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土耳其？昝涛谈新奥斯曼主义

        【编者按】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昝涛是国内少数几位土耳其史学者，长期关注于土耳其和中东的历史、现状，他在三联书店出版社出版的《现代国家与民族建构：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研究》也是国内少数直接使用土耳其文献写就的土耳其史著作。这几年，土耳其成为中国游客的旅行热门目的地，土耳其国内从安卡拉到伊斯坦布尔的高铁线由中国修建，但普通中国人甚至知识分子对土耳其依然是陌生的。

        11月3日，昝涛在华东师范大学做了一场名为“帝国与族性：新奥斯曼主义的启示”的演讲，他从奥斯曼帝国兴起开始，一直讲到当代土耳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变革，以及当代土耳其在世界格局中政治选择的历史源头。

昝涛在华东师大进行演讲。华东师大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 图

        奥斯曼也许是历史上名声最响的帝王之一了，他的名字成为土耳其帝国的国号延续了600多年，这个庞大的帝国地跨亚非欧三大洲，扼住大陆交通的咽喉，曾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最繁荣的帝国之一。奥斯曼土耳其人原本居住在中亚阿姆河流域，是突厥人的一支。13世纪，蒙古人向西扩张，迫使它们西进。1299年，在小亚细亚西北部同拜占庭帝国接壤的地区，奥斯曼率部族宣布独立，是为奥斯曼帝国的源头。自奥斯曼开始，经过大概10代苏丹强盛起来。

        兴起于阿拉伯半岛的伊斯兰教征服了伊朗，借由伊朗往北也到达了新疆，整个伊斯兰化的过程持续到15世纪，突厥人的伊斯兰化在10-11世纪。

        伊斯兰化和突厥化造成了欧亚历史上的重大转变，从中国的西部到土耳其，大量的民族国家如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等，这些地区的人，讲的都是阿尔泰语系下突厥语族的不同方言，土耳其语是其中重要的方言。

        欧亚历史，从奥斯曼帝国到伊朗萨法维王朝，南亚莫卧儿王朝，帖木儿王国，都具有浓厚的突厥背景。昝涛认为，伊斯兰化有利于促进部落整合和民族融合，“过去，由于不同部落和政权，很难实现整合，尤其是信仰不一样的时候。现在大家都信仰伊斯兰教。学术界的观点是，欧亚大陆的突厥化和伊斯兰化是同时进行相互促进的。”

        昝涛将奥斯曼帝国的没落与清帝国进行了类比，“在那个历史阶段，亚洲的东西两端，东边有清王朝，西边有奥斯曼，一个东亚病夫，一个西亚病夫。今天我思考中国问题的时候，背负着完整的旧王朝帝国遗产，而土耳其只是心理上背负着，实际上是没有的。奥斯曼土耳其，在19世纪之前就已经感受到西方压力，尤其是来自北方的沙俄的压力，使它步步倒退。”

从奥斯曼帝国到土耳其共和国

        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和解体，民族主义思潮涌现（抑或说二者是相辅相成），“比如巴尔干地区，他们不认为奥斯曼统治时候是好的，而是觉得很悲惨。”昝涛说，但实际上，当时地区的经济是在增长的，奥斯曼帝国不是严格中央集权国家，是有相对松散自治传统的国家，这个自治制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对异教徒的“米勒特制”，“也就是异民族不同信仰的人，你可以接受我的保护可以安宁生活，但要交税。”

        奥斯曼帝国也想改革，这就是奥斯曼主义的出现，它首先做的就是改变“米勒特制”。到了19世纪，平等博爱观念深入人心，这个等级制度就落后了。1876年，奥斯曼帝国颁布了第一部宪法，“奥斯曼土耳其人搞一个国族，大家都是奥斯曼人，大家都平等”，昝涛说，但这个宪法并没有付诸实施。

        1916年阿拉伯人起义，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泛突厥主义，昝涛说，泛突厥主义随着凯末尔革命的胜利而收缩，“因为凯末尔是现实主义者。他搞革命成功，有来自莫斯科的支持。作为交换，相互保证不用自己领土搞对方安全的事情。”昝涛说，土耳其一国一族也是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西边的东正教，东边的阿拉伯人都不跟我过了，剩下的都是土耳其人。把土耳其叫做国家的名字，考虑了突厥因素。”

        “土耳其”这个国家的名字，有了种族的含义，“但这个问题的麻烦就是，国民是谁？”昝涛说，“打个比方，假设中国叫汉国，国民是汉人，肯定很多人不答应。土耳其面临的就是这个问题，民族和国家名字强力合一了，这最大问题就是库尔德人（编者注：源于西亚库尔德地区的游牧民族，与突厥人不同，库尔德属欧罗巴人种）问题。对土耳其人来说，库尔德人没有了，在他们看来，所有穆斯林在这块土地上都是土耳其人（编者注：土耳其的语源就是突厥）。”库尔德问题对于土耳其的民族国家建设形成了特别巨大的挑战。

冷战结束与新奥斯曼主义的兴起

        土耳其国父凯末尔进行了西化改革，使土耳其成为了一个现代化世俗国家。他的继任者也坚持了凯末尔的道路。冷战期间，土耳其为了显示自己是北约铁粉，朝鲜战争时志愿参军，是联合国主力。它自认为是西方阵营一员，可冷战结束后，它却失去了这个地位。冷战过后，新的历史版图展现在世界面前。“欧洲向一体化快速地迈进，尤其是从欧共体到欧盟的变化。土耳其想当然地认为自己应该是成员之一，按照什么标准都不会比其他国家差，他最后发现这是基督教俱乐部，人家都不带它玩。所以在1980年代，冷战还没结束之前，土耳其就兴起了‘新奥斯曼主义’的想法。”昝涛说。

        “当时土耳其的很多东西都是美式的，最好的大学是美国人建的，中东技术大学，博斯普鲁斯大学。”昝涛举了一个例子，“我所在的中东技术大学，我舍友就神秘地指着我每天带在身边的校园地图说这个地图上的建筑布局怎么样？原来像是一把手枪，枪口正对着莫斯科呢。这所大学是美国援建的，却是土耳其共产党的大本营。”

        昝涛认为，土耳其建国八十多年以来,国内政治的总体发展趋势，概括来讲就是从凯末尔主义时代向后凯末尔主义时代的转变,这个转变的过渡时期就是1980-1990年代的“厄扎尔时代”,并随着2002年正发党的上台而基本完成。这一转变的最明显之处是国家统治集团的改变,也就是，政权逐渐地从国家主义和精英主义的凯末尔党人手中，转移到强调自由主义、多元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温和伊斯兰政党手中，把握和体现土耳其这一重要历史变迁的政治力量就是正发党。

        1983年以前，土耳其总统厄扎尔上台之前，大量的精英都是凯末尔党人，他们受西方影响很大，国有企业、大型垄断部门都是由他们掌握。冷战后，全球化也影响到了土耳其。“全球化的到来对土耳其和中国的影响是类似的，都有一个改革开放的过程。这个过程使得国家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以前是国有企业人员掌握国家命运，但现在安纳托利亚这片小城镇市民的社会在全球化过程中兴起了，尤其是中小企业，这批人有了钱要搞政治，要分权。他们通过选举不断进入政治，政党也知道企业家有钱了当然要谈点精神。大家都有伊斯兰精神，怎么能像凯末尔党人一样天天想钱呢？土耳其的政党搞资金不是问题，除了教育还给老百姓发东西。凯末尔党人从不搞基层工作，都是军队精英，不懂这个事情。”

        新的政治力量与凯末尔党人很不同。凯末尔党人背负了镇压其他民族的包袱，相比之下，从基层起来代表草根的伊斯兰政党没有包袱。昝涛认为，他们要反思凯末尔党人反对的奥斯曼帝国，“在奥斯曼帝国时期，至少有教区自治，现在库尔德人连称自己库尔德人都不行。”“新奥斯曼主义兴起的背景就是民族国家解决国内问题时的捉襟见肘，人们开始反思奥斯曼帝国也不是像他们说的没落腐朽的，于是有了新奥斯曼主义。到2001年，正义发展党组建，2002年上台，这个政党上台后，把解决库尔德问题作为土耳其民主进程的突破口，摆脱一族一国的思维方式，至少起码说自己是库尔德人不再违法。”

        2006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曾发表了一个讲话，讲话中说，“我们国家讲土耳其共和国，我们都是土耳其共和国公民，在这个共同之下，每个人说自己是土耳其人说自己是库尔德人为什么不可以，但很多人认为这么说是危害国家统一。”

        在昝涛看来，新奥斯曼主义是重新反思奥斯曼主义的思潮，在冷战前，土耳其人脑子想的只有一个欧洲，世界上只有欧洲现代性文明，土耳其只要变成欧洲文明一部分，土耳其人就直接实现所有理想。但是，事实不是这样，土耳其毕竟是中东国家，一个穆斯林国家（穆斯林占人口99%）。把土耳其变成欧洲一部分的想法是很强烈的，这也让土耳其人自尊心受伤，持续不断地受挫。厄扎尔作为土耳其第一代代表中小企业的平民总统说，我们不能只看欧洲和西方，以至于我们在穆斯林世界里压根没什么软实力。

        另一方面，欧洲也不认同土耳其，于是土耳其人就有了身份认同困惑。“新奥斯曼主义认为，我们的地位要搞明白，要和周边国家搞好关系，土耳其人学奥斯曼帝国历史时候说，这是我们的，那也是我们的，只有在20世纪时才不是我们的。”

        受新奥斯曼主义的影响，土耳其在很多问题不再跟着西方国家亦步亦趋，比如调停伊朗核问题、21世纪伊拉克战争、伊斯兰国问题，土耳其都很“暧昧”，以至于被说成不是“合格的”北约成员，而是“兼职成员”。

        “土耳其自此不再忽视周边、不跟着西方。”但昝涛的观点是，这并不意味着土耳其只是向东看，他认为，东西兼顾的战略定位是由土耳其自身的地缘位置和国家利益决定的；“向东看”从来都没有以牺牲亲西方为代价,在土耳其政治家看来,“向东看”反而有利于其与西方的靠近,这是一种以东促西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