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遗稿：为何从汉武帝时代起，周公身价陡涨？

        王莽借周公名义实现改朝换代，影响长达六百年。直到唐太宗改造国子学体制，为了杜绝太学生把周公当作合法改朝换代的圣王典范，将周公逐出国子监的圣堂。那以后孔子梦魂萦绕的周公，便由汉晋间“周孔之道”的主角，被取消支配意识形态的表征地位。

        不过“学随术变”走向反面的危险，更在于比附现实而穿凿经义，导出否定现存社会政治秩序的推论。比如董仲舒背离孔子不讲“性与天道”的遗训，暗袭阴阳家的五行生克说，推论“天人感应”，用自然的或人为的灾异来预测人事吉凶。有回辽东的高祖庙失火，董仲舒推测天意，以为那是上天不满汉武帝的政教尚未“大公至公”。不料他的一名弟子奉诏对此文盲审，竟判作“下愚”，害得其师差点被杀头。他的再传弟子眭弘，在汉昭帝初得知泰山有大石自立、昌邑有枯木复生、上林苑有倒地的断柳再立，便上书说据董仲舒的《春秋》论，这都是“革命”的预兆，建议汉帝求贤，实行“禅让”，结果被大将军霍光斥为妖言惑众而处死。然后汉宣帝在摆脱霍光控制之后，也不再假冒为善，重用宦官外戚。有个“明经”出身的司隶校尉即首都治安长官盖宽饶，被宣帝岳父率权贵学沐猴与狗斗的行为激怒，上书皇帝指斥“圣道浸废，儒术不行，以刑餘为周、召，以法律为《诗》《书》”，接着竟说“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传子，官以传贤，若四时之运，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则不居其位”。这是明白声称，“今上”德行已经失去做皇帝的资格，应改恢复黄帝至尧舜的“官天下”传统，让贤给真能实行“圣道”的任务。不必说这又是连孔子也忌讳的“禅让”说。盖宽饶也下狱自杀。

“党同门，妒道真”

        由《汉书》的五行志，可知最好以天文说人文的经学家，有两类，一是《春秋》学家，二是《周易》学家。

        《春秋》在汉代都附传而行。据说西汉二百十四年，这部经书有五种传，两种无书，相继通行的三传，分别是董仲舒解说的《公羊春秋》、刘向宣传的《谷梁春秋》，以及刘歆力倡的《左氏春秋》。汉宣帝为了给在“巫蛊”案中被废的祖父戾太子平反，用了十多年培训一批《谷梁春秋》学者，终于在死前一年召开石渠阁经学会议，自任总裁判，将《春秋》的谷梁传与公羊传并立学官，也使作为帝国法典的《春秋》的权威诠释，谷梁学胜过公羊学。二传都是今文经。不想时经元、成二代四十多年，都变得同样僵化。

        汉成帝末刘歆随父刘向整理宫廷藏书，从中发现古文写本的《左氏春秋》，他认定这是汉初张苍、贾谊和司马迁都钻研过的左丘明为孔子《春秋》所作的历史解说，胜过《公》《谷》二传，要求汉哀帝立于学官。初由藩王入继帝位的汉哀帝，不能作主，要求博士官讨论。岂知博士官拒绝与刘歆对话，宣称“左氏不传《春秋》”。愤怒的刘歆“移让太常博士”，公开指责他们“党同门，妒道真”。这惹恼了博士弟子员出身的元老重臣，迫使刘歆自请流放。由于哀帝死后，王莽僭夺政权，任用旧友刘歆为国师公，并在建立新朝后广立包括《左传》在内的古文经传于学官。于是当年刘歆争立《左传》，也被指作替王莽篡汉造舆论，而刘歆整理的《春秋左氏传》，也被指作“伪经”。尽管东汉以后的中世纪列朝，学者解释《春秋》都离不开《左传》提供的历史背景，但二者的相关度总纠葛不清。

        晚清嘉庆朝形成的常州今文学派，钟情于东汉晚期何休《公羊解诂》的“非常异议可怪之论”，重申《左传》乃刘歆伪造说。经过好奇的四川学者廖平，到不择手段“托古改制”的康有为，相继发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春秋董氏学》，以致习非成是。顾颉刚编辑的《古史辨》，就是显例。

离奇的周公崇拜

        伴随汉武帝“独尊儒术”出现的独特人文现象，便是周公崇拜。

        据《论语》，孔子生前想在东方复兴周礼，期待“得君行道”，理想的政治楷模，即为周公。相传由孔子删订，而在汉初由曾任秦博士的伏胜传授的《今文尚书》，二十八篇内据说出自周公的作品，有三分之一以上。另外也相传由孔子编定的《诗经》，歌颂周公的篇章同样不少。司马迁在汉武帝时代给周公及其子孙写的《鲁周公世家》，就据《诗》《书》的传说描绘过姓姬名旦的这位第一代周公的功业，说他是其兄周武王灭殷的主要辅佐，在武王死后担任年幼的周成王的保护人，曾背负成王以天子名义处理国政七年，中间讨平了他的三个弟弟伙同殷朝遗民发动的武装叛乱，然后还政成王，甘居臣位，却遭听信流言的成王误会他有篡位野心，被迫逃亡。幸好他在武王病重时请求祖先允于代死的誓辞《金滕》，被成王发现，迎他回朝，再立新功。他是鲁国诸侯的鼻祖，被孔子钦仰到梦魂萦绕的程度，以致孔子晚年竟将自己很久没有梦见周公，当作将死的朕兆。

        时至战国，除了自称儒家又互相对立的孟轲、荀况两派，仍然提及周公并称作先圣以外，道墨名法阴阳诸家，或不提周公，或只偶然说及。因此在汉武帝实行意识形态为我所用而表彰六经之后，周公的身价陡涨，便引人注目。

        如前所述，汉武帝对挂在孔子名下的经学不感兴趣，仅欣赏公孙弘、董仲舒们“以经术缘饰吏治”。他接受公孙弘为五经博士设弟子员的建议，没有料到此举意味着秩仅六百石的博士官，竟成培训未来的二千石乃至位列三公九卿的文官的温床。

        当然，汉武帝本人难辞其咎。十八世纪以来，经史考证学者在注意汉武帝阳儒阴法或者儒道互补的文治策略的同时，很少有人重视他是首倡周公乃至圣的作俑者。

        汉武帝尊周公与他备受立储问题困扰有直接联系。汉朝沿袭周秦旧制，实行嫡长子继承制。皇后无子固然是被废的理由，有子而失宠也存在被皇帝宠妾“夺嫡”的危险，即《公羊春秋》所概括的“子以母贵，母以子贵”。汉武帝与太子闹到兵戎相见，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太子生母卫皇后年老色衰爱弛，才使皇帝宠臣江充敢于诬陷他们母子用巫术谋害皇帝。而汉武帝决定立幼子，又唯恐“母以子贵”，导致他的曾祖母吕后、祖母窦太后专制国柄的先例再现，于是迫使钩弋夫人自杀，却又立刻面临将年方七岁的幼子托付给谁保护的难题。

        这时汉武帝记起了孔子仰慕的周公。还在处死钩弋夫人之前，他就命内侍画了一幅“周公负成王”的图像，赐给紧跟他二十多年的侍卫长霍光，同时任命一名原匈奴王子和一名掌书记的文学侍从，组成顾命大臣班子，临终嘱咐霍光：“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

        在汉武帝的本意，霍光位卑又忠心，必能守护刘家天下。岂知霍光不是周公，一做大司马大将军，就接连清洗汉武帝晚年执法理财的重臣，成为以军权控制政权的僭主，又放纵妻儿女婿弄权聚财，使霍氏家族变成最大的暴发户。汉昭帝早逝无子，使这位大将军于公元前74年夏秋间两个月中连创废一帝又立一帝的纪录。他新立的汉宣帝，是自幼受巫蛊案株连而沦落民间的汉武帝曾孙，没有本家宗室外戚作后援，而霍光夫妇谋杀宣帝原配妻子，将自己女儿立为皇后，又创汉代外戚专权的先例。直到宣帝即位第七年（68 B.C.），霍光专政已近二十年，远超过《尚书》所说的周公代理天子的七年。

        在霍光家族权势最盛的时候，就有民人向宣帝上书，要防范霍氏“生变”。果然霍光死后，其子霍禹继任大司马，却不兼大将军，与他的母弟妹婿谋废宣帝，不料被宣帝各个击破，终于灭族。

周公幽灵挥之不去

        显然吃了当代周公之苦，汉宣帝对儒术也生反感，说是“汉家自古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然而他的统治表明，所谓霸道加王道，无非“儒表法里”，还是汉武帝“用经术缘饰吏治”的帝王术。事实上，他的圣君楷模，正是汉武帝，包括车服仪仗都要学曾祖父。他企图抑制外戚，却重用宦官，以致宫廷的中书令权力膨胀，几乎压倒执政的丞相和御史大夫。到他的无能又多疑的继君汉元帝时期，宦官和外朝大臣的恶斗，反而又给外戚专权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于汉宣帝在民间所受教育，主要是汉武帝时代作为郎官（禁卫军官）和低级官吏的文化教材的《论语》《孝经》，因而他规定皇子皇孙都要读这两种儒书。效应之一，便是《论语》所记孔子仰慕周公，而《孝经》所谓“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则周公其人也”，在汉元帝以后，又都成为文臣常引的经典。就是说，汉宣帝想遏阻霍光故事重演，而他选用的皇室和官员的必读教材，恰又盛称周公是敬天法祖的至圣。所以，不过两代，他的皇长孙汉成帝即位，尊其母王政君为皇太后，因示孝而顺母，任命舅父王凤为大将军，自己则沉湎酒色，更好微服外出冶游。于是霍光故事不仅重演，还因为太后兄弟众多，闹得大将军变成王氏兄弟的世袭专职。连同王政君欣赏的亲侄王莽，于成帝在位二十六年里，王氏家族共有五人任大将军，也就是连出了五个周公。

        这个过程，因汉成帝死（7 B.C.），他生前奉母命所立其侄为皇太子即汉哀帝即位，王莽奉姑母即已晋太皇太后的王政君命，避嫌辞位而中断。但因汉哀帝在位仅六年就病死，王政君再度临朝听政，立即召回王莽复任大将军。这回王莽索性自称当代周公，比照《尚书》所述周公辅成王而代理天子的程序，亦步亦趋。当然也有两点改进，一是伪造天帝降下的符命（刻在金石上的文字）， 指示王莽应该代汉为新帝，二是发动臣民联名上书劝进，请求已封安汉公的大将军上升一步，由摄皇帝而做真皇帝，据说签名群众有数十百万之多。孔子创制的五经不是说天意即民意吗？传遍朝野的孔子得天启所作预言，不是说汉运将终、新朝当兴吗？安汉公岂能拘泥周公先例，不顺应天心民心，不使皇帝名义由假而真呢？这样，王莽就由“居摄”而“始建国”了。国名由汉改新，表征“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新朝仅一世而亡，虽然不比二世而亡的秦帝国更短命，但因王莽背负着篡位者的恶名，即使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号称在马列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历史首出著作，也将它说成两汉王朝的过渡政权。

        不过王莽自称周公，做皇帝由假即真，比周公走得更远，历史影响不可小觑。因为王莽创建的新朝，政经文教体制大幅度变革，尽管王莽爱好“正名”，他的众多改革限于形式，似乎只重名而不责实。

        王莽借周公名义实现改朝换代，影响长达六百年。直到唐太宗改造国子学体制，为了杜绝太学生把周公当作合法改朝换代的圣王典范，将周公逐出国子监的圣堂。那以后孔子梦魂萦绕的周公，便由汉晋间“周孔之道”的主角，被取消支配意识形态的表征地位。接替他的，是作为唐宋间经学更新运动表征的“孔颜之道”，伴随王安石变法登场并迄今尚未退场的“孔孟之道”。当然，这都不属于本篇的考察范围。

整理者附注：

        本文由朱老师夫人王桂芬发现、誊录并提供，李天纲据原稿做了核对和校订。初稿作于2007年8月，2009年6月又有修改，这里发表的是修改稿。朱老师晚年一直想在复旦版的《中国经学史十讲》之外，写一部系统的《中国经学史》。“帝制中国初期的儒术”是朱老师自拟的题目，他对秦汉经学史做了一个概述，应是“中国经学史”中的一章。

        《帝制中国初期的儒术》紧扣秦王、汉武等帝王欲使“天下无异议”，借助文士、方士，缘饰经典，建立帝制的议题，揭示了“经随术变”的儒家性格，以及用“微言大义”迎合朝政的儒学秉性。朱老师用娴熟的考据方法，扼要地勾勒出秦汉时期儒学被确立为官学的曲折过程。经此梳理，经学博士身上的“儒表法里”、“儒表道里”扭曲特征暴露无遗。全文读来，兴味盎然，富有启发。

        朱老师晚年密切关注儒学在中国当代社会可能具有的命运，曾说：如有什么戏剧性的转变，也不会出乎他的所料。从本文中可以看出：他最担心的，仍然是儒家“经随术变”的老毛病。朱老师写文章不惮修改，书囊中有很多未完旧稿。稍遇空隙，或有约稿，更或是灵感神来，都会检出来重写一番，新稿替旧稿。这一份稿子的内容，复旦听他讲授“经学史”的学生耳熟能详，但此番的修改稿仍然没有发表，表明他还想修改下去。朱老师去世已经两年多了，这份不能修改的旧稿，终要提供给各界参考，在此特别感谢《上海书评》的全文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