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变法|事前制约事后监督，行政权力遭全流程约束

        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并提出一系列改革举措。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尹建国称，大体来看，《决定》从权力的源头、权力的执行以及权力的事后监督三个方面，对行政权进行了系统化、体系化的约束。

        “这些对政府权力限制的举措，学术界早有讨论。”尹建国说，《决定》可以看作是从国家层面对讨论成熟的、有操作性的举措进行的积极回应。

        他说，不受约束的政府往往会滥用权力，进而滋生腐败，而法治政府和有限政府的核心都是关注政府可以做哪些事情。《决定》提到推行政府权力清单制度，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第一步，“理清权力的边界，政府越位、错位、缺位的问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

        理清政府权力界限后，再要考虑的就是权力执行的问题。尹建国说，执法过程中，罚没收入同部门利益挂钩的问题颇为突出，很多部门罚款那么多，甚至出现设套执法、钓鱼执法的现象，归根结底还是在于利益的问题，即罚得越多，最后奖得越多。

        “这就把执法活动等同于了商业活动，”尹建国说，现在《决定》有意将利益从执法活动中剥离出来，这就会减少执法人员为了创收而去执法的现象，“少了逐利的心态，就能减少违法行为的发生。”

        至于执法部门的罚没奖励利益被剥离后，如何解决其执法成本的问题，尹建国说，这就要求国家对执法的财政保障要跟得上，或者在经费不过分扩大的情况下，通过“三公”经费改革等措施，将节省下的经费用于执法。

        健全行政执法和刑事司法衔接机制的问题，同样是牵扯到行政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利益问题。尹建国说，衔接的主要问题在于行政执法机关用罚款代替了刑事追责，如伪劣食品问题，罚了款，就不管了，如果犯了十次，就发现一次然后处以罚款，那违法的机会成本太低了。如若对它进行刑事处罚，问题就会不同，“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要立法制度上明确行政处罚和刑事处罚的标准，即在何时由行政机关执法，何时由司法机关介入。”

        《决定》还对执法队伍提出了改革，提出大幅减少市县两级政府执法队伍种类的问题，重点在食品药品安全、工商质检、公共卫生等领域内推行综合执法，有条件的领域可以推行跨部门综合执法。

        “多龙治水的问题在行政执法中普遍存在，”尹建国说，这造成很多部门交叉管理，不仅浪费人力，还降低了工作效率，“一些执法部门人手不够，出现大量临时工，有些临时工都没有经过培训，导致违法执法的问题突出。”

        《决定》还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提出了改革的举措，即加强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民主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审计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