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东：现在是能够跟西方学者进行总攻式对话的时候了

        10月18日，译林出版社“人文与社会译丛”出版百种纪念座谈会暨“理论研读与文明对话”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这套丛书可谓国内目前人文社科领域最重要的系列丛书之一，自1999年推出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到2014年10月最新出版以赛亚·伯林的《启蒙的三个批评者》，已出版百余种经典。

        这一套译丛对于中国学术界理论范式的影响可谓重大。以赛亚·伯林著作的译介，使得两种自由概念在这个个体往往被集体遮蔽的社会里深入人心，宽容与价值多元的理念亦被广泛传播与认同；简·雅各布斯情之所系的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令我们不能不回头去深思中国在城市现代化进程中的所得与所失，乃至有“城市如何让生活更美好”的追问；《学做工》对英国工人阶级子弟“子承父业”现象的文化解析，无疑为我们理解被城乡二元结构所撕扯的农民工子弟群体提供了有力的认知工具和比较平台。

        “人文与社会译丛”由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和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彭刚分别担任正副主编。丛书主编刘东同时也是中国学术界另一套重磅译丛“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的主编，目前他还领衔主编着“西方的日本研究”、“艺术与社会译丛”等多套丛书。这位将在明年迎来他六十岁生辰的学人，对于中国学术界在西学引进方面的种种，他有话要说。

        刘东在座谈会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自己在接触西方学术理论方面的心态变化。刘东往往将1985年入中国社科院、师从李泽厚攻读哲学博士，看做自己学术生涯的开端。刘东说：“在那个封闭的国门刚刚开启、西方还神秘得什么都能有的时候，这些一窝蜂地压将过来的新奇理论，还真是把我们一下子给镇住了，尽管它们有时候也显得似是而非，但又基本上都能够振振有词。”

        然而，在经由近三十年的理论译介后，一个西学理论祛魅的时代已经到来。刘东认为，虽然理论已经失去了因神秘而带来的魔力，但或许正是此时，才是我们通读西方理论著作，还其本来面目的时机。而另一方面，中国此时已经到了总结自身经验，提出自身理论的历史关口，刘东期待自己此生还能够发动一场针对西方理论的“总攻式对话”。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系教授刘擎对刘东做了回应式发言，刘擎笑言，“总攻式对话”的“总攻”应是个修辞性定语，而要点还是在“对话”。若中国学人将自身面对西方理论霸权的创伤感换做中国的理论霸权，我们可能陷入另外一种迷魅之中。中华文明的真正复兴，应该是改变整个霸权棋局的规则，恢复兼容并包的世界大国气象。

        下午的“理论研读与文明对话”研讨会，即在两位学者所提出的这一问题意识基础上进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李强回顾了一战以来西方思想的变迁历史，认为若将西方思想比喻成一条大河的话，大河下面深层的东西是奔流不息，上层则是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波浪。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个文明遇到了很多的挑战，现在经过几十年，出现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使西方文明又面临着比较大的挑战，一方面西方内部面临着挑战，另一方面，反西方的文化也逐步开始兴起。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学者需要有定力，能够不要太关注当代西方那些在表面上的波浪，而是更要关注波浪下面支撑西方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结构的基本理论。

        北航法学院教授高全喜认为，目前中国已经不缺在理论思考层面中的文明对话或者文明主体性的建设，但对于制度建设层面的指导性著作还比较缺乏。因此在理论引进方面，他正在编辑一个文典，把日本、俄国等国在十八世纪进行现代国家构建时，社会、政治、法制变革的原始资料收集成卷，以此作为中国在现代国家构建过程中的理论参考。

        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教授周濂认为，为什么如今的理论大话再也唬不了人了，就是因为我们对于西方理论的翻译只是停留在书本上的翻译，而没有深入到生活形式的翻译。正如康德所说，哲学家的责任不在于制作书本，而是制作秩序与安宁等生活方式。当下的中国正充斥着一种“好的都是我的，坏的都是他们的”这样的思想上的“巨婴”心态，对于思想家来说，分清楚“好的”和“我的”之间的关系，是其重要的责任。

        著名文化学者陈冠中则对“人文与社会译丛”的未来书目选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陈冠中认为，目前很多论点都以温和启蒙作为启蒙的主流，但恰恰我们现在接受的民主、平等、世俗主义的价值观，都源于激进民主思想，例如古典时期的斯宾诺莎以及后学埃格里与哈特、朗西埃等。

        而《学术与政治》《致命的自负》等书的译者冯克利则指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二战之前的西学实际上是在自我检讨的过程。种族主义、帝国主义、无政府主义、虚无主义基本上全源自那个时代，我们恰恰在那个时代大量地引进西学，这造成了中国今天思想文化状况中的一些困境，且这些理论源于西方的传统，其文化中有自我校正的能力，这就更值得中国学者警惕。

现在是能够跟西方学者进行总攻式对话的时候了：澎湃新闻专访刘东教授

        研讨会后，澎湃新闻记者采访了该丛书主编、清华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刘东教授，请教了丛书出版历程、学院体制问题和刘东先生的学术关切等问题。

        澎湃新闻：“人文与社会译丛”这套丛书是如何策划出来的？选书标准如何？

        刘东：书目的选择有几个想法。

        一个就是已有的商务“汉译名著”系列和三联的一些丛书，他们已经选择的书目我们就不再选。

        第二个，因为有些老先生慢工出细活，比如熊伟先生一辈子研究海德格尔，还没有将《存在与时间》翻译出来。这本就需要我们来做。同时“汉译名著”在之前所选的文本都是马克思之前出版的名著，因为它们可以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而马克思之后的文本几乎没有涉及，所以就给“人文与社会译丛”留下了空间。

        第三个考虑是，在我们筹备丛书的时候，西方哲学慢慢走出了分析哲学的低谷，所有成名哲学家一定都是关注社会问题的。这个领域所探讨的问题，比如简而言之的“意义”、“人生观”问题，是其他分门别类的学科所不能解决的，还需要伟大导师的指引，而这些导师都是各国关注社会问题的一流哲学家。

        总体来说，“人文与社会译丛”有三个出发点：一、我们选择了被商务和三联所遗漏的领域；二、国内当时缺乏对西方现当代思想的了解；三、西方哲学也正好摆脱了分析哲学的全面控制。另外我本人也对社会问题本身感兴趣，比较赞同儒家的人文关怀。

        澎湃新闻：在“人文与社会译丛”之前，你策划过“海外中国研究丛书”。你如何看海外汉学研究？

        刘东：（海外汉学书）首先是量很大。西方的汉学家80%在美国，大概六千多人，对于他们来说，不发表就是死亡，所以滥竽充数的书很多，大部分书是不好的。经过我25年的选择才有一百多本书入选这套丛书。对于六千多名作者来说，实际是很少的量，但给我们年轻的学生造成巨大的误解，认为美国的汉学强大得不得了。这些学生学习海外汉学的腔调越来越像，从而忘了其实国学和汉学是两支。汉学家在理论上和分析方法上有很多特长，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优势，我们具有汉学家不知道的那些亲切的经验，所以可以做到比他们强。现在光学汉学的样子，好像不学会那样子就不是学问，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副作用。

        澎湃新闻：下一步的出版计划是什么？有没有考虑面向大众读者？

        刘东：这不太可能。目前我的压力已经比较大，所以不能分配时间去做二传手，我还是想攀登思想界的最高峰。不过我当然也希望别人去二传。其实，现在是文明对话的时候，我对中西和印度文化还是比较了解的，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能不能融注一个新的伟大文明，这需要这几种文明内核之间对话。这是我想要做的事。

        我们这辈人和以前的人不太一样，古人云“读百家说，立一家言”，很不错；而我们这代人突然遭遇 “译百家书，立一家言”的情况，鸠摩罗什到王阳明这段历程要压缩为一个人的工作量，我也没认为我们能完成。但我不接受那种没有阅读西方的书就去浅薄地假装创造，那只是骗党和社科基金。我还有一个清华国学院的工作，要调动我平生之所学，讨论一些“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问题，而不是还围绕着哲学史。现在是能够跟西方学者进行总攻式对话的时候了。我这样说并不是认为西学有什么不好，而是说对于世界的经典来说，只有经过反思才会成为我们自己的。

        澎湃新闻：你作为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如何看待现在的学院制度？

        刘东：我在北大的时候，李零天天跟我说学院政治这些事，我就跟他说，你能不能给我找个别的话题？听这些窝心，一窝心就做不了事情了。喜欢这些话题，就得天天打听这些，今天去系主任家，明天去总支书记家，第三天还去工会主席家，哪有时间做学问？何况，在北大、在南大你和这样人一个一样，到时候出了国你再看看，高下立现啊。

       但另一方面，现在这个学术体制的问题确实是很大的。首先，如果让所有教授都像流水线的工人一般去填科研成果的表格，教授不会有任何的自由感，也不会有大成绩。第二，当不把学术翻译当作获取功名的手段，而将它作为一种心声表达的时候，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翻译都能成功。制度所起的作用其实是微乎其微的，陈景润在“文革”那样的环境都能继续研究，这种例外什么时候都有。制度的意义是什么？就是说沿着规定的制度走一定能成功才行。而对现在来说恰恰相反。比起那些将时间花在走动关系的老师，踏实做学问的老师才具有真才实学，在国外进行学术交流的时候，高下立判。再说做学术也不能只为了职称，学术对一个人的影响是方方面面的，甚至是精神状态和长相。陈寅恪年轻的时候不过是平平一书生而已，到晚年的时候一脸的中国文化。

        澎湃新闻：你如何看中国传统文化？为什么喜欢儒家？

        刘东：儒家是非常非常好的。庄士敦的《狮龙共舞》中就讲如果中国失去了佛教，损失不太大；失去了道教，那也还好；但是如果失去了儒教，那中国就完了。简单说，儒学是世界主要文明内核之一，是最宝贵的财富之一，在中国本土发展出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明。这个文明当然有很多问题和挑战，但它在不断适应，自己也在进化。在当代，人们要接受一个最简单的判断，那就是即使在儒教的指引下，这个文明也不是无懈可击的。但如果失去了这样的文化，这个社会将一无是处，所以说儒家文化是无可替代的。

       澎湃新闻：为了向西方理论发起总攻式对话，您个人现在自己还需要做哪些准备？

       刘东：大学问不靠拼命靠长命。我前面几个最伟大的导师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都完全没有完成自己的潜能。万一书还没读完人就死了，这不是更矛盾吗？真正有远大志向的话，会知道我现在这个年纪才是人生最危急的时候，是靠了一辈子的苦读才到了现在最精彩的时候。但反过来，上帝不会因为你现在多么志得意满了就多给你一天时间，因为苦读，所以你的视网膜、颈椎、坐骨神经都受了无比的折磨——你看淹死王国维的水才齐腰深，说明他的身体实在太差。

       人生最困难的就是有不确定性，我现在一直有这种危机感，因为害怕，所以才带颈椎保护器、用净化器、戴口罩。谁也没法把握自己的生命，要是这一天忽然来临，我比你们都惨——写作是最毁身体的。我先前做的这么多事难道都白做了？

       我现在过得战战兢兢。我说这些话不只是为了我自己说，也是为了全人类说的。能保证自己多活一些就多活一些。

        （实习生李瑞、臧继贤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