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带走了中国古董最多的秘密

        倘若你做古董，这一辈子都做古董，而且走国际路线，把这一百年来流失海外的重要中国古代艺术品请回故里的话，你就应该去巴黎看看被当地人称为“中国塔”的“卢氏红楼”。这是一座位于巴黎商人区蒙索公园附近路边交角处的有着中国传统楼阁式的五层建筑。据说原先是一栋三层楼的旅馆，完全拆除后，在法国当地设计师的协助下，改建成今天的面貌。楼的主人正是大名鼎鼎的卢芹斋。        

一

        卢芹斋1880年出生于浙江湖州的小村庄，十几岁便到法国寻找商业机会。曾是孙中山密友、后与蒋介石结为兄弟的张静江帮助卢氏指点古董行业，出资成立通运古玩公司。卢很快将其特有的商人天赋和出色的敏锐度和对艺术品鉴赏能力这三者结合在一起，生意骤然兴隆，一发而不可收。辛亥革命后，张静江回国协助孙中山，卢芹斋开办了自己的古董店，成立了卢吴古玩公司，并在英国、美国以及中国开设分号（C.T.LOO便是其公司和卢芹斋名字的英文缩写）。

        卢芹斋经营古玩店的成功，首先要归于其遇到了一个好时机。当时正赶上国内清政府垮台，北洋政府执政，人心不稳定，故宫和其他皇府内的古物珍宝纷纷流入市肆典卖。一时间，古董市场红火，生意兴旺。其中尤以上海城隍庙一带最为热闹，商人云集，国宝汇聚，成为中国最大的古董集散交易地。其次才是北京、天津和香港。由此，卢芹斋与上海、北京古董行的大买卖人结成了一个圈子，类似现在的商会，由他本人坐镇巴黎，英语好的姚叔来驻纽约，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给他们进货，统一由上海发往纽约或巴黎，成为一家中国最大、经营时间最长的古董出口公司。

        作为卢芹斋存在的最有力证据，这座至今位于巴黎市中心的红楼曾见证过他最辉煌的时期。欧洲人是这样评价他的：“他让欧美收藏者学会欣赏中国墓葬文物——墓葬雕刻、青铜器、陪葬古玉、陶俑、佛像等。”“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收藏者。”随即在欧美的银行家、军火商、石油商、不动产商中形成对中国文物的“抢购”潮。然而这一切都发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此时的卢芹斋已经意识到了古董市场的中心已经移到了美国。至此，他的销售重心也向新的世界帝国发展。

        从1914至1915年开始在纽约开设卢吴公司——当时美国最大的中国古董店，直到1950年卢芹斋在纽约举办公司告别拍卖会，这三十五年间，其经手的国宝级重要文物不计其数。尽管从历史的角度乃至爱国的角度，卢芹斋是背上了“国贼”的骂名，但其作为中国古美术的重要推手，让西方人为之改变收藏的口味，让很多不为常人所注意到的文物细节解读成令人动容的审美精髓。很快，卢芹斋在欧美古董界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同时也成为各大博物馆的座上客。诸如费城宾州大学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等都不遗余力地珍藏着他所推荐的重量级中国艺术品。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昭陵六骏之“飒露紫”和“拳毛騧”写真石雕，至今一直珍藏在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内。

        据了解，当年的宾大博物馆高登馆长是位热爱亚洲艺术、懂考古、更对石雕艺术有着浓厚兴趣的人。1914年冬，卢芹斋初到北美开拓生意时，遇到的正是高登馆长。卢氏和宾大做的第一笔生意是北朝时期的八尊大佛像。由于当时的宾大凑不到足够的资金，只留下其中三尊，其他逐一被美国其他博物馆分购。到1916年2月，宾大博物馆高110米的圆形无柱穹顶展厅落成，独具慧眼的高登馆长决定举办一个中国艺术大展来作为揭幕展。为了筹备此展，高登向世界各大古董商发出邀请函，这当然少不了对卢芹斋的邀请。由此，卢芹斋与高登走得更近了。

        根据曾在上海博物馆资料室工作多年、赴美学习后担任过宾大博物馆保管部负责人的周秀琴博士考证，高登馆长第一次见到二骏石雕是在1918年3月。卢芹斋邀馆长在大都会博物馆仓库见宝物，而后便将二骏石雕借展到馆里，并不遗余力游说董事会买下它们。他认为“这些浮雕自七世纪以来，一直出现于历史记载，证明中国人视其为艺术领域内的优秀作品。它们是非宗教，纯世俗艺术品，对博物馆佛教雕刻收藏能起到完美的平衡作用。因为中国早期雕刻是宗教的天下，六骏因而成为稀世之宝。这些石刻实为独特的不朽之作”。可见，高登一眼就看出二骏石雕的非凡之处。而卢芹斋也更明白它们的价值。经过长达三年的讨价还价，宾大博物馆最终以12.5万美元的价格买下了名闻天下的二骏石雕。这价格在当时已经是非常贵了。        

二        

        卢芹斋这个曾经显赫的名字，到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便不再辉煌。卢芹斋在上海公司的将近4000件重要文物被收缴，他分布和合作的各地伙伴也逐一被清算。以上海为例，叶叔重、张雪庚、洪玉林和戴福保“四大奸商”走私案更是震动全国古董界。1955年初，张雪庚“雪耕斋”古玩店一位伙计，在当时的夜校学习，检举了店主张雪庚过去将文物转卖给叶叔重的舅舅吴启周与卢芹斋在海外的卢吴公司，现在又将文物交给在香港的戴福保，在海外代买的问题。夜校共产党老师马上上报组织，由此引出著名的“四大奸商”走私案。

        叶叔重是苏州洞庭山大户人家，排行第三，人称“叶三”。其兄叶月轩（人称“叶二”）才是当时上海滩大名鼎鼎的玩古董“法眼”，人脉广，交友多，就连海上闻人杜月笙的生意也能做。早先的卢吴公司在上海业务都由他负责。后因其爱抽大烟，又连舅舅吴启周的钱也要赚，吴便无奈起用忠厚老实的弟弟叶叔重（叶三）。解放后的叶叔重被聘为上海博物馆筹备委员会顾问，但由于被指控解放前作为卢吴公司的代理人，将大量文物卖到海外的事实而不能幸免。

        “四大奸商”走私案的结局是：1956年5月7日，张雪庚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十五年；1956年5月9日，叶叔重也被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徒刑十五年。两人的财产除酌留家属生活外均予没收。叶叔重和张雪庚都在青海服刑，最终都命折于此。洪玉林在结案前已感走投无路，跳楼自杀。戴福保则逃回香港，从此再未回故乡。从卢吴公司查封到富源斋、雪耕斋等关联公司店铺被悉数充公，其文物总数过万，加上有关于卢吴公司及其牵连的档案资料都一并归上海博物馆所有。可谓人财两空，片纸不存。

        1950年，卢芹斋这位史上“最牛”的中国古董商在美国纽约曼哈顿宣布正式退休，接着将纽约分店的古董作清仓拍卖处理。美国的《LIFE》生活杂志曾向外发表过一张卢芹斋站在公司门口与最后一批珍爱文物的合影，那是他宣布退休在公司举办清仓拍卖会时的留影。通过这张珍贵的照片，前几年赴美时，我们不仅找到了卢芹斋位于麦迪逊大道和57街转角处的办公大楼FULLER BUILDING，而且在大楼的二层还找到了卢芹斋公司和他曾经站立照相的位置。有趣的是，楼层的墙面和大理石地面包括拼接的图案都是原来的，只是门内的主人变了，不知是一种延续还是情结，这栋楼至今还保留着不少做古董和其他艺术品生意的公司和店铺。纽约著名的古董商拉里便是这楼里好多年的住户。

        离开这栋楼，我们要去的下一站便是纽约大学艺术学院档案馆。据说卢芹斋清仓打烊后，所有的剩余物品和古董档案数据悉数由他的同僚弗兰克·加罗接收，并继续经营了十年，开始时还沿用“C.T.LOO”的品牌，后几年才改用自己的名字，至1960年代中期也结束经营。但他把卢芹斋留下的珍贵古董经营资料全部完好保存，最终由其后人捐给了纽约大学，现保存在美术学院的档案馆内。

        在征得纽约大学有关方面的同意后，我们一行四人来到了档案馆的地库，三排共十二层的新式铁皮柜里装载着卢芹斋数十年经营中国古董的秘密和最真实的记录。上万张的数据卡片，记录了卢芹斋所经手古董的来龙去脉、进出价格和其他一些销售收藏记录；数十万张照片的拍摄，留下了这些古董最宝贵的面貌。我们花了整整两天浏览了全部的数据卡和图片。虽然在目前未被允许的情况下，无法透露其中的重要细节，但至少让我们非常近距离、更加深层次地了解了卢芹斋是如何将中国古董推荐给国际顶级博物馆和收藏家的。可以有如下的归纳：卢芹斋以非常翔实可靠的来源，去证明古董的真实性；卢芹斋以精度很高的影像手法，去显示每件作品的最优美的部分；卢芹斋以十分细致的分类方式将中国古董的发展脉络梳理得井井有条。

        由以上几点足够表明，卢芹斋不仅善于经营，更会去研究总结，而且十分专业。当然这仅是从有关于他对资料收集、保管和利用层面得到的体会，更令人惊讶的是卢芹斋所经手买卖的古董，不仅仅是数量的问题，着实是质量的问题。那些欧美博物馆中陈列着的十分著名的中国艺术品，大多在他的数据图片中一一显现出来。不但是青铜器、石雕作品，更多的是宋元书画，实在太丰富了，无法枚举。

        可以这么说，一旦卢芹斋所见所获所售所藏的数据大白于天下，那么很多鲜为人知的国宝流散的经历都将重写，那些隐藏在国宝背后的故事都将重新述说，甚至于那些国宝真假的神秘面纱都将被揭开……        

三        

        我在这里仅仅以一张珂罗版底片来揭示一桩国宝迷案。该底片上显相是一尊北齐时期大背光石雕佛坐像。我们把它翻版成照片，竟然发现与上海博物馆所藏北齐时期释迦牟尼佛石像完全一样。它不仅代表着当时佛像雕刻的最高成就，而且一直被公认为世界顶级珍宝。

        有趣的是，除上海博物馆典藏的此件作品外（下称上博像），完全相同的作品存世明确有两件：一在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美术馆内（下称英国像），一在日本私家收藏（下称日本像）。而卢芹斋照片资料中也显现一尊（下称“卢芹斋像”），听说在法国私人收藏家中也有一尊，是否与照片为同一尊不得而知，但至少存世有四件之多。

        从照片上看，“英国像”和“卢芹斋像”不论整体风格、细部特征，都与“上博像”大体一致，无甚差异，而“日本像”则稍显不同：首先前三像均作白毫相，后者光平无纹；其次，前三像衣褶的线条走向，均由外向内双线刻划，而后者的右肩部衣褶却是顺着披势双线外走；其三，前三像僧只支褶纹刻划较简略，无束结，仅见垂带一条，寥寥数刀而已，而后者的僧只支束扎刻划精细，双带飘垂，中束结。

        这四尊大型佛像为何都损坏双手，而且损坏的程度又是那么的一致，是巧合？是必然？还是另有隐情？我们试想有如下几种情况：一是在雕造石像中，由于手的部位较多地突出于主体呈圆雕状时，制作者当时就会分凿再后配，那么手与臂的连接面一定会留下圆孔或方孔，甚至在侧面还会像木匠开燕尾榫那样挖出凹口，或者接上后钻孔灌铁水，以作加固。所以我们看到有的佛像缺手部位会有孔状并露出铁柱，说明这些都是当时造像时的一种加固工艺。而四像缺手的现状态显然不是因为当时手与臂分凿造成的。二是遭到灭法厄运而损缺双手。这种试想也不能成立。因为历来灭佛先毁容，四像的主体都保存完好，手先被毁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三是因为手的部分较突出，极易被首先碰坏。由于四像不仅都损双手，而且损坏的程度是如此的一致，这点也似乎站不住脚。四是还未完成，是等待手的安装。这点更不可能，因为四像身上都有彩绘，似乎都已完成并被供奉。五是为偷盗运输方便而敲断双手。这似乎也说不通，因为按照造像的现状看，其结跏坐的腿部突出的厚度与手印外展的宽度是差不多的，而且要把四像的双手都敲断得一模一样，有这可能和必要吗？

        那么唯一的试想就是做假。这似乎令人不太容易接受。因为这四尊佛像雕刻品实在很完美，仿制佛像也不过百多年的事，水平能如此高吗？而且石质又是如此雷同？还要连造四尊有必要吗？这么多完全相同的大型佛像流传至今，恐怕也少有先例。即便是1950年代河北曲阳修德寺出土大批中小型石佛像，1990年代山东青州龙兴寺上千件石佛像面世，虽然有完全相同的形象，却不尝有极其类似的损坏，这实在令人困惑不解。

        如果我们就实物的现状分析，“上博像”是我看了摸了二十年的作品，相对其他几尊，不论在人体造型，刻画线条各方面都有着一种自然、流转、柔和之美，丝毫没有生硬、做作的感觉。那种自然流露的笑脸，那种行云流水般的衣褶线条，是难以言表的。数年前，我也特地去英国维多利亚阿伯特美术馆，亲眼看到那尊北齐佛像，似乎觉得与照片察看的感受有所不同：一是此像表面有一层黄中带赭的包浆，而且较亮，似有上腊的感觉；二是细刻的刀法并不顺畅，有牵强之感；三是背光和头光纹饰并不如“上博像”那样细致完美。“卢芹斋像”只是从照片上分析，比较接近“上博像”，而“日本像”也未见实物，其精致有余，柔美不足，但其局面的别样刻法，倒也值得深思。如果是做假，或是完全照搬，一定是依样画葫芦，何必再造新意，岂不画蛇添足？

        如果这四像必有一尊是真的话，我们不妨再做一个假设：是卢芹斋指使或是国内设局，那么其祖本一定是最晚出现的。据了解，“英国像”和“日本像”流出的时间至晚不会超过1940年代初，“卢芹斋像”的照片拍摄时间大概也在1940年代初。而“上博像”是1949年上海刚解放，有位法国人想送出国被海关拦下没收后调拨给上海博物馆，是上博在编文物中前一百件的藏品之一，入藏时间是十分靠前的。因此“上博像”就是祖本？或者还有其他隐情？我们只能猜测。        

四        

        藏于纽约大学档案馆的卢芹斋经营古董资料照片发现和研究是十分重要的。他对于我们认真理清百年来中国文物流散海外的内容、规模、过程，及其历史背景是大有裨益的。我们没有丝毫褒誉卢芹斋的意思，在惋惜国宝流失的同时，也不得不正视一个事实，卢芹斋买卖古玩的举动，推动了世人对中国五千年文化的重新认识！让中国的青铜文化、佛教雕刻文化、古玉文化、陵墓雕刻文化等受到最大程度的尊重。

        今天，在一片讨回国宝的叫喊声中，卢芹斋确实也只能背上这“国贼”的骂名，但其背后是否确有推手和幕后者呢？种种迹象表明，卢芹斋也许真的不是个人所为。首先，扶持他成长的是张静江，等于是国民党的大佬，从支撑孙中山到蒋介石，谁不视其为上宾贵客。他指点卢芹斋，甚至可以说是利用这位小同乡的聪慧，做这一本万利的古董生意，在形势一片大好之时，会收手无视吗？

        从上海博物馆保留的卢吴公司数据可以发现，卢的经营状况是要随时向张静江夫人有所汇报的，有封卢芹斋致张夫人亲笔信，很明了地写着伦敦拍卖情况，已可见端倪。其次，卢芹斋的图片档案中，发现有许多来自于宫廷藏画，这让我们非常惊讶。如果不是早知卢芹斋主营高古艺术、古玉、古铜器、古陶瓷，当你看到这成堆的书画照片时，一定会以为他是一个书画收藏家，里面连海派画家吴昌硕、吴湖帆都有。

        从文字数据中我们发现他与纽约中国书画收藏大家王季迁过从甚密，甚至有王向卢求购书画的信函和图档，其中不乏二者不断讨价还价的有趣的生意经原始记录。当然这其中分量最重的还是那些清宫旧藏如宋徽宗“四禽图”之类作品。“四禽图”是公认的宋徽宗赵佶真迹，能获此宝谈何容易。从资料的留存上我们也发现卢芹斋曾为此拍了许多照片，包括局部放大的，可见其重视程度。如果卢氏背后有张静江或袁世凯之子袁克文作为影子，得之实在不难。就像前述的二骏石雕从陕西盗出，先送去袁家，后才有所谓“合法”流出一说。因此卢的经营背后应该还是有张静江之类民国大腕和晚清宫廷旧贵族的支持。

        其三，前几年上海泓盛拍卖一场卢芹斋藏书专题，竞标者甚众。书籍整齐，内容极全，几乎卢芹斋所出销售古董的大小图册都非常齐全，还有整套同行的信息图录，如山中商会的图录等等。开始以为是卢芹斋后代提供，殊不知是来源于张静江的后裔藏品。可见张静江始终没有离卢芹斋太远，离古董这行太远。就连纽约专门研究卢芹斋的专家同行得知消息，也十分吃惊，张静江为何有如此齐全的卢芹斋资料？这一连串问题的提出，是值得我们思索和追究的。

        现在看来，卢芹斋整个古董经营数据由三个部分组成：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前在法国巴黎坐镇时的资料，据说留在了他的“红楼”中，这部分数据由于楼主易人，被一德国人获得 ；二是纽约大学美术学院档案馆的那部分；三是上海博物馆保存的那部分。这第一部分正是他发家时和张静江有合作，后在上海、纽约开分店的资料，据说1930年代前的记录都在那里，德国人拿下红楼后也不知如何处理，但保存完好；第二部分是我们已知的，十分丰富详实，是卢芹斋主打纽约、建立在美国的古董王国时的具体内容；第三部分便是卢吴公司在上海，也就是当时40年来如何配合卢芹斋在海外发展的最原始资料部分，1949年后被没收，一直留在上海博物馆的档案库内。三者若能串连成一体，那么民国时期古董发展变革史便会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卢芹斋现象”将会作为一个专有名词而载入史册。 （本文作者系国家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标题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