，极易混淆。史书并没有错。周成王本来就是明确封他的弟弟叔虞到古“唐”国那个地方的。后人将“唐”认成了“桐”，于是才有了后来的编故事，曲意周全，以便自圆其说。

而古唐国，正是夏商周三代封建唐尧后裔的地方。

太原近郊悬瓮山下晋祠，原本叫作唐叔虞祠。只是后来，随着民众祈雨祭祀更加尊奉唐叔虞的母亲，这儿在民间口语中被称作“圣母祠”。

由于唐叔虞祠的存在，因而有一种说法：太原近郊的晋祠一带，是唐叔虞受封立国的地方。

严格来讲，上述说法不能成立。周朝初年，其国家疆界、有效统治方域，尚未达到山西中北部。古唐国的原址是在晋南。

后来，叔虞的儿子燮父，改国号为晋。而晋国的主体疆域也千真万确是在山西晋南。位于晋南的古晋国，早年曾经在富庶的河东建都于翼和绛，最后，于公元前585年，迁都于新田。

自清朝初年，异族统治禁锢思想，学界英才不得不转而投身烦琐的古籍文献考据。有清一代，考据学格外兴盛。其中有一个问题，令考据家们争讼不已：新田，究竟在什么地方？

20世纪，考古家们抛开“纸片经学”走向田野，他们手中的铁铲终于挖去了历史的尘封，廓清了困扰我们的千载迷雾——

后期晋国的都城新田，那个王朝的心脏，就在当今的侯马。

故都新田遗址，南北纵深7公里，东西横跨9公里。63平方公里的面积，向我们无言地夸耀着当年霸强。

古都南城，发掘出两座特大铸铜作坊。出土破碎了的铸范达3万余块，完全复原的铸铜模具100多件。“一范多铸”“复范合铸”，显示着晋人早已掌握的高超铸造工艺。史家记载晋平公曾想建造一座铜质宫殿，看来并非杜撰。还有精美的编钟，今天击打，仍是“不同凡响”。特别是数量众多的铁器，堪称“铁证如山”。冶铁工艺的诞生，铁器的大量生产，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发展。

挥动的铁铲突然停了下来。考古学家屏住呼吸，瞪大了眼睛。一桩史无前例的发现轰动了考古学界。意外的收获极大地报偿了风餐露宿的田野工作者。“侯马盟书”在1965年出土。

盟书，是古代天子与诸侯之间、诸侯相互之间、诸侯国内部士卿之间，结盟起誓的文件。神圣的盟书一式两份，一份藏在盟府，一份埋入地下或投入江河，由天地鬼神作证，不得背弃反悔。盟誓活动，在史书上多有记载，却从来没有过考古实物出土见证。

侯马盟书多用玉片做成，毛笔书写，共出土带有朱书文字者5000余件。当年参加盟誓者多达150人。执掌晋国朝政的正卿赵鞅通过这次盛大的结盟，在六卿之中团结了韩、魏、智三卿，形成了诛灭范氏、中行氏两族的压倒优势。从此，晋国开始了“四卿执政”，最终导向了“三家分晋”。

强大的晋国灭亡在即，新田将退出历史舞台。通过侯马盟书，考古学家带领我们目睹那历史的一瞬。

而即便晋国灭亡了，韩赵魏三家分晋了，山西这片土地、这个省份，始终简称为“晋”，整个山西，又别称“三晋”。这样的名称名号，在历史上记载着，在人们心中记忆着那个时代，记忆着中国春秋时代的强大国家晋国和它的首都新田。

北魏明堂

北魏都城

名满天下的大同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皇家主持建造的宏伟工程。

当不知名的工匠，那些个天才艺术家，用锤凿开始雕刻这座被北魏王朝选中的幸运的冈峦，马背上的民族鲜卑族，铁骑驰骋，以史上最炫目的速度，从野蛮奔向了文明。

公元386年，鲜卑族拓跋氏在山西北部建立北魏王朝。公元398年，在平城即今天的大同建都。一场新一轮的民族大融合最早从山西开始，逐渐推向整个北中国。

山西，自古就是中原农耕文明抵御北方游牧部族南侵的前沿阵地。两种文明的冲突与交融在这里显得格外典型。而历来在中国北方生存发展的游牧民族，凡是进入汉族农耕地区的，即便是作为征服者，最终都无法避免在文化上反而被征服的命运。许多民族在这个征服与反征服的过程中融入了汉族之中。从先秦的严允、犬戎、白狄、赤狄，直到汉代以后的匈奴、乌桓、丁零、铁勒，几乎无一例外。

上述这些民族，融合到汉民族之中的过程，基本上都是被动的。今天可以平静叙说的“民族融合”，当年都付出过无比惨烈的代价。包括征服之初的血腥镇压与被推翻之后的野蛮报复。

只有北魏拓跋氏，主动选择了一条也许不是“绝后”，却无疑是“空前”的，堪称英明绝代的民族融合之路。

面对当时世上最先进的汉文化，其他民族如果向往“现代化”，就必须向汉文化学习。这一现代化的最终指向，则必定是“汉化”。

公元471年，五岁的北魏孝文帝即位，他的祖母太皇太后冯氏临朝执政。到太和八年（公元477年），在这位伟大汉族女性主持下，北魏开始改革。改班赐制为俸禄制，变计口授田制为均田制，易宗主督护制为三长制。带有游牧部落性质的王朝体制迅速向封建体制过渡。孝文帝拓跋宏亲政后，秉承他的汉族祖母遗志，继续大力改革。

太和十八年，大无畏的天才皇帝以出征南朝的名义，实施了伟大改革完成汉化的第一步，迁都洛阳。聪明的孝文帝懂得，平城虽好，毕竟处于华夏大地的北部边陲，到底不过是用武之地，真正要移风易俗，必须挺进中原。这位伟大的皇帝改革家，在祖母陵前举行了告别仪式，率领三十万大军挥师南下，踏上了锐意改革的不归路。

迁都之后，孝文帝首先下令，禁止所有人等穿胡服。接着，正式颁布法令，要求鲜卑族的贵族官员与一般民众停止说鲜卑话，一律讲“中原正音”。有在朝廷上说鲜卑话的，一概免职。

到太和二十年，孝文帝走出改革中最彻底的一步：皇族拓跋氏，带头改姓，改为元氏。所有功臣旧族，一律改姓。如丘穆陵改为穆，步六孤改为陆，贺楼改为楼，独孤改为刘，等等。

孝文帝的改革，是完全自觉的。北魏当时对北中国的统治已经稳定，国势如日中天，并没有到不改革就民族覆灭的地步。而他主动改革迁都汉化的直接结果，是成百万鲜卑族与其他北方各族，和平迁入中原，和平融入华夏族群。汇合吸收了各民族文化的中国文化，愈加博大雄宏，为后来的盛唐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从唐朝初年开始，鲜卑族拓跋氏建立的王朝，被正式承认为中国正统。与承接晋朝法统的南朝，享有同等的历史地位。一个北方部族建立的王朝，被视作正统，这在中国历史上同样属于空前。

彻底的义无反顾的汉化后，拓跋氏消失了。而他们改姓的元氏，子孙不绝，名人辈出。随便列举，就有唐朝大诗人元结、元稹，金代大诗人元好问，等等。

往前追溯，战国时代的赵国赵武灵王，曾经倡导“胡服骑射”，主动向北方游牧部族学习。那场重大的改革，在中国文明史上功高千古。其时在公元前300年。

北魏孝文帝元宏，又是主动改革，使鲜卑族彻底汉化。其时在公元后500年。

历经800年的民族大融合，汉民族注入了许多新鲜血液，吸纳了众多兄弟民族的文化。唐太宗的祖母，是鲜卑族独孤氏。便是唐朝李氏，也已经不是纯粹的汉人血统。

鲜卑族，作为单一民族在形式上是消失了，但这一民族的基因在汉民族的血脉中赢得了永生。

山西北部边界上的大同，古代的平城，这里最先迎接了那个马背上的民族，托起了孝文帝向往文明的改革之梦。

战火烽烟，沙尘风暴，早已湮没了昔日古都。

也许唯有云冈石刻，才留驻了时间。

雄伟的造像，高大，雄强，气度恢宏，自信满满。

具有远见卓识的北魏王朝，由皇家主持投资开凿的云冈石窟，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瑰宝。同时，成为这一王朝胸怀博大的见证，成为一部石刻的《魏书》。

晋阳古城遗址

晋阳古都

古城晋阳，历来被称作“龙兴之地”。从三家分晋之后的赵国，到大唐王朝，乃至“五代”时的后唐、后晋、后汉，都是兴起于晋阳。也许就是出于这种恐惧，宋太宗赵光义经过血战打下晋阳之后，火焚了这座历史名城，尔后又决汾河之水漫灌废墟。如此的残忍愚昧，“自毁长城”，或许已经注定了赵宋天下的可悲下场。

晋阳，自古作为中原屏藩，始终是我国北方的雄关重镇。

人所共知，唐太宗李世民十八岁起兵，人称“太原公子”。登极称帝后，十分重视晋阳的战略地位，委派图画凌烟阁上的开国元勋之一徐茂公（李绩）驻守晋阳，长达十六年。唐朝北疆因而获得了稳固与安宁。

武则天即位后，不仅因为晋阳是唐朝开创之地，更因为山西是这位开天辟地女皇帝的故乡，下诏置晋阳为大唐北都。诏令在晋阳恢宏的东西二城之间，于汾水之上“架桥联堞”，建造中城。晋阳由此成为大唐帝国仅次于西都长安、东都洛阳的第三大都会——“北都”。

由于晋阳的重要战略位置，赵光义将龙城夷为平地之后，又不得不在古城旧址东北三十里处的唐明镇筑起一座小土城，而且着意回避“晋阳”“太原”的称谓，只设立了一个“紧州军事”。那座小土城，史载系由大臣潘美所主持建造。潘美在演义小说中被改称“潘仁美”，被描述成一个“奸臣”。当今太原城的雏形由一个奸贼创建，恐怕令许多人难以想象。

而这就是历史的真实严酷。

更严酷的是，新建的晋阳土城，周长只有十里左右。比起当年唐王朝的北都，宋代的晋阳只是一个弹丸小城。金兵南下，铁骑潮涌，晋阳军民不得不用血肉筑起新的长城，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北宋宣和七年，金国灭辽。接着乘胜出动东西两路大军攻宋，意欲会师宋都开封。由元帅粘罕率领的西路大军，在晋阳遭遇最顽强的抵抗。宣抚使童贯，那个北宋末年四大奸臣之一的家伙，仓皇逃离了晋阳。当时的太原知府张孝纯与都统制王禀，将城中市民“十五以上、六十以下”都编入军队，对压境大兵进行了殊死抵抗。由于长期被围困，城中严重缺粮，居民十之八九都被饿死。军士们先以牛马驴充饥，后来竟然吃尽了弓弦与皮甲。尽管如此，在后方已被敌人占领的情况下，晋阳孤城坚持了敌后抗战250多天。

最可悲的是，当晋阳军民宁死不屈、血战到底的时候，无耻的北宋朝廷已经与金国签订了屈辱的城下之盟，将晋阳割让给金国侵略者！绕道攻占了山西南部的粘罕，得到宋钦宗诏书，如获至宝，轻松愉快地返身来收取晋阳。这时，知道已经被自己的皇上出卖的晋阳军民，仍然拒不投敌，死战到底。

靖康元年九月初三，粮尽援绝的晋阳终于失陷。知府张孝纯力尽被俘。都统制王禀奋勇巷战，重伤十几处，最后身背檀香木制的宋太宗御像，投汾河自尽。

投河自尽的王将军，身背宋太宗御像，就其本心，自然是不肯让先皇的御像落入敌手。古人一腔忠义，令人肃然起敬。

但这件事本身，又足以令人感慨万端。曾经愚蠢地下令毁灭北都晋阳的宋太宗，尽管早已作古，但他等同于真身的御像，不得不吞噬愚蠢之苗结出的苦果。

汾河万古悠悠，龙山千载巍巍。它们曾经目睹晋阳古城史上一幕幕壮烈与辉煌。

公元648年，唐贞观十九年，唐太宗李世民东征高丽归来。太原公子首先回晋阳沐洗征尘。故地重游，称雄海内的大帝感慨万端，写下了著名的《晋祠之铭并序》。是为耸立在悬瓮山下晋祠名胜的“贞观御碑”。

毁灭古都晋阳的宋太宗赵光义东施效颦，竟然也在这儿树碑立传，号称“太平兴国碑”。但没过多久，这通御制碑上的文字，就被老百姓凿除干净；之后，连那块残破丑陋的石头也不翼而飞。

早在三家分晋之初，公元前500年，赵简子基于士卿斗争的需要和屏障国土的远见，最早建造了古城晋阳。当智伯联合韩魏两家攻打赵氏时，是强固的晋阳支撑了赵氏最后的抵抗。当时，智伯也曾“水灌晋阳”，但终究未能攻陷这座城池。

愚蠢的赵光义，作为赵氏后人，恰恰是他在攻克晋阳之后，残酷地火焚、水灌，毁灭了这座古都。即便晋阳真个是龙城，它也曾经是赵氏的龙兴之地。数典忘祖，何其愚哉也夫！

20世纪中叶，战争与人为的因素，毁坏拆除了中华大地上几乎所有的古城。这一次大批古城的彻底拆毁，至今没有得到任何客观全面的评说。

中国终于迎来了伟大的改革开放，是为百废俱兴。全国各地，包括山西，修复文物古建、庙宇寺观乃至古城古堡，竟然一时热闹非凡。对此，更令人不知该如何评说。

况且，面对城市化的几乎不可逆转的进程，是要文化古迹，保留墙高池深的古都，还是要现代文明，建造现代化的高楼大厦？这是历史的两难命题。

而历史，从来都是在毁坏与重建中向前发展。

所有的故都，最终都将湮没。

只有人类文明在层层积淀。

（图片来自网络）

原标题：《游山西·读历史｜故都巡礼 ——走笔山西之二（张石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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