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vs.南京：民国建都论争中的“双城记”

        在中国都城史上，北京的崛起是相对晚近的事。唐代中期以前，北京不过是僻处一隅的边境城市，虽然也曾做过燕国、前燕的都城，但那不过是地方性的政权，控制的范围很小。北京地位的上升，是在唐代安史之乱之后。安史之乱是第一次由盘踞北京的地方势力发动起来的席卷全国的战争。此后，北京逐渐脱离了中央政权的控制，作为相对独立的军事战略重地发展起来，其重要性不断提高，最终夺去了长安政治上的领导地位，成为新的国家中心。这一转变有着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历史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契丹、女真等少数民族在东北的兴起及其与汉族的冲突，在这种冲突中，北京既是华北平原通向西北和东北边疆的门户，又是北方少数民族南下首先要占领的据点，这使得北京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意义愈加显著。

        由于这样的历史条件，除了明朝以外，在北京建都的都是北方少数民族王朝：辽、金、元和清。这些少数民族的根基和发祥地都在长城以北，故而在其入主中原之后，建都北京就是南北兼顾的最佳选择。换言之，北京成为全国性的都城，是和控制大面积国土乃至统一全国的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中华民国直接继承的是清朝这样一个少数民族王朝的疆界，在明朝被视为外夷的蒙古和东北地区已经成为中华民国领土的一部分。但是，北京曾经作为少数民族王朝和汉族王朝（明朝）的都城，这一历史记忆深刻地介入到了民国时期三次大的建都之争中，而当引入南京这一参照系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起来。

民国成立时的定都之争

        1912年2月，按照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清室达成的协议，孙中山在南北和平统一后，将把临时大总统一职让给袁世凯。不过孙中山也提出了若干条件，其中一条就是“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另外，从法理上说，南京是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临时约法》的诞生地，也是临时参议院所在地，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法律效力。同时，南京是新生的共和体制的发源地，理应成为民国的首都；从种族记忆上看，南京是驱逐胡元、克复汉土的明太祖的奠都之地，定都南京也是一种光荣的纪念。相比之下，北京既是长期被“胡虏”占据的腥膻之地，又是君主专制统治的巢穴，已然污秽不堪，绝无做民国首都的资格。定都南京，意味着从政治体制和种族两方面与清王朝断裂，这也符合“革命”题中应有之义。

南京总统府

        让人颇感意外的是，孙中山建都南京的主张，竟然遭到包括革命党人自身在内的大多数人的反对。大体而言，主张建都北京者的理由不外以下几条：首先，北京交通便利，已有都城规模足资凭借，不必多事更张，可省经费；第二，建都北京利于控制东三省和内外蒙古，足以谋五族共和，巩固统一；第三，建都北京可避免外交纠纷，若迁都必将迁移使馆，各国均不赞同；第四，建都北京可统一兵权，北方军队如林，迁都易动摇军心，生出他变。由此可见，论者多从现实形势及可能引发的后果出发来论证建都北京的合理性，与孙中山从“革命”角度立论显然有别。

        革命党人抱持以汉族为本位的种族意识，并将明太祖追认为种族革命的先驱。然而中华民国却与明朝有一个重大的区别，即中华民国继承的是清朝的领土疆界，其范围包括二十二行省和蒙藏等藩部，北京恰恰是联结两者的枢纽，处于中原地区和北部边疆的交界。清朝和中华民国已将长城以北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纳入国家领土，就“控制北维”而言，北京战略位置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

        一个继承了清朝疆土的中华民国，同时也是一个“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从这个角度看，北京作为少数民族王朝都城的历史，恰恰是一种值得重视的资源，尤其考虑到当时外蒙古地区的离心趋向，以及日俄等北方强邻的窥视，北京的战略位置更显重要。然而对于孙中山这样的南方革命党人来说，中华民国应该是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产物，是一个能够体现崭新的共和价值和以汉族为主导的政治共同体，他们对北部边疆的离合缺少切肤的现实感，对满族等北方少数民族以及北京都怀有一种刻板的消极印象。

        平心而论，除了依附袁世凯集团的北洋派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外，多数主张建都北京者（无论是立宪派还是革命党人）确实是把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置于首要地位来考虑，希望通过尽早定都北京来实现南北统一。

北伐后的建都问题

        1925年7月，国民党在广东组织成立了广东国民政府。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从广东出发，出师北伐。10月即攻克武汉，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北洋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岌岌可危，此时建都问题又一次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张其昀在12月撰写的《中国之国都问题》一文中指出，北伐胜利后，北京和武汉均非民国新都之选；建都南京，除了具有环境、交通等方面的优势之外，特别重要的是，“南京历代建都，皆有民族独立之精神”。张其昀所强调的“民族精神”，实与革命党人的种族意识一脉相承，他对南京的肯定，也与此后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相合。1927年4月1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全体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国民政府首都建于南京，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在1929年4月发布的建都南京两周年一系列宣传材料中，国民政府首先强调南京是孙中山制定的首都，再者便阐发南京作为“民族复兴之纪念地”的意义，并将北京界定为“中华民族衰落的中心场”。

        南京与北京的对举，是建立在这两座城市截然对立的“民族史”的基础上的，而这种历史叙述，仍是以一种以汉族为本位的种族意识为前提。另一方面，种族意识与反对封建专制和官僚政治的观念混合在一起，共同建构了北京腐化污浊的形象，成了南京借以确立其首都地位的反面镜像。

        事实上，自从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北京的命运便已经注定，后来改名为北平不过是进一步确认了北京不再为首都的事实。不过在1928年春夏间，北京一些地方人士和学者明确反对首都南迁（严格地说不能算是迁都，而是政府另立新都并取消原来首都的地位），有些人甚至对政府回迁抱有幻想，一时间关于建都问题的讨论在北方的报刊上颇为热烈。

        大体上说，北方舆论对建都南京的质疑，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针对北京之腐化说，认为此种论断不足为虑。再者，针对建都南京为孙中山之遗训说，论者也表示异议，认为这不过是当时的权宜之计，不必拘泥。“腐化说”和“遗训说”之间有内在的联系，它们都内在于国民党的官方意识形态之中，虽然在事实层面上均有可商之处，但并不是通过公开的论争就可以澄清的。北方舆论对建都南京的批评，最重要的部分是从国防的角度出发，论证北京之为首都对于巩固北部边防的必要性。

        虽然有北方舆论的质疑，但建都南京已成定局，再讨论下去也没有太大意义，1929年以后，反对的声音便逐渐沉寂下去。然而整个30年代，对建都南京的批评始终未曾完全停歇。尤其是在日本侵略的步伐不断南下乃至危及北平和整个华北的历史背景下，放弃北京而建都南京更被认为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到了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的沦陷即宣告了全面抗战的开始。部分而言，正是这一段历史的教训，使得抗战胜利前后建都问题再一次浮出水面，在更大的范围内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抗战后期的建都论争

        抗战后期，随着形势的好转，战后各项建设问题成为知识界关注的焦点，其中有关建都问题的争论尤为热烈。许多人正是从国防安全的角度出发，主张战后首都应建于北平。从历史经验来看，明清两代建都北京，首都近于边防，北方未有大的边患。1928年国都南迁，不久便有“九•一八”事变，这是历史的教训。如今日本苏联两个主要邻国都在北方，就关系到国家安危的军事外交而言，亦应建都北方。

国防是定都的重要考量因素。不少人士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建都北京更有利于防范外敌入侵。

        也有一些论者对此种“建都国防论”不以为然。雷海宗承认古代中国边患常在北方，故多在北方建都，然而现代国家的首都地位与国防无关，建都只须考虑交通和粮食供应的便利，故不如仍都南京。谷风亦认为，边防和建都是两事，不可混为一谈。他从所谓中华民族从西北走向东南的发展趋势出发，指出民族的中心已转向南方，近代革命的势力亦导源于南方，北平已失却首都的资格，南京更宜作首都，其观点实与国民政府官方意识形态相合。

        抗战后期的建都论争，自1941年末开始，1943下半年至1944年初达到高潮，此后逐渐沉寂。这只是文化界内部的一种论争，官方并未表达意见。事实上，国民政府早已决定还都南京，根本无需讨论。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召开，这次大会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制定宪法。在提交大会讨论的宪法草案中，第一章第七条规定“中华民国国都定于南京”，这再次引起了与会代表和各方人士的激烈争论。特别是主张建都北平的北方代表，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联署和提案运动。12月1日，国民大会绥远代表祁志厚向大会提交了正式提案，主张国都建于北平，列举了十四条理由，其中利于国防是最有力的理由。在提案上联署的代表达到三百八十人，其中甚至包括于右任、张继等国民党元老，一时震动极大。1946年12月11日，宪法审查委员会对该提案进行表决，结果支持建都北平者有117人，支持南京者67人。这更加助长了北方代表的声势，一时间迁都北平之议甚盛。最后还是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将宪法中规定首都地点的条款取消，于是建都问题才被搁置起来。

        虽然宪法中不再涉及首都地点，然而在国民大会召开期间及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建都问题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其中，反对定都北京的理由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从现实出发，指出现代战争的形式已经改变了国防的性质，国防和国都地点并无直接关系。二是从根本上质疑主张建都北平者据以立说的历史经验，认为即使在历史上，定都北京也未必含有巩固边防的用意。纵观抗战后期和战后的建都论争，除了张其昀等少数人外，主张建都南京者很少正面触及国防的问题，他们基本上都是以南京国民政府的官方意识形态作为立论的根据。如国民党的官方理论家叶青，即以三民主义阐释建都南京的合理性。

        对于反对者的质疑，贺昌群在《再论历代建都与外患及国防之关系》一文中给予了驳斥。关于现代战争条件下的国防，贺昌群强调国防不仅仅指战争的手段，更包括政治和外交的谋略，如此都城的选择便不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关于历史的经验，贺昌群强调了以天子守边疆以首都为要塞的原则。他把北京八百年的建都史视为一个整体，将“东胡”、蒙古等少数民族都纳入到一个多民族中国的范围内，并在此视野中估量北京战略位置的重要性。

        总而言之，整个民国时期，部分革命党人和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从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的立场，将建都南京的主张和选择加以合法化，南京被视为革命的中心，民族复兴的纪念地；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北京则成了“胡虏”盘踞的腥膻之地，是落后的封建势力和官僚政治的象征，自然没有作首都的资格。南方革命党人和国民政府持有以汉族为本位的种族意识，使其难以正面接受北京作为少数民族王朝都城的历史，也不能恰当评估北京对于巩固国防的战略意义。而主张建都北京的人士，大多正是从国防的角度，强调北京的地位。他们把北京作为少数民族王朝都城和明朝都城的历史看作一份正面的遗产，从历史经验中总结面对现实国防问题的原则，表现出更加宽广和开阔的视野。从建构一个多民族的现代中国来看，这一视野是非常可贵的，而北京的价值和重要性，也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中才能得到充分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