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爷叔”姚安濂：一个独立演员的成功

        “上海爷叔”姚安濂的人缘蛮好的。

        在近日召开的名为“一个独立演员的成功启示”研讨会上，上海文艺界的大腕悉数入座，比如影视剧演员奚美娟、张芝华、佟瑞欣、唐群、王一楠，沪剧演员茅善玉，还有导演梁山、包福明、傅东育、郑大圣、周波、李欣、黄凯等。

        会上，每个人都在用上海话、普通话赞美着姚安濂，讲他一个非“科班”出身的演员如何如何具备演技，讲他作为一个“上海模子”这些年来做人是多么多么“上路”，然后大家都讲到了10月27日举行的上海电影工作座谈会，期盼着出台的七项26条措施，真的能够复兴上海电影。

        身为主角，姚安濂反倒是话讲得不多，很多时候听到老朋友们的夸奖，显得有些不好意思。

        差不多用了两个多小时，座谈会方告结束。香烟瘾头蛮大的姚安濂，总算可以掏出烟来，一支接着一支地抽起来。

        “讲到这几年的上海影视剧，就让人心痛。”今年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新晋“影帝”姚安濂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说，“你看看今天来参加座谈会的老师们就晓得了，上海有好的导演、好的演员、好的编剧，可以说上海完全有条件做出一些好的戏来。可结果呢？我和奚美娟老师合作演一部电视剧，还是一个外地影视公司邀请去的。上海现在要振兴电影事业，关键就要看怎样把上海的优秀人才整合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终于一圆影帝梦

        今年9月1日，姚安濂凭借在电影《打工老板》中的出色表演，获得了世界11大A类电影节之一的“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最佳男演员奖，这是继2004年范伟凭《看车人的七月》得奖后，十年间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演员。

        尽管已是时隔多日，但姚安濂眉宇间仍透出获奖那一刻的兴奋，“其实当时蒙特利尔电影节有一个组委会的工作人员，颁奖以后跟我合影，他就说，‘姚老师，其实我们很早在第一轮评委会做一个讨论的时候，基本上就毫无异议地定了你是最佳男演员了。我天天在电梯里、大堂里经常看到你，我真想告诉你，但是因为组委会的纪律，我不能跟你说’。之前真的一点消息都没有，但是自己有一种期待。因为把所有参赛影片当中出现的那些男主角，来做一些横向表演的话，我们还是有一定的实力去跟他们角逐的。”

        谈及自己在影片中最满意的一段表演，姚安濂说是与厂长讨论克扣工人工资的那段戏。“压低他们定额工资，提高他们的超额工资”，说台词那一刻，他的神情就如同电影里呈现出来的一样，“狡黠，有点小聪明”，“我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很完美的形象，我想表现出比较真实的生活状态。”

        《打工老板》以改革开放30年来深圳特区的企业生存状态为时代背景，讲述了姚安濂饰演的林大林奋斗半生、成为达林玩具代加工厂老板的故事。故事中，因为订单减少、原材料价格大幅上升，工厂遭遇空前的困难，而此时汤嬿饰演的新闻记者艾晶去卧底调查“血汗工厂”。在时长约100分钟的电影里，工厂老板、工人、卧底记者、外商、政府官员等多个角色连番出场，他们个人际遇的悲喜剧揭示了中国制造业面临的尴尬境地。片中，原材料、人工价格上升，人民币汇率提高，欧盟进口标准提高，国内玩具制造业出现倒闭潮、媒体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的密切关注以及政府对制造业“纠结”的感情等现实元素也一一展现在观众面前。

        与参赛版不同，在10月21日起在深圳放映的“龙标版”里，加了一个被姚安濂称为“光明的结尾”，即滚出字幕写着“靠政府帮助，工厂又起死回生”之类的话。姚安濂说，“我觉得后面加的片尾太假了，不真实。事实上一个企业的破产，政府是不会出资来帮助你的。大家都明白这样一个常识，何必要编造这个谎言自欺欺人呢？其实我觉得影片当中所表现的这些人，这里面的这些众生相应该是比较真实的，比较符合生活原型的。我们这个片子，定位在2011年、2012年政府的有些官僚作风，现在不一样了，‘习大大’上台以后是全新的面貌，没有必要再去续一个光明的尾巴，对不对？你说是剧本审查问题吗？我觉得也未必。好像没有听说广电总局看了这个片子，要求对这个片子的主题或者台词方面做什么删减、改动。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太过敏了，可能地方政府有一些看法。”

        目前，这部深圳方面非常重视的电影，在当地100多家影院上映，“排片量挺大的。因为本身这是一部深圳制作的电影，写的也是关于深圳的，所以深圳官方对这个戏还是比较重视。”姚安濂说，他专门给导演张唯发了条短信，问他一周下来票房如何？张唯的回复是，“口碑不错，票房一般，但比其他一些文艺片还是要好很多。”

        在蒙特利尔电影节拿到一个大奖，对57岁的姚安濂来说，的确是“这口气争到了”，“实际上任何一个演员都希望得到自己业内的认同，而且是希望得到高度认同。国际电影节也好，或者是国内的百花、金鹰也好，获奖无非就是对一个演员作品的认同。我从2005年（《青红》）跟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擦肩而过后，当时就有各种各样的说法，说可能跟我自己没有去戛纳有关。很多人为我感到惋惜，所以我内心有那么一个结。当时媒体报道的程度不亚于我现在拿奖的热度，当然也有一些负面的东西，说我在自我炒作等等。但就为了这句话，我觉得我应该要用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实力，真正地拿一把回来。”

        然而《青红》之后，他主演的《红色康拜因》同样与影帝桂冠失之交臂，“不是说因为我没去才没拿到戛纳影帝吗，希腊电影节那次我专门去了。当时我们的影片获了最佳影片奖，有个评委是美国人，是《现代启示录》的制片人，我外语不行，记不得老外的名字。当时我们会后开派对的时候，他过来敬我酒说，‘你演得非常好，我们很多评委把这票是投给你的。但电影节主席做工作，为了扶持希腊电影，因为希腊是一个电影小国，请我们把这一票投给希腊的本土演员。’他说，‘我觉得很不公平，很遗憾，但是我还是要来敬你酒，因为你在我心里，还是这一届的影帝。’”他跟我说的是英语，我听也听不懂，当时是新浪的记者跟我做的翻译。”

“我就是希望人家能够记住我”

        或许，姚安濂对于影帝的情意结在于他非科班出身。“我最早在上海活塞厂机修车间当一名钳工，当年厂门对面就是兰心大戏院售票处，所以有戏我就会去看。”姚安濂回忆道，“那个时候年轻嘛，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所以就去文化馆学习话剧表演，后来又演了七八年话剧。”1985年，姚安濂自编自导自演的话剧作为唯一的业余戏剧入围上海戏剧节，使得他被一名导演看中，就此和电影圈结下不解之缘。

        可当时的电影圈子还是很看重“科班出身”的，非专业院校毕业的姚安濂不容易得到认同，只能在小角色中摸索前行，“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打酱油，没有人能够记住你。”但对演戏的热爱，使得他在这个圈子里坚持了下来，“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自己的角色演好，让人们能够从这个小角色当中发现我的一些闪光点，下次能够给我一个更大、更好的角色。”现如今，姚安濂的演技成熟了，资历也增加了，但这种态度却已然成为了习惯，“为了得到这么一种认同，我每一个角色都不会放过的，我就是希望人家能够记住我。所以不论角色大小，我会调动我所有的表演经验，所有的体现方法。”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姚安濂要把研讨会的主题定做“一个独立演员的成功启示”，他说，以前他会称自己是“个体演员”，“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专门谈到自由撰稿人，独立制片人，独立演员、歌手等新的文艺群体，我听到这话很激动。实际上是‘习大大’把我们这些人归到‘独立’这个圈子里去。所谓‘独立’，顾名思义就是靠自己的努力，或者说个人的能力在一个圈里面立足、生存。他背后没有一个比如说我是某某剧团的演员，没有一个体制的归属。”

        10月15日，习近平在北京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古今中外很多文艺名家都是从社会和人民中产生的，我们要扩大工作覆盖面，延伸联系手臂，用全新的眼光看待他们，用全新的政策和方法团结吸引他们，引导他们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

        而另一件令姚安濂感到振奋的事是10月27日举行的上海电影工作座谈会。

        “如果上海真的能迎来影视剧创作的春天的话，我相信那些上海的演员，他们当然愿意回来，回到自己的故土，我们可以用上海话交流，在组里面碰到上海人真的很亲切，你忍不住就会说上海话。当然创作我觉得无所谓北京人还是上海人，但是我们现在呼唤上海影视剧要重新振兴，要宣传我们本土的演员、导演或者编剧，目的就是做强做大上海的影视，重新找回20年前上海影视剧创作的那么一种盛况。你想以前上海电视台制作的一些电视剧，如《杨乃武与小白菜》、《上海一家人》、《上海的早晨》，每年都是在中央电视台，都是在全国的评奖会上拿奖的作品。”姚安濂说，他身为一个南方人，其实比较喜欢上海的生活氛围，习惯上海这么一个城市。

        “我不太喜欢北京的气候，南方人不太适应，但是我比较注重接北京的一些戏。”姚安濂回忆起自己短暂的北漂生涯，“当时情况下，作为一个演员，我在上海已经拍了一些戏了。但是当我第一次去外地拍戏的时候，我发现人家根本就不了解我。因为播出平台小，在上海，观众还比较认可你，可是你到了全国，有些人还不认识你。我比较有幸，到了北京以后，那时候接了很多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制作的戏，他们制作的戏几乎都是在央一或者央八播出，那时候卫视还没那么多。”

        姚安濂分析了为何上海在与北京等地的竞争中处于弱势，“我觉得萎缩跟上海当时影视方面的改革有关，它把上海电视台所有的电视剧制作中心给撤消了，过去曾有很多创作室，第一创作室、第二创作室，后来又出现了求索等，把它们跟电视台剥离了。剥离了以后，一下子把它们推到市场上去，有一些很有经验的导演、制片人可能因为岁数大了，要他们再去面对市场的时候，觉得有些力不从心，自然而然也就退出了。还有一些不是很有知名度的，可能他们缺乏了那么一种直接面对市场的自信。上影厂和永乐在当时是两个单位，电视台那些人都归到永乐去了，归到永乐之后我就发现他们后来就没有太大的作为了。不像有电视中心的时候，制作单位、制作团队是背靠电视台的，后来这些人就慢慢散了，随后有一些人就跑到北京去了。”

        姚安濂说，“上海现在要振兴电影事业，关键就要看怎样把上海的优秀人才整合起来，这才是最重要的。”

（实习生廖乙歌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