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章士钊海棠诗说到毛泽东文稿系年疑误

章士钊的海棠诗

        近来翻阅上海解放初的改良小报《亦报》，发现1950年5月30日萍荪辑存《章士钊作海棠诗》。章诗为七绝五首，前有短序，句间有注释。遍查《章士钊全集》及《章士钊诗词集》，均不见收录，而又事涉较多，不无录文价值，故照钞如下。

        北京故宫丰泽园有海棠两株，各高三丈馀，庚寅三月花盛开，毛主席约余与齐白石共赏之，余即席成五绝句，因萍荪先生索余近作，又以与北平有连（萍荪有北平史话之作），辄录似一粲。士钊附识。

        赤制由来出素王，汉家图箓夙开张。（东汉纬学家，谓春秋为汉制作，赤制字见史晨碑。）微生也解当王色，粉粉朱朱壮海棠。

        棠梨本色自婀娜，海外移根作一家（时与毛夫人论海棠来源）。莫怨东风多顾藉，却教异种出檐牙。

        故苑春深花满畦，重来亭馆已凄迷！残年不解胡旋舞，好下东郊入燕泥。（海棠花入燕泥干，剑南句。）

        七年曾住海棠溪，门外高花手自题（重庆故居，余咏海棠诗甚夥），高意北来看未已，（用荆公句。）分甘原属旧棠梨。

        相望万里羽音沉，海曲羁人怨诽深，几度低回旧词句，海棠开后到如今。（时余将于役香港。）

        此事的原委，由齐白石的故交之子张次溪记录在案。

        老人常对我说：同乡中对他的画几乎都很称赞，惟独对他的字，却有不少人不十分赞赏。解放后，章行严（士钊）师来到北京，老人画了一幅画送去，没曾落款，也没有题识，就是因为不知章是否喜欢他的字的缘故。实则行严师并无这种成见，这是他的多虑。行严师曾把他的近况偶向毛泽东主席谈起，毛主席派人和行严师到他家里，请他到中南海丰泽园去晤见。这时是1950年的4月间。据行严师事后对我说，到老人家时，老人正吃午饭，吃的是一碗面条，一小碟萝卜，生活异常俭朴。他一生都是过的这样俭朴生活，凡是跟他接近过的人，都知道这一点。那天，他见到了毛主席。丰泽园内海棠盛开，主席请他赏花，和他谈了很多的话，还一起进了晚餐。他回家后，兴奋到了极点，逢人必告，谈得津津有味。他还说：“我一辈子见到有地位、有名望的人，并不在少，哪有像毛主席那样的诚挚待人，和蔼可亲，何况是人民的领袖、国家的元首哩！”（张次溪《回忆白石老人》，《文史资料选编 第28辑》1986年版，第135-136页）

        张文接下来也抄录了章士钊的五首海棠诗。惜原注略有删节。

        章士钊（1881～1973），湖南省长沙人。以前对其声名的认知，多半缘于鲁迅之骂。如仅限于此，这种了解远非全面。事实上，章士钊也曾激进排满，留学英国以后服膺西方民主，崇信“调和立国”。这位学者型政治人物后半生的贡献，在于他曾多次参与国共和谈，并且死于和谈途中。

        从今天较全面的眼光来看，章士钊之所以堪当和谈的大任，是因为他“一生交游遍天下”，尤与毛主席关系特殊。他们的旧交，源自毛的岳父杨昌济的推荐。据《章士钊先生年谱》，1920年6月，“毛泽东为组织革命活动以及一部分同志去欧洲勤工俭学，急需一笔数额较大的款项，在上海找章士钊帮助。章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当即热情相助，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共筹集两万银元全部交给毛泽东。”此事今已脍炙人口。而毛主席政事百忙中抽出时间与两位湖南同乡的这一番海棠雅集，章谱中并无收载，倒也值得探佚。

        笔者于旧诗用典等并不谙熟，经征询几位友人的意见，试对章氏海棠诗稍作解说。容有错谬，罪责在我。

        诗前短序中所提萍荪，即黄萍荪。黄氏所编《北平史话》于1950年12月正式出版时，易名为《北京史话》；原打算出上中下三编，但只出了“上编”即告结束。序言里的农历“庚寅三月”，由张次溪的回忆，又精确到了1950年4月里的某一天。

1963年7月21日，章士钊与毛泽东。

海棠诗解读

        第一首绝句中，所谓的“赤制”或可解作红色政权，“素王”指孔子，故绝句前半首谈及汉代谶纬家认为孔子创制汉代制度、开启汉家国运的故事。再结合丰泽园所栽西府海棠“粉粉朱朱”的红色是“王色”，则整首诗以海棠开红花的象征与红色政权契合，又以孔子喻毛主席，不无“颂圣”意味。

        第二首绝句的字面意思是说，外来的海棠多得东风眷顾，因此能茁壮成长、高出屋檐。此诗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原注曾提及毛夫人江青，而这条注释后来在张次溪的回忆文中被删落净尽。

        第三首绝句中的“故苑”、“重来”，是说自己故地重游，而从后面“海棠花入燕泥干”的自注来看，“胡旋舞”似隐喻海棠花瓣如跳舞一般随风旋转飘落。“凄迷”、“残年”，全诗与此类似的词句多见，流露出章氏颇有年华老去、深自嗟叹之意。

        第四首绝句说自己抗战时期在重庆（1938～1945年）曾住海棠溪附近，当时亦撰作多首海棠诗。不难从《章士钊诗词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9页）中拈得一首《海棠溪》：“方舟斜泛嘉陵西，西浒艳说海棠（原误作“裳”）溪。嘉名耳熟徒栖栖，下船四瞩路高低。纵横肩毂沾泞泥，海棠不见见人啼。昨夜虏阵横空飞弹子，渝州一城声尽死。”至于诗注“荆公句”，或指王安石的名句“人生失意无南北”，则章士钊的意思是从重庆到北京，尽管自己得享高位，但还不忘旧交，希望他们一同分享新果实的甘甜。

        第五首绝句则颇费思索。这里试提出两种解释，以供商榷。第一种解释是“海曲”多指海岛，结合诗注“于役香港”，则“海曲羁人”指旅居香港之人，或指章士钊从前所结交的国民党前高官。整首诗说自己当年在重庆与他们多有诗词来往，此时将赴香港，为中共方面开展拉拢工作。另一种解释是“海曲”或指新莽时期琅琊郡海曲县的吕母起义，而“海曲羁人”则特指起义者；“海曲羁人怨诽深”犹言当时的湖南主政者程潜与掌兵权的陈明仁对于蒋政权及督战的白崇禧怨气颇深。如此一来，整首诗可能是倒叙1949年章士钊去香港与程潜的族弟程星龄见面商讨起义事宜，并写信托其带给程潜之事。

潘伯鹰的唱和        

        章士钊在抄录海棠诗给黄萍荪的同时，还附有简短的手札，提示黄萍荪找潘伯鹰评点指正。这短札见于潘伯鹰的《玄隐庐诗》（新加坡文化学术协会1988年版）。

        萍荪先生：惠书久稽裁答，愧辜盛意。今日偶尔兴发，为先生书五绝句。书虽不佳，却疑颇得神助，先生定能莞尔受纳也。潘伯鹰谅常见，此诗幸一传示。因鄙句不得彼点首，终非吟定。士钊谨启。五月廿四日。

        插一句，上述短札的末句，顷阅黎泽济《文史消闲录续编》（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有类似语：“潘伯鹰谅常见，此诗幸一示之，因鄙句不得彼首肯，终非吟定。”但黎先生将此句归入章士钊给曾克耑的书信，恐为误记。

        言归正传。潘接到信之后，果然写了五言古风作和。题为《奉题黄君萍荪所藏章行严海棠诗贴》。

        丈人壮盛时，名理导斯世。及兹入从心，犹龙结遥契。渊骞见慈男，三昧出游戏。宠辱既双忘，语默无二致。清时偶点笔，采幻摩尼缀。高花出檐牙，炫书象赤制。分甘意何厚，入泥事亦细。闲情忽飞落，一笑动归计。沉吟黄州作，无此超越气。书生得天下，治与汤武异。胜天由人定，岂曰但时势。即看赏花游，如见整暇意。无双能好事，就我觅五字。解人有不言，吾诗抑词费。

        更应黄萍荪之请，在章士钊的手札前题诗三首（《奉题行丈致萍荪手札》）。

        帷幄谁堪国士风，幼惭取履拜黄公。汉家开国曾无预，敢并他时访赤松。

        句里玄文见一斑，德人调谐是禅关。为谿未经沧溟量，更撮轻尘益泰山。

        信手书成绝世观，低徊轼辙意千端。纵令故事人能记，得入欧阳小帖难。（欧公手书数十纸，其中有一条云：“学书勿浪书，事有可记者，他时便为故事。”按：欧公手书之后，有子由及东坡跋语。东坡跋云：“此数十纸，皆文忠公信手而成，其文采字画，皆有自然绝人之姿，信天下之奇迹也。”云云）

潘伯鹰。民国时期私淑章士钊，两人情兼师友。

        潘伯鹰是章的学生，两人情兼师友。伯鹰的诗才，深获章翁赏识，曾有“风流吾爱潘怀县”句。1949年国共和谈时，潘被委以和谈秘书长，因有“书记翩翩潘伯鹰”之称。

        潘诗对章士钊颇有赞语，尤其是“沉吟黄州作，无此超越气”两句，夸赞章士钊的海棠诗远比苏东坡的海棠诗更具有超越时代的气息。而从“书生得天下，治与汤武异。胜天由人定，岂曰但时势”的话来看，潘伯鹰对于中共夺取政权的新气象也有自己的看法。为黄萍荪所题的三首七绝，第一首是自愧虽然早年拜于章门，却不具国士之风，无缘参预开国政事。第二首点出章诗的注里有玄机，“德人调谐”暗示章氏身负统和使命。第三首预言整件故事即便有人记得，却自忖其手书必不如二苏题跋欧阳修的书法那样千古流传。

毛泽东的一封信       

        章氏海棠诗，也能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检得，只是编者将时间署为1951年5月26日。

        行严先生：

        惠书敬悉。列席全国委员会会议人员的名单昨已确定，其中没有香港方面的人，与尊旨尚无不合。此复，顺致敬意

        毛泽东

        五月廿六日

        海棠诗收到，谨谢厚意。

        又，孙琴安等编著《毛泽东与著名学者》（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言称：1951年春，章士钊就列席全国委员会会议人员名单问题，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建议暂时不宜将香港方面的人士列入，随信并附了一首海棠诗。

        难道孙先生见过章士钊的去信？仔细一想，恐怕未必。一方面章士钊的书信集，从未公开出版。而《章士钊师友翰墨》等书里也无从查到。更何况，上面的记述非但没有提供更多信息，就连“全国委员会会议”是什么会议，也语焉不详。想必是从毛的复信所作推理。

        照理说，替毛泽东的文稿作编撰工作的人理应是异常严谨的。时间相差一年，难道发生了什么变故，致使相隔一年有馀，章士钊才抄录了海棠诗给毛公？这一推测显然失于怠慢，完全没有说服力。又或是章士钊一年以后又另写了别的海棠诗？不过常识也一再提醒我，如果没有信封，光是“根据手稿刊印”，系错年份者并不罕见。

        章士钊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毛的回信所提“全国委员会会议”当即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看来写信的时间在筹备政协期间。那么更可能是哪年的会议呢？

        查《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1950年5月13日毛复电陈毅并告饶漱石，“决定六月中旬召开政协全国委员会通过土改法令并讨论调整工商业问题”。此即一届政协二次全会（1950.6.14～23）。而次年的一届政协三次全会则于1951年10月23日至11月1日召开，显然1950年才合情理。同据《毛泽东年谱》，1951年5月，毛主席忙于解放西藏及抗美援朝诸事，当无闲情逸致再邀人共赏海棠吧。        

        此外，《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里还有如下文稿：关于章士钊荐用李傥的批语（1950年5月24日），时间仅隔两天。

        一

        请周酌办。章士钊只荐此一人，似宜用之。

        毛泽东

        五月二十四日

        二

        李自谓已六十六岁，有妻室之累，无儿可依，觉悟前非，力图晚盖，精力尚能做事，希望给予一工作。

        原注：李傥，曾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次长。周，指周恩来。这段批语写在李傥自传第一页上。复经深入了解可知，李傥（1884～1965），湖南湘潭人。1949年8月参加程潜领导的和平起义。

        既然毛泽东5月26日复信中所提‘全国委员会会议’是一届政协全会，自是系于1950年；再结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1950年5月24日的批语，或许章士钊的意见即写在同一信中。

原来如此

        据此，我们可以适当推测一下此事的前因后果，以及章士钊给毛主席去信的内容了。

        1949年2月23日，章士钊等民主人士（潘伯鹰任和谈秘书长）乘专机往石家庄。午饭后，驱车抵达西柏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接见。期间，毛向老先生们提出举荐人才之事。和谈失败后，章士钊滞留北京，不久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了开国大典。

        1950年4月，毛主席约齐白石、章士钊在丰泽园小聚。江青也在边上陪同，还与章探讨海棠的来源。5月20日左右，章致信给毛，建议一届全国政协的第二次会议，香港代表可不必参加。并推荐同乡李傥，同信附有李的自传，并及前月所作海棠诗的手迹。而此海棠诗，不久也抄送给了黄萍荪，得以在5月30日发表于《亦报》。

        章士钊在上海住过几年，是抗战胜利后的《申报》主笔。而他与《亦报》的关系，也绝非仅见。此前有黄炎培《答章行严有赠》（《亦报》1949.8.8）。此后《亦报》的北京作者旧燕（王益知）在《亦报》连载《张学良外记》，也找到章士钊请其题诗。章的手迹附旧燕的按语，刊于该报1950年7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