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望赵昌平

感谢尚君先生推荐我参加今天的活动。

严格意义上讲，我没有资格参加今天的纪念会。昌平先生年长我15岁，与我生活工作的地域、行业不一样，平时联系、交接比较少，我不敢谬称我的朋友赵昌平，也不敢攀附为我的老师赵昌平。

但若循名责实，我也可以参加今天的纪念活动。因为我也是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一名老作者，多种重要的著作论文是由上古推出的。昌平先生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的资深副会长，我则是学会秘书处的工作人员，为几代唐代文学学者做过服务，当然也包括为昌平先生。作为一名唐代文学学者，我也是很早就拜读了他的系列大作。

按照我的理解，昌平先生平生功业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他工作的上海古籍出版社，二是他兼职和服务的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三是他的学术著述。

先说出版社的工作。昌平先生是国内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学研究的资深编辑，而且是学者型编辑和出版家。在我看来，民国时期的学者型编辑和出版家较多，接续到建国后前十七年还有一部分，“文革”后，虽然是一个历史新时期，但老成凋零，风流云散，包括出版界在内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都是重灾区，老辈学人不是去世，就是病退，还有些人刚刚走出牛棚，仍心有余悸。幸运的是，国内一北一南两家重要的古籍出版社，都保护了一批学者型出版家，中华书局与古代文学研究有关的如徐调孚、宋云彬、马非百、杨伯峻、周振甫、李侃、赵守俨、傅璇琮、程毅中、许逸民、张忱石、徐俊、周绚隆等，上古如吕贞白、胡道静、金性尧、朱金城、何满子、魏同贤、钱伯城、李国章、赵昌平、高克勤等，出版社内部就是一个令人羡慕嫉妒的学术圈子。在出版社系统内，承担主要领导责任的总编社长，学术责任、政治责任固然重要，但出版社同时是企业，故经济责任也很重要。另外做管理，社外的人脉人际关系，社内的人望人事也很关键。主要领导人能够较长时间持续稳定，是一件好事。时下要做好一件事很难，但做坏一件事很容易。故主事者所具有的智慧，所付出的努力，所耗费的精力是外人所不能理解的。昌平先生能遭逢改革开放以来的大好形势，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从“时势”与“英雄”两个环节来看，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势？我觉得是两方面的互相作用。从大背景来看，是时势造英雄;从小环境来说，也未尝不是英雄造时势。

有意思的是，从事唐代文学研究的两位资深学者傅璇琮长期主中华，赵昌平长期主上古，大陆地区近四十年唐代文学研究兴旺发达，不能说与两位学者型出版家主事者无关。

其次，昌平先生在多个学术机构和社会团体兼职，为这些机构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曾任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上海市出版协会理事长等，也曾长期担任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他在其他学术及社会组织兼职情况已经有一些介绍，在唐代文学学会兼职情况，陈尚君、葛晓音、蒋寅等在文章中也提及一些。我仅从秘书处工作人员的角度补充一点新内容。“文革”结束以后，国内学术文化发展很快，其中一个指标就是全国性和行业性的学会、协会如雨后春笋，一下冒出许多，且都非常活跃。但有些学会、协会内部的矛盾很多，为一些琐屑事搞得乌烟瘴气，对冲掉了学会应该有的影响力和美誉度。但是，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从成立以来，一直能够以“双百”方针为指针，学术探索，求真求是，每一届理事会都能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故学会内部既团结合作，又自由活跃。有时为一些学术问题出现认识不一、偶有龃龉之处，但是学会的中坚总能够识大体、顾大局，出现问题很快就能化解。我曾经亲见赵昌平、薛天纬、张明非、阎琦、葛景春等几位一同化解了一个今天看来很琐细的问题，因为有这样的中坚力量，使得学会内上下沟通，维护公议，扶树雅道，贬斥势利，成为一种常态。也正是因为有这样一股清流，使得学会能一直遵循中道，守正创新。学会三十多年来能够正常发展，与萧涤非、程千帆、傅璇琮等老辈学者的引领有关，也与有董乃斌、赵昌平、张明非、葛晓音、薛天纬、阎琦、葛景春、陈尚君、卢盛江、詹福瑞、尚永亮等中坚力量砥柱其间有关。

其三，昌平先生也是一位知名学者，在多个领域尤其是唐代文学研究领域贡献卓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曾出版过《赵昌平自选集》，收集了他2000年以前的十多篇学术论文，以唐代研究为主。此外还有，独著《顾况诗集》，合著《唐诗三百首新编》、《唐诗一百首》等。从数量上来看，不算是高产，但考虑到他是在紧张公务之余从事研究，那么这个数量其实是相当可观的。尤其是他的重点文章，篇幅很长，展开很多，思考很深，发人所未发，能给同行很多启发，故每篇一刊印出来，就能引起大家关注，长时间讨论。我也是很早就拜读过《“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盛唐北地士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意兴、意象、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等篇论文，其中后两篇初刊在学会会刊《唐代文学研究》上，故在看清样时就开始读了。除了大家谈到的以外，我个人觉得，昌平先生的《“吴中诗派”与中唐诗歌》、《盛唐北地士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两文还是后来盛极一时的文学地理学或地域文学研究的滥觞。在这两篇之前的地域文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南北朝时期，2000年以后唐代的文学地理学研究慢慢热了起来，成果也逐渐多了起来，但又陷入了一个瓶颈期。研究模式与方法的简单化，使这类研究无法深入，形成了新的公式。所以，今天重温昌平先生的大著，仍能给我们以新意。他的论文不光是这一领域拓荒期的作品，而且能够灼照时下文学地理学论著的认知盲区。

因为昌平先生在出版社工作，故他不必按照高校的学术规则承担项目、发表论文，所以他也没有一般高校学者的枷锁,可以自由选题，自由撰著，自由发表。比如刚才提及的《盛唐北地士风与崔颢李颀王昌龄三家诗》、《意兴、意象、意脉——兼论唐诗研究中现代语言学批评的得失》两文，最早发表在学会会刊《唐代文学研究》，但本刊一直属于以书代刊，故有些学者鉴于学校的考核指标，不愿意将好文章给会刊，而昌平先生以这样的方式支持了学会的工作。一般学人以学术为重，甚至以学术为生命，这固然值得敬重，而昌平先生则看到了学术以外还有更广大的人生空间，更深邃的人生意蕴。

从一个学者的角度看，在高度肯定昌平先生的学术创新外，我也对他的未竟之业深表遗憾。但从一个更宏阔的视角来看，他对上古的贡献是独特的，他在唐代文学学会的贡献也是独特的。而他对学术的贡献是开了一种新风气。正如昌平先生帮助马茂元先生完成《唐诗三百首新编》一样，我们也希望有识之士能在昌平先生唐诗研究系列论文及他的写作大纲的基础上，完成他的《唐诗史》大著。

除了在学术会议等公共场合会面，我与昌平先生小范围交流并不多。记得第一次去上古，他好像很忙，不在社内。高克勤兄接见了我，责任编辑安排了餐叙。另外一次是上海书展，由汪涌豪兄承办了一个小规模的学术讨论会，昌平先生莅临讲话，话题宏大，滔滔不绝。还有一次，应该是2016年，陈尚君先生有一个小规模活动，外地学者只有葛晓音先生和我参加，下午会后，尚君先生和夫人孔老师邀餐叙，因为有葛老师，他请昌平先生和夫人来作陪。他们几位是老朋友，故说话无所拘忌，印象中昌平先生话最多，我基本插不上嘴。这大概就是我第一次见他的夫人，也是最后一次。我印象中他爱抽烟，衣着鲜亮。夫人去世后，他仍每餐在遗像前给夫人备饭，共食如常。闻之令人泫然。翩翩海上佳公子!

天地悠悠，弦歌不辍，大概《唐诗史》以后还会有人继续写。但这样真性情、真担当的师友越来越少。自君之往生，广陵散从此绝矣!

2021年5月16日于西安怀德坊寓所追忆

本文为作者在纪念赵昌平逝世三周年追思会暨《赵昌平文存》出版座谈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