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景平：1948币制改革是个比《北平无战事》更复杂的故事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权宣布实施金圆券方案，以取代业已完全破产的法币。推动这一币制改革的前后波折，也是近期热播剧《北平无战事》的历史背景。

        在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融史专家吴景平看来，电视剧的艺术性可圈可点，但无需和历史对号入座。事实上，1948年主导币制改革的不是蒋经国，“建丰同志”还远没有掌控全局的能量；被人津津乐道的“上海打虎”是场闹剧，依据的规定不合理，和国民党的覆亡也没关系。“奸商”的囤货居奇、中共地下党的作战，都不是金圆券失败的原因；剧中常出现的“孔先生”（孔祥熙）、“宋先生”（宋子文），当时一个被赶去国外，一个被“发配”广东，对改革决策更无影响。至于两位爷爷辈男神“方步亭”、“何其沧”，以他们的身份则不可能参与起草这次币改法案。

        追溯历史上的1948，蒋介石的金融幕僚已经指出币制改革的巨大风险，当局为何仍坚持推进？收兑金银、运送台湾是蓄谋已久的吗？同样是不能兑换金银外汇的纸币，为什么人民币没有崩溃、金圆券破产了？民众对改革又为何从配合走向对立？

        带着这些问题，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吴景平教授，请他介绍历史上的金圆券改革。

       

        澎湃新闻：1948年改革前的物价、货币情形严峻到什么程度？为什么？

        吴景平：之前使用的法币，是从1935年开始发行的。在8年抗战中，法币的发行数额增加了390多倍，1937年的发行总数是14亿，1945年已经是5500多亿。物价上涨比例更高，如重庆物价上涨1795倍，上海约86000多倍。所以抗战结束前夕，货币问题已经非常严峻，这是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

        原因还有一点，法币推行初始，是依靠中央、中国、交通三家政府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来维持法币的汇率，实质就是币值的稳定。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汇市场关闭了，中英美平准基金到1943年也相继终止，法币贬值就控制不住了。

        抗日战争结束后没有马上改革货币，拖到1948年发行金圆券前夕，市场上已有660多万亿法币，情况恶化到难以收拾。

        

        澎湃新闻：抗战以来国民党内就一直有提议，要改革货币、解决通货膨胀问题。为什么1948年才付诸实施？

        吴景平：蒋介石意识到法币不行了，但币制改革不能以他的名义直接提出，应由财政部长提出，由行政院长拿到中政会上通过，走这样一个合法流程。1945年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几乎每年都要求行政院、财政部、中央银行拿出方案来。

        但当时这几个方面都认为，战争刚结束，国民经济还很困难，改革币制是动大手术，国民经济如同一个虚弱的身体，没有这个底子来承担变革。宋子文（1944年底-1947年2月主掌行政院）及其任内的财长俞鸿钧表示，币制改革须有基本前提，即经济稳定、国际贸易平衡、有金银外汇作为准备金等等，当然还要有和平环境。后来宋子文下台，张群接班，他和他任用的央行总裁张嘉璈，也都比较谨慎，他们始终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同意。

        1948年行宪以后，翁文灏任行政院长，找了王云五当财政部长，这两位是很少对蒋介石说“不”的。蒋要马上改革货币的计划，第一次得到了行政院和财政部方面的认可。改任央行总裁的俞鸿钧抵挡不住蒋、翁、王的“多数”压力，只好违心地不再反对新币改案。蒋兴奋地在日记中说，宋子文、张群、张嘉璈、俞鸿钧“皆畏缩不决”，只有翁文灏、王云五“能毅然实施”，“可谓奋勇难得”。

        问题是，此前几位都是在金融领域历练多年的人物，王云五主要是教育界、出版界出身。他在回忆录中写了很多体会，但没有表现出独立的、基于金融知识的改革思想，所有事都要经过翁文灏让蒋介石批准，因此他不是决策者，只是蒋介石旨意的领会者和执行者。

        澎湃新闻：币制改革的方案在公布前是否经过严密的论证？应是绝对保密的？

        吴景平： 从台湾的档案中可以看到，出席1948年8月19日中政会并批准了这个方案的人，后来曾说，我们当时开会总共就两三个小时，他们突然跑来说有这么一个方案，总裁是支持的，要我们通过。我们根本没有好好研究，大家就举手通过了。所以当时没有经过党内、政府内的专家、行政人员充分沟通，没有充分论证通过。

        这个方案在拿到中政会通过以前都是不能公开的，涉及到收兑金银外汇，绝对不能事先泄露。有传言说存在重大泄密事件，但是我们目前没有明确的历史资料证明这一点。应该说保密工作是做得很好的。       

        澎湃新闻：既然蒋介石身边的金融家幕僚都反对，他仍然急切地推进币制改革，有没有必要性、合理性？

        吴景平：旧法币在客观上已破产，蒋介石作为最高决策者非常着急，要尽快改变这个状况，是可以理解的。当时法币运行的外部环境很糟，但拖下去只会更糟糕。

        另外蒋介石有两个考虑。一是久悬未决的美援终于落定。战后初期美方曾承诺给中国5亿美元援助，1946年这个案子搁浅了，当时国民政府行政、财政、央行系统都提出，过去的货币改革（法币改革、平准基金）都有外汇支持，现在完全靠中国自身的力量实施币制改革是不行的。而且起初的改革方案里还要开铸部分贵金属币，没有外来援助不可能实现。但到了1948年4月，总额为4亿6300万美元的美国援华法案通过，而且其中1亿2500万美元左右是可以让中方支配的。在蒋介石看来，这大笔美元可以作为改革的依靠。

        二是共军还没有在军事上显现出巨大优势（1948年8月）。蒋介石认为当时国民党仍控制着局面，延安也打下了，在全国主要战区，包括东北，国民党军队都还没有呈现败象。军事上的大转折其实就发生在改革推行后的第二个月，即1948年9月的济南战役，以及同一个月开始的辽沈战役。       

        澎湃新闻：我们知道金圆券最后陷入恶性通货膨胀，变得一文不值。但它的制度设计有十足准备金、最高发行限额等等，看似稳妥，这个制度本身有问题吗？

        吴景平：根据《金圆券发行方法》，新币制以金圆为本位币，规定有法定含金量，发行采用十足准备制，其中必须有40%为黄金、白银及外汇，设立20亿最高发行额、有发行准备监理会等等。但制度设计是否合理，要结合具体的历史条件来谈。

        改革方案中有一条，1元金圆券对应收回300万法币（即1:300万），此前旧法币的发行额是660多万亿，那么理论上2亿多金圆券就可以收回全部法币。实际限定的最高发行额是20亿，也就是放宽了10倍。所以，如果改革只是用新的货币来收回旧法币，按这个比例是绰绰有余的。

        但我们知道，最后完全失控了。2亿就可以解决的事情，20亿都没有解决，最后发行了560000多亿金圆券（截止到1949年5月）。为什么呢？

       

2亿就可以解决的事情，20亿都没有解决。金圆券改革宣告破产，《北平无战事》剧中主角、曾可达（国民党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少将督察）在改革失败后自杀。

        所有的货币改革，如果市场不接受，是无法持续的，因为货币本身就是市场经济商品交换的产物。除了金圆券本身，还要注意一系列相应的规定。

        过去是银本位，自由买卖银元，所有货币发行银行都承担着兑现的义务，即发行的是兑换券，如100元面额的持券人随时可以向发行银行兑换100银元。现在央行统一发行金圆券，按理说，能够随时以纸币换回金圆，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金圆本位。

        问题是，它同时又规定，“任何人不得持有、买卖金、银、外汇”，否则就是违法，而且限期到央行或者指定机构去把个人持有的金银外汇全部换成金圆券。黄金不能买卖了，不能持有了，它和货币就没关系了。

        所以，明眼人一看就知有矛盾。按字面上说，收上来的金、银、外汇是发行准备金。什么叫准备金？从货币理论上来说，它是防止别人拿纸币来兑现。但它又规定任何人不能持有金、银、外汇，也就是说不可能兑现，这就变成谎言了。

        这两条方案同时出台，其中一条就是假的。现在我们知道，强制收兑金银外汇是真的，限期上交，市场上买卖、个人持有都属非法。收上来以后大部分运去台湾，并没有放在那里准备别人来兑现。最后留在上海中央银行总行的库房里的金圆券准备金少之又少，和后来发行的几十万亿金圆券是完全不相称的。也就是说，国民党留下了不名一文的纸币金圆券，带走了金银外汇。

        澎湃新闻：所以金圆券疯狂贬值，与没有准备金、不能兑现有关？

        吴景平：不兑现，不是唯一的失败原因。后来人民币也不兑现，但它没有破产，没有滥发，物价没有乱涨。什么原因？生产、流通、消费各方面都能够正常运转。货币是保证商品生产和交换的媒介，只要这些生产交换环节正常进行，货币的功能也就正常。

        当时老百姓拿着金圆券，买不到金、银、外汇，那就只有一个去处，到市场上购买货物。接下来的问题是，市场上有没有足够的商品？有充分的粮食吗？有日常必需品吗？工厂要开工，有足够的原料吗？

        推出金圆券的同时还颁布规定，说物价和劳务价格都冻结在8月19日这一天（即“八一九防线”）。如果生产和交通运输都处于正常状态，人心平稳，不急于拿着钱就去抢购，那么或许可行。可当时战火纷飞、交通中断、生产极少，大家对金圆券的购买力，对物资充足、物价不涨，根本不抱积极预期。后来事实也证明这是假的：商品也没有，价格也管不住。

上图为国民政府发行的金圆券，下图为1949年发行的第一版人民币。同样不能兑现，为什么人民币没有失败？

        澎湃新闻：部分改革政策违背经济规律，蒋介石对其中的矛盾和风险是否心知肚明？他对财经金融的了解有多少？

        吴景平：蒋介石非常关心财经状况，因为他的权力需要通过财政资源的配置来体现。他很在意交通、生产、物价如何。他在日记中记载，上海米价如何从1948年2月底的每石300万元猛涨至6月10日的700万元，而6月16日竟高达980万元，用今天的话说，当时的物价已经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用蒋介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经济形势已至最险恶之境地”，他必须排除种种反对的主张，尽快推出新的币制方案。

        对于金圆券政策的风险，蒋介石认为自己可以控制住局面，试图通过完全的高压统治来和市场较量：民间交出金银外汇，物价工资不准涨，完全由政府来组织生产和供应，他认为他可以做到。

        推行金圆券之初，战局没有发生大的逆转，大城市的感觉还是平平安安的。货币比较集中的工商业中心城市，像天津、上海、广州，没有太大问题。一方面是高压政策下的遵循，一方面大家也感到法币不行了，不断在贬值。现在既然当局出台一个政策说，我们回到小面额纸币，减少发行数量，300万元变成1元——即所谓“把泡沫挤掉”——不要几百万收入，就是实实在在的几元钱，可以买到东西，那这样也行。所以一开始大家对这个方案，不论是否理解，最初一个月比较配合。

        刚开始收兑金银外汇比较顺利。虽然可能有些大户、银行家、工商企业家，不会把金银外汇全部交出来，但一般老百姓都交了。问题是一个月以后不行了。首先是市场上买不到东西。你说不能涨价，不等于商品成本不变啊。大城市商店进货，靠外地运来，交通中断了，原先的成本进不了货，光是运费成本就上涨了，你又不让加价出售，那我只好不出售。政府不可能查到所有的囤货，上海这么大，我把货物放在郊区的小船里、民房里，等你价格放开了我再把货物运进来。把稳定金圆券和市场对着干，要压住市场，最后证明是不行的。

        后来经济越发达的地区通货膨胀越严重，金圆券被市场否认也越严重，天津、上海、广州都是这样的。为什么呢？这些地方居住人口多，经济活动频繁。你要经济秩序停顿、冻结、凝固，这是不可能的。

       

        澎湃新闻：所以出现囤积物资的情况是很正常的。

        吴景平：囤积物资的情况可以说比比皆是，囤多囤少的差别而已，对币制改革成功失败不起主要作用。因为如果主要的生产流通领域是健全的，囤货的价值、经济意义就不存在。

        澎湃新闻：影视作品里说，当时的孔、宋集团囤货居奇、投机倒把，尤其是孔令侃的扬子公司。您怎么看？

        吴景平：历史的复杂性远远超出“商人囤积物资——改革推行不下去——国民党失败”这样简单的逻辑。需要打的“老虎”也绝非一两个。就蒋经国没能处置扬子公司、孔令侃的仓库这一个案而言，和金圆券的失败也没有直接关系。

        大家都不愿意以正常的价格出售商品，金圆券政策不可能因为一家公司的囤货没有拿出来就导致失败。它的货物不到市场上来，意味着在违反经济规律的限价状态之下，根本不可能做到货物源源不断、正常销售。

        蒋经国在上海坚持不下去，是因为市场很快就失控了。物价控制不住，人们的不满重新爆发而且越来越严重。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处分孔令侃，而是说老百姓吃饭的事情怎么办，手上票子贬值成这样而谁都不管。

        无论孔、宋，都对币制改革的决策没有影响。孔祥熙当时已经在国外，他都被蒋介石赶走了，更不要说他的儿子能造成什么影响。宋子文也被赶到广东去了。

        

《北平无战事》剧中，宋家的棉纱公司、孔家的扬子公司，是两大“奸商”企业。孔祥熙的儿子孔令侃被叫做“孔总”。

        澎湃新闻：刚才提到政府强制收兑金、银、外汇，民间态度是从合作到对抗的？

        吴景平：对，一个月以后就变了。把民间金银外汇收上来的时候，政府规定等于是承诺：物价不涨、工资不涨，大家放心，睡安稳觉。结果老百姓发现控制物价的情况下我们买不到东西，一个月以后市场的实际情况是限价失灵，物价猛升，大家感到上当了。我把金银外汇都交了出去，结果换来你的钱贬值了。待到10月底，王云五不得不以辞职对币改和限价的失败承担责任。11月22日，行政院通过了“修正”后的金圆券发行方法等，“准许”民间持有金银外汇，只是每两黄金的兑换价，已经从起初的200元金圆券调整为1000元，等于金价上涨5倍，或金圆券贬值了80%。        

        澎湃新闻：大企业的态度呢？

        吴景平：从档案里可以看到，财政部专门在上海设立金融监理局，和央行代表一起整天去银钱业同业公会催，你们有多少金银外汇，必须报出多少数字，交不出不准走——就是硬性摊派。

        十几年前法币改革的时候，大小银行家是一致叫好，说白银本位制下我们吃过苦头，发行纸币的银行，别人一挤兑、我们就完蛋。那么干脆收回发行权，我再也不用担心因为发出去的钱无法兑现而关门。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我的资本金，从原来的金、银、外汇，换成了你的金圆券以后，亏了、赔了，经营不下去了。另外改革中还有其他措施，剥夺了私营金融机构在市场上应有的权利，比如定价权。

        总之这样一场货币改革，没有工商业特别是金融业的配合，很难行得通。

       

        澎湃新闻：谁控制这些金银外汇？运送台湾是蓄谋已久的吗？

        吴景平：从结果来看，就是蒋介石。甚至1949年1月他下野了，李宗仁都不能碰，没有权来动这些金银外汇。他从容不迫地让中央银行、海关、海军运去台湾，整个央行还是听令于他。所以币制改革就是蒋介石一个人操控的。

        蒋介石对于把台湾作为长期较量的基地，是很早有部署的。他确实想稳定局势，认为和共产党较量胜负未定，但是他知道这是很严峻的较量。在和共产党作最后的摊牌时，他认为必须掌握尽可能多的金银外汇，这是他一直以来的十分坚定的主张。

       

《北平无战事》剧中中央银行北平分行收兑的黄金。

        澎湃新闻：美国援助在币制改革的成败中究竟扮演什么角色？

        吴景平：主要是军事上的，济南战役失败后美国撤走了军事援助，这不仅对于国民党的军心、也对于国统区民心起了很大的震撼作用。

        但要说援华法案的那几亿美元，作为物资援助缓不济急，蒋介石当局可以动用的1亿多美元也没有用，因为金圆券的制度设计就是不允许别人购买外汇。当时政府只是把金圆券撒出去，买不买得到东西他不管。宋子文在1946年的大半年里，千方百计调来黄金、外汇，抛到上海等各市场回笼法币，市场上法币少了，物价暂时可以稳一阵。但推行金圆券时政府没有这样做，管不住物价，最多打几只“老虎”给你看看。        

        澎湃新闻：电视剧中出现的“建丰同志”引起观众很大兴趣。蒋经国在1948年的作为，包括在上海“打老虎”，应如何评价？

        吴景平：对，几乎每一集他都要出来说几句话，仿佛在各势力的较量中他说话最管用。但历史上，蒋经国当时还没有这样大的权力，在党、军、政各界都还没有多大的影响力。蒋介石确实要提拔他，但就推行金圆券而言给他作为的空间很有限，就是在上海，作为俞鸿钧的助手，让小蒋冲在前面，对于公开抵制的人，催他们交钱，算是给他一个重要的历练机会。关于金圆券方案和相关财经决策，他都没有什么发言权。蒋经国是到了台湾以后，从军队里的政工情治系统做起，逐渐走到权力中心。

        上海“打虎”的经历，就蒋经国个人而言，他可算是悲剧式的英雄，就整个历史而言那是一场闹剧。他没有对金圆券的推行带来什么正面的东西。金圆券败得很惨，很快就垮台了。“打虎”解决不了问题，他没有任何办法可以调集物资、组织生产。战后初期宋子文还曾经在平抑物价上有点作为：一般商人要囤货，我们国营的中纺公司出来卖棉纱，保证每天平价供应，看谁能涨价。蒋经国当时在经济方面没有这样的话语权、没有这种能量。

        “打老虎”的状况和1940年代末国民党的覆亡没有直接关系，和当时国民党的军事失败尤其没有关系。当国民党的覆亡和军事失败已经到了铁板钉钉的地步，宣布要“打老虎”或许有重新收拾民心的考量，但实际作用有限。经济的基本面不好了，贪腐是火上浇油。况且蒋经国在上海“打虎”依据的是金圆券政策的规定，不让持有金银外汇，不能涨价不能囤货，但这些规定本身不合理，不具备操作性，“打虎”打不下去的结局并不奇怪。

        实际上当时国民党的反贪腐根本无法推进。整个制度出了问题，蒋介石很早就意识到了。蒋介石在1943年左右就说：本党完了。国民党行宪以前开国大，各方为了抢国大代表名额大打出手、哭哭啼啼、抬着棺材去示威；选举副总统，李宗仁和孙科也是闹得不可开交。       

        

剧中的蒋经国被称为“建丰同志”，但是历史上的他与币制改革决策无关。他是悲剧式的“打虎”英雄，“经国打虎”却是历史的闹剧。

        澎湃新闻：国共斗争和币制改革有什么关系？

        吴景平：有人持“阴谋论”，说是金圆券改革是冀朝鼎（中共党员，曾任中美英平准基金委员会秘书长、国民党华北“剿总”经济处处长）设计的，故意要国民党失去民心。其实不是，那就是国民党自己的政策，蒋介石自己的政策。国统区的恶性通货膨胀，原因只能从执政方的国民党去找。共产党可以说是军事上的对手，但还不具备在经济领域影响国统区的实力，也不是共产党发动几次学生运动就能够影响的。        

        澎湃新闻：您如何评价金圆券币制改革？

        吴景平：不能说它是国民党政权覆灭的唯一原因，但它确实是国民党若干大的失败之一。

        这次币制改革选择了一个错误的时间，在外部环境很糟糕的情况下推行，但如果要等，环境只会更坏，后面就是深渊。整个国家机器都在崩溃。唯一的办法是责任承担者国民党出局，因为你们已经无法让社会经济恢复正常。历史证明最后靠共产党来收拾局面，收兑了金圆券的人民币最终站住了脚。

        金圆券货币的性质，是以政府信用做赌的，它是独家发行，数量也是政府说了算，这点和此前的法币没有根本区别。要害在于：国民党无法以已经破产的法币来收兑民间的金银外汇，但带以“金圆本位、十足准备”为包装的金圆券却做到了。

        国民党在统治大陆的最后这一段时间里，把多少社会财富卷走了事，而把一文不名的金圆券扔下，不管民众死活。老老实实把金子银子交出去的，全部变成废纸；只有悄悄留在箱底的，才渡过劫难。金圆券出笼和破产，说明当时的国民党已经完全失去了对于社会正常运作和民众生计的担当，其统治的合法性、权威性，在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前就已经丧失殆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