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满蒙眼中既无“夷夏”，如何区分“内外”之别

        统合过众多“民族”的清朝，是如何看待和理解国内外诸多“民族”和“国家”的呢？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齐光先生试图通过一人物图像绘卷来解答这个问题。10月30日，他在该中心做了一个讲座，题为《清朝的“民族观”、“世界观”——解析<皇清职贡图>绘卷及其满汉文图说》。 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整理部分讲座内容，以飨读者。   

谁是大清“朝”中人？       

        《职贡图》是中国古代王朝编修的画卷，以绘制和记载王朝辖境内各民族及与中央王朝有过交往的“国家”和“民族”。梁朝、宋朝、清朝均留存有《职贡图》。清朝的《职贡图》，即后来命名为《皇清职贡图》的绘卷，是自乾隆十五年（1750年）起准备，十六年（1751年）始绘制，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基本完成的。然而，此后清朝陆续将准噶尔及其统辖下的回疆等地纳入版图，又有哈萨克、布鲁特等使臣来朝“献贡”，于是进行了不少增补工作，最后直到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才增绘完毕。       

        《皇清职贡图》共4卷，画面301段，图说为满汉文合璧。该图卷绘制和记载的，除朝鲜国、琉球国、安南国、缅甸国、暹罗国、大西洋国、小西洋国、英吉利国等国之外，主要有西藏地方政府所属的门巴等“族”，伊犁等地厄鲁特蒙古台吉，哈萨克头人，布鲁特头人，乌什、哈密、肃州等地回民。及“关东”的鄂伦春、赫哲族等“族”，福建、台湾、湖南等省下所辖畲民等，甘肃、四川等省与青藏高原交接地带的土司所属威茂协大金川等。以及云南、贵州两省府州所辖的“黑猡猡”等“族”。       

        在这样一幅五彩缤纷的图卷中，却没有满洲、汉、蒙古等“民族”。这是为何？       

        齐光先生认为，就此需要了解清朝是怎样的一个政权的问题。       

        乾隆帝在为绘制《皇清职贡图》而颁降的谕旨中说：“我朝统一区宇，内外苗夷，输诚向化，其衣冠状貌，各有不同。著沿边各督抚于所属苗瑶黎獞，以及外夷番众，仿其服侍，绘图送军机处，汇齐呈览，以昭王会之盛。……”       

        在这道谕旨中，乾隆帝明确表示“我朝统一区宇”，而并没有说“我满洲统一区宇”。那么，这个“朝”——“大清”是由谁来怎样建立的呢？       

        回顾清朝肇建时的情景。天聪十年（即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初八日，在盛京崇政殿，和硕墨尔根代青贝多尔衮代表满洲宗室王公上满洲劝进表，科尔沁部土谢图济农代表漠南蒙古诸部王公上蒙古劝进表，都元帅孔有德代表汉人臣官上汉文劝进表，共同推戴皇太极为皇帝，并以这位皇帝为中心建立了大清。可见，大清这个“朝”是由满洲、蒙古、汉三方面的人共同建立和维护的。乾隆帝在谕旨中强调绘制的对象，是清朝统辖下的各个民族，而非建立清朝的民族，故无满洲、蒙古、汉。       

        此外，东北的达斡尔、鄂温克、锡伯等“族”也没有被绘制，而鄂伦春、赫哲则绘制于图卷中。存在这样的区别，是因为达斡尔、鄂温克、锡伯等“族”当时已被编入八旗，他们参加过自康熙朝中期以来历次大的战争，为其“圣主”立下了汗马功劳，自然属于“朝”中人士，所以不必绘制。同理，作为蒙古别种的厄鲁特、土尔扈特等没有建立清朝的蒙古人，是经过近百年的时间才臣服于清的“被统合者”，所以为了“昭王会之盛”，清朝有必要将他们绘入画卷。

       

        乾隆帝谕旨中的“外夷番众”，指没有纳入清朝实际控制版图的“外国人”，以及不归督抚等直接管辖而是由其土司所管的西边“番子”等。那么，大清朝的“内”、“外”之别在哪里呢？       

        清朝前期的满文档案中，“内”往往是指关内地方或内属满洲宗室王公所领的八旗，“外”主要是指边外，即长城外的地域或由外藩蒙古王公领有的扎萨克旗。乾隆帝谕旨中所谓的“外夷”就是没有纳入清朝实际统辖版图的“外国”，比如西洋诸国、日本、俄罗斯及吕宋等东南亚国家。虽然清朝将朝鲜、越南、琉球等“国”划入“外夷”圈，但仍在强调延续明朝传统的朝贡关系。       

        汉文图说中有“夷”这个词，而满文图说中没有，因为满蒙人没有区分“夷夏”的观念。       

        清朝入关后，在原明朝皇帝权威所能波及的地方，尽可能地延续了前朝的制度，所以满文图说也强调了“朝贡”关系（满语：albabun jafara）。而对清朝直接或间接统治的“民族”，汉文图说极少使用“夷”这一词。所以《皇清职贡图》汉文图说中的“夷”，显然在指清朝实际控制版图以外的其他“国家”或“民族”。       

        与清朝有朝贡关系的国家中，关于朝鲜，《皇清职贡图》称其平民为“朝鲜国民人”（满语：coohiyan gurun i irgen），而对其他国家的平民，则使用了“XXX国夷人”（满语：gurun i niyanlma）一词。由此看来，清朝与朝鲜的关系可能还有点特殊，需特别对待。       

        对于中亚的爱乌罕、霍罕等，满文称其为“aiman部”，而没有使用“gurun”一词，这不同于其他东南亚及西方“国家”；对于这些“部”的头领，清朝称其为“头目”（满语：data）。事实上，清朝皇帝在面对中亚这些“国家”时，是以蒙古可汗的身份来出现的，这是清朝皇帝的蒙古可汗形象在内陆亚洲的一种延伸。他们与清朝之间也存在献贡关系，但这种献贡关系是基于北方亚洲传统的“外交”。而清朝与外藩蒙古王公、达赖喇嘛、回部伯克之间的关系则是“内政”。       

        查阅满汉文图说即可知，清朝与其他“国家”间的关系，其远近亲疏各有不同。关系最为紧密的是朝鲜国，其次是琉球国，其后是南掌国，再是暹罗国，而后是安南国、苏禄国，然后是荷兰国、鄂罗斯，接着是缅甸国和大西洋国等。当然，《皇清职贡图》中也存在清朝一厢情愿的叙述。比如哈萨克，《皇清职贡图》中清朝认为哈萨克已“遂隶版图”，但事实上，正如满文档案中的记载，早在1740年哈萨克汗王就曾向俄罗斯女王表示过臣服，后来哈萨克遣使清朝，不过是令清朝、俄罗斯互相牵制，以达到维持自身相对独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