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中国应尽快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法》

        从改革开放初期的逐步引进外资、少量国有企业投资海外，到如今民营企业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的主力，中国企业“走出去”经历了漫长的苦旅。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有望首次超过外商来华投资，成为对外投资净流出国。但即便如此，中国企业“走出去”仍面临着多重问题，其中投资目标国的政治风险占据首要位置。在这样一个转折时期，中国企业如何克服这一风险，实现海外投资从量到质的飞跃，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教训可能比经验多

        “中国企业‘走出去’还处在初级阶段，中国企业‘走出去’失败的教训可能比成功的经验更多。”10月29日，在《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一书的发布会上，原国家外经贸部副部长、博鳌论坛原秘书长，现担任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席的龙永图如此说道。

        致力于人才国际化、企业国际化等国际课题研究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曾收集2005年1月至2014年6月间发生的120个舆论影响大的投资失败案例。

        对这些样本分析后，他们发现25%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失败的。其中8%是在投资审批等环节因投资目标国政治派系力量阻挠而失败，17%是在运营过程中因投资目标国的政治动荡、领导人更迭等而遭遇损失。

        因政治及社会动荡导致的损失尤其巨大。商务部数据中心资料显示，2011年中国在利比亚投资了50多个大型项目，合同额超过188亿美元，但因为利比亚战争，这些合同大部分无法履行。此前曾被认为对中国来说具有政治地缘优势的一些发展中国家正转化为高风险地区，增加了中国企业在这些地区投资的不确定性。

        据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分析，在处理投资目标国复杂的政治社会关系方面，一些中国企业仍存较严重的误区：一是过度依赖投资目标国政府高层，有的国家政府自身并不稳定，过分依赖他们，容易导致普通民众反对，甚至可能引发抗议事件，最终导致项目实施不下去；二是不重视反对派、NGO以及媒体的声音，使一些原本能更好解决的矛盾激化；三是有些企业在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方面仍有欠缺。

企业家也要成为政治家

        针对以上问题，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建议，政府层面，需要完善对外直接投资立法与保障制度，尽快制定《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法》，建立专门的对外直接投资保险机构，设立对外直接投资救急基金。加强安全监管，建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评估体系，完善对外直接投资合作境外安全风险预警和信息通报制度，建立常态化的境外风险应急救助机制等。

        对于政府还可以采取哪些措施，中国与全球化智库主任、《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主编王辉耀回应澎湃新闻说，他还有两点建议：一是中国驻外大使和使馆，是否可以跟企业加强交流，帮助企业更加了解当地政治生态？二是卸任的外交官、商务参赞等驻外工作多年，回到国内往往与企业脱钩，他们是否可以像基辛格帮美国企业做事一样帮中国企业做咨询？

        王辉耀说，更重要的是，国家要从全球战略角度审时度势，维护和平的环境。“某种意义上，外交能促使企业走出去，反之企业做好了也能带来更好的外交。”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副主编孙玉红向澎湃新闻补充说，除了国家层面对企业提供的帮助外，“企业自身更要有危机意识，在投资某地前，一定要做好考察，做好投资风险防范预案。”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风云变幻，企业不能仅仅依靠政府和外交帮着解决。企业一旦走出去，就要把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纳入他们的思考范围。既然走出去了，（企业家）另一面也得成为政治家。”孙玉红说。

危邦不入，乱邦不居

        中国与全球化智库还建议，中国企业要履行好企业社会责任，带动社区经济增长，重视社区居民就业，实现与投资目标国社区共同发展，与居民和谐共处。另外，他们还建议中国企业加强与国际领先企业的投资合作，既学习他们的跨国投资管理经验，又分散、降低投资风险。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认为，“应对跨国经营政治性风险的原则应当是‘以事前安排为主，以事后措施为辅’”，即首要是通过事前主动安排降低遭遇政治风险的概率，其次才是遭遇政治风险后通过索赔等事后措施减少损失。

        梅新育在《中国企业国际化报告（2014）》一书中结合越南案例分析，企业可从越南汲取的首要教训无疑是要更加重视投资目标国和货源地的宏观经济政治稳定性。企业在决定产业布局和订单去向时，不仅要关注廉价劳动力之类的“优势”，还得通盘考虑。梅新育引用了古语“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其次，梅新育还建议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与中国签署了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与中国签署双边投资保护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已经过百，目前中国正与美欧谈判可作为国际范本的投资保护协定。

        另外，梅新育还建议企业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择与中国建立了较好人缘关系（包括商业关系、干部培训交流和留学生往来等）的国家，以利于在投资目标国建立安全及反贸易保护主义统一战线，提高自身安全系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