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偏“行贿免罚”与“巨贪轻刑”，刑法拟变更贪贿罪量刑标准

一方面，草案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修改；另一方面，草案对行贿罪从宽处罚条件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东方IC 图

        10月27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反腐成为新常态。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了关于提请审议刑法修正案（九）草案的议案，此次修订的重点之一就是进一步完善反腐败的制度规定，加大对腐败犯罪的惩处力度。

        一方面，草案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修改；另一方面，草案对行贿罪从宽处罚条件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

呼吁删除贪污受贿罪数额已久

        草案拟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作出修改。现行刑法将贪污受贿罪按照五千、五万、十万这三个具体的数额标准对量刑标准界定，草案拟规定数额较大或情节较重、数额巨大或情节严重、数额特别巨大或情节特别严重三种情况，相应规定三档刑罚，并对数额特别巨大，使国家和人民遭受特别重大损失的，保留适用死刑。

        律师邓学平称，这一修改是学界、司法界呼吁已久的。“刑法对贪污受贿罪的数额规定得很死，导致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他说。

        刑法规定，贪污数额是在五万元以上不满十万元，处与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判处无期徒刑。贪污数额是在十万元以上的，处于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处死刑。

        曾做过七年检察官的邓学平介绍，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收受了五万元贿赂就要被判刑五年，收受了十万元贿赂的就要被判刑十年。然而，受贿几千万的贪官也只被判十几年，被判死刑的情况是很少的，基本上最高也就是无期徒刑。

        “贪污受贿罪情节差别很大，情况复杂，单纯考虑数额，难以全面反映具体个罪的社会危害性。受贿的数额和量刑之间拉不开档次差距，让老百姓长期不满。”他说。

        此外，邓学平还指出，整部刑法只有贪污罪和受贿罪规定了构成犯罪的具体数额，以固定的数额标准来确定量刑的不科学之处在于，货币一直在贬值，物价一直在上涨，与量刑挂钩的数额保持不变不太合理。

        邓学平认为，通用的三档刑罚（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或情节较重、严重、特别严重）使刑法条文更有弹性。在实践操作过程中，可以由最高法出台司法解释，来规定“较大”“巨大”“特别巨大”的范围。刑法不易修改，但司法解释修改起来比较容易，可以随实际情况修改。

补上行贿罪规定罅隙

        此外，草案还拟将“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的规定，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检举揭发行为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或者有其他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免除处罚。”

        邓学平指出，刑法对行贿犯罪的减免处罚没有细化标准，导致对行贿处理的裁量空间太大。行贿人只要在检察机关对其立案侦查以前主动交待自己的行贿事实，无论行贿金额多少，造成的影响和损失多大，理论上都可以全身而退。

        目前司法实践对受贿者能依法处理，但是对行贿者的处理却偏少。

        比如刘铁男案的行贿者宋作文就未被追责。9月24日，刘铁男曾在庭审中交待曾收受前山东首富宋作文的款项754万元。而在国庆假期期间，宋作文还在山东烟台出席了龙口市第三届孝德文化节并致辞。

        此外，法制晚报曾梳理报道，十八大后受审的薄熙来、刘铁男、刘志军等6名高官起诉书中，至少出现了28名涉嫌行贿等罪名的企业高管。根据公开报道显示，至少有12名起诉书中提及的企业负责人还在领导岗位任职，28人中仅有4人受到处理。这一现象受到了舆论热议。

        邓学平称，高官受贿案中的多名行贿者“安然无恙”，尽管暂时还不清楚是否因存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而被减免处罚，但应看到，对行贿者动辄免于刑责的现象，已备受舆论质疑。

        邓学平说，无论是从刑法体系还是从司法统一的角度观察，我国刑法的该项规定都有罅缝。此次刑法修正非常及时，对行贿罪从宽处罚条件进行了更加严格的规定，维护了法律的公平与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