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代的“建丰同志”：苏共党员，与父决裂

【编者按】

       《北平无战事》的热播再度引起了大家对“建丰同志”蒋经国的关注。回顾历史，在苏联的十二年，蒋经国称得上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苏共党员。此后的十二年，则是他日渐靠近三民主义的十二年，迟至播迁台湾前，蒋经国才完全在思想和行动上与苏联及其意识形态决裂。

        杭州南山路的俶影桥畔，有一幢暗黄色的西式小楼，门口店招上写着“澄庐咖啡”。在二楼的大阳台上，孤山、白堤尽入眼底，湖光山色一览无余。这幢建筑系民国期间的实业巨子盛恩颐1928年在杭州兴建之别业。

        此公系盛宣怀四子，其伯仲叔皆早夭，极受盛氏宠爱，“恩颐”二字是西太后所取。据说上海第一辆进口的奔驰轿车就是他的，租界牌号为4444，上海市牌照为4，别人一看就知道这是盛家老四来了。还有，他的小姨子孙用蕃，是张爱玲的后母。

        这幢楼修起来没几年，即成为国民政府主席在钱塘的别馆。1937年的4月下旬，蒋中正在此处小憩。其间，他召见了那个已经不再认他做父亲的儿子蒋经国，后者刚刚从苏联归来。蒋经国去国十二年，父子之间鲜通音讯。不仅如此，经国还两度公开表示，蒋介石是叛贼，是中国革命的罪人。

        这是一次特殊而重要的见面。陶涵教授的《蒋经国传》说，经国见到父亲，即双膝跪地三叩首。违背了传统尊父之道的经国，并未主动向父亲请罪，但父亲似乎也原谅了他，且从未提及此事。此前几天，经国在南京拜访陈立夫，陈说，你要向令尊报告，你已不是共产党员，希望加入国民党。

        以这次会面为限，此前在苏联的十二年，蒋经国称得上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优秀的共产党员。此后的十二年，则是他日渐绝弃马列信仰、靠近三民主义的十二年。究其原因，既有父子之亲，又有家国之痛。从本书看，经国迟至播迁台湾前，才完全在思想和行动上与苏联及其意识形态决裂。

        少年的蒋经国，在上海跟随只长他四岁的上海姆妈陈洁如读书。蒋中正此刻尚在广州，要经国每周写两三百字的信给他。蒋还建议儿子把去函保存，时刻温习。蒋中正给儿子开出的书单是：“四书”、《曾文正公家书》、《王阳明文集》、“三民主义”。蒋亲做批示，把自己读过的书寄给儿子。这是少年经国的思想发轫期。

        当时的中国正是“西北望俄京”的时候。十月革命后的苏联，成为反帝国主义的样本。孙中山试图让苏共协助国民党，完成中国革命的反帝任务。1923年9月，蒋中正率考察团赴苏联访问。从蒋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甚至强制性地要求自己去理解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学说概要》这本书，他在苏联期间，至少看过五遍。《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传》则至少一遍。

        蒋对马克思学说的兴趣分为两部分，政治经济学部分“看不懂，厌弃欲绝者再”（9月23日），社会发展史部分，“则倦不掩卷”（9月24日）。复习第三遍后，总体的感觉是“尚不能十分了解。甚叹马克思学说之深奥也”（10月10日）。10月30日又记：“看马克思学说上半部，颇欲厌去，至下半部，则生玄悟而不忍释卷矣。”

        彼时，恐怕刚刚成立的中共，都未必能得到这么全的资料。蒋在参观之时，对苏联共青团、政工干部的做法极为夸扬，说“这是最好的政策”。但他与苏方的分歧在于，后者认为国民党是个资产阶级政党。与苏维埃军委副主席斯克良斯基讨论军事问题时，后者劝蒋跟工农亲近，暂时不要发展军事力量。

        蒋介石表示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必须先廓清北方军阀。杨天石曾认为，蒋介石认定这是俄国人力图控制蒙古、侵略中国的表现，因此，对孙中山的联俄政策持怀疑态度（见杨天石《国民党人与前期中华民国》）。

        不论如何，苏俄还是第一个愿意在较大规模上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对孙而言，俄国人的路似乎是一条坦途。蒋中正在俄京访问时，共产国际派来新顾问鲍罗廷，正在广州撰写国民党新党纲和宣言的草稿。1924年1月，党务改造案出台，国民党开始大左转。6月间，保守派倡议中央清党，驱逐共产党员。蒋6月29日在黄埔公开演讲，赞扬苏共，“俄国共产党党员乐意为国家、百姓工作，不只为个人利益做事”。

        在亲苏之问题上，即便蒋之内心有怀疑，但在行动上仍紧跟孙中山。这种态度对其子有无影响，无法得知。次年的五卅事件中，蒋经国曾四次出来领导群众活动。1925年7月，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亲苏派汪精卫获选为主席。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宣告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

        该年夏天，该校还在筹备中，苏共中央与国民党中央就开始联合选拔第一届学生。经国两次找到党国元老吴稚晖，要求吴推荐他去中山大学。蒋立即斥责儿子“朽木不可雕也”，还说负担不起学费。但1925年10月1日蒋在日记中写道：“我再次提示经国，我决定允许他到俄国进修。”短短两个月，蒋的态度就变了。

        最积极反共的陈果夫，不仅没有警告，还替经国准备过冬的保暖衣物。1996年陈立夫接受陶涵采访时说，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这样看来，蒋中正的变化，也符合他的政治逻辑和政治利益。蒋建议儿子，在出国之前，先加入国民党。10月底，经国赴苏。

        中国革命成功，就能够成为苏联抵挡英国和日本的缓冲地带，这是斯大林的算盘。中共羽翼尚不丰满，与左倾的国民党联合，当然是个办法。但国民党不能化解这种内部冲突。1925年末，西山会议派要求分共，蒋介石在《政治周报》第4期发表《为西山会议告同志》，强调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本无冲突。

        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分化，也影响到远在莫斯科的蒋经国。1926年秋天，经国在中山大学中文期刊上发表《中国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抨击中共阻碍革命事业，在国民党内部散播纠纷的种子，集结游手好闲的流浪汉反抗国民党部队。他还指控中国共产党进行渗透活动，扩大控制地区，并建立自己的武装。

        这种态度可能与蒋经国对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的认可有关。托洛茨基作为列宁主义的集大成者、红军总司令，威望极高。经国的导师拉狄克跟托洛茨基关系很近。也许是出自对中国革命核心力量的支持和对国民革命的热忱，他到苏联不久就成为托洛茨基的追随者。甚至有人说经国是托派的组织者。

        当时斯大林已经不能容忍托洛茨基对他地位的威胁。10月，托洛茨基被赶出苏共政治局。官方谴责托洛茨基及其追随者是社会民主党偏离分子。而中山大学绝大多数中国学生、拉狄克以及若干老师，依然赞同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而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矛盾，又岂是这些年轻学生所能懂得的。

        在苏联的武器援助下，北伐比较顺利。1926年8月攻下长沙之后，蒋介石说：“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联俄以推翻帝国主义……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环……”蒋经国认为，他心目中的父亲，不但是列宁的信徒，甚至是托洛茨基的信徒。拉狄克就经常说，蒋介石是不断革命的表率，苏联的官方刊物都在赞颂蒋中正。

        让蒋经国始料未及的是，在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托洛茨基首先表示，中共要和国民党右派及蒋决裂，同时他建议中共和国民党左派要掌握武汉政权。经国心仪的托洛茨基和拉狄克，成为自己父亲的政敌。是老师错了，还是父亲错了？这对他来说，恐怕很难理解。当时，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希望进军北京，而蒋则坚决要先取上海。托洛茨基也许认为，取得上海之后，因之雄厚的财源，蒋以后未必会事事参考莫斯科的意见。

        斯大林和苏联官方媒体依然替蒋介石的军队辩护。占领上海的消息传来，莫斯科一片兴奋。人们在共产国际总部门前聚会，而经国则站在队伍的最前列。1927年4月开始准备群众的红场游行，马克思、列宁、斯大林、“红色将军”蒋介石的肖像已经准备好。

        这一切都因为“四一二”而改变了。尼古拉·伊利札洛夫（经国的俄文名）同志在中山大学发言，“蒋介石是我的父亲和革命友人，现在却是我的敌人。打倒叛贼！”苏联政府的机关报《消息报》4月21日发表题为《父与子》的文章，摘录经国给父亲的公开信：“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布哈林的态度要务实一些，支持中共和国民党左派控制武汉政府，联合对抗蒋介石。托洛茨基则主张苏联应该与国民党各个派系全面决裂，在中国各地建立工农苏维埃政权。蒋经国是托洛茨基的支持者，不仅写文章表示支持，甚至去拜会托洛茨基，但是他不知道，斯大林已经布好了针对托派的一系列行动。共产国际的一位代表向经国表明，他必须放弃亲托洛茨基的活动和信仰。

        “四一二”之后，国民党中央饬令国民党籍学生离开中山大学回国，两百三十九个人听从命令。留下来的三百二十个学生中，有五十名是国民党员。这其中不仅有蒋经国，还有冯玉祥的子女——冯弗能（据说曾是蒋经国的初恋情人）与冯洪国。

        中共于是依照斯大林的意见，在各地举行暴动，这就是后来被中共称为“南昌起义、鄂南起义、秋收起义、海陆丰起义、广州起义”的一系列对抗。在广州暴动中，苏联领事馆甚至直接参与担当军事顾问，领馆的车挂着红旗游街，两天后就被镇压，多名苏联外交人员暴尸广州街头（见沈志华主编之《中苏关系史纲》）。

        1927年秋天，蒋经国到托马契夫中央军政学院学习，他的军事学导师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十月革命十周年的游行中，中山大学亲托洛茨基的师生，亮出托派的标语，高呼反斯大林的口号，被官方平息。1928年1月，托洛茨基即被流放至土耳其。经国在此时在学院签署正式声明，放弃托派思想。他说：“遵照军校同僚的劝告，我终止与这个团体秘密活动的关系。”

        在军政学院里，蒋经国事事积极，表现出对官方主流意识形态的遵从态度。他还发表诠释唯物辩证法的文章，加入共青团。但共产国际对他并不放心。江浙同乡邀请他做同乡会长，竟遭到王明的调查。1928年夏天，蒋经国成为苏共候补党员。此时，苏联全国正在忙于消灭富农阶级。蒋经国在日记里，对下层的工农极为关心，事无巨细地记下他的行程和感想。

        蒋经国在1930年5月毕业，10月，调职至迪纳摩电厂。蒋经国在列宁国际学院的一次会议中批评王明，共产国际逼他离开莫斯科。他向苏共申诉，才得以留下。此时，他已成为斯大林跟蒋介石角力的一颗棋子。

        1931年12月，国民党抓获一个叫牛兰的波兰人。此人奉共产国际之命在上海指挥中国共产党的地区支部。宋庆龄提议，以牛兰夫妇换取经国回国，为蒋中正所拒。他在1931年12月16日的日记里说：“我宁愿让经国远谪苏联，甚至命丧异域，也不能放走一个罪人换他回来。”这天，他刚刚辞去本兼各职，回到溪口。陶氏评论说：“蒋氏关切儿子安危，也与他决定下野有强烈关联。”

        1932年10月，王明回到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这正是掌控蒋经国的机关，王明拟让经国去西伯利亚工作。同时苏共领导也告诉经国：我们是希望你留在莫斯科，可是你和中共代表不和，最好还是离开。经国在这个时期，已经确认中共和苏共是同路人，而父亲并不是。寄人篱下的他不但要反对中共、而且要认可遵从苏共，委实不易。

        1934年8月，蒋经国被委任为乌拉尔马许工厂的《重工业日报》副主编。国家安全部对他说，中国政府希望他回国，但是他应该写信给外交部，表明不愿意回国。随后，《真理报》刊出蒋经国写给母亲毛福梅的信，说父亲是“全体人民公敌，因此也是他儿子难以和解的敌人”。这封信出自王明之手，王写好之后，让经国签字。经国再三拒绝，最后还是签了。

        次日蒋经国去见安全部的首脑雅戈达，提出让王明销毁信件。经国自己写了一封信，内中提到，“我无日不盼望着再尝尝久已未尝的家常小菜。”婉转表达了要回国的意思。但《真理报》还是发表了王明的那个版本。从这一行为来看，经国已经对苏共及中共对他的限制表示了些许不满。

        1936年夏天，他的导师拉狄克认错入狱。蒋经国认识的干部几乎全部遭到清洗。在这样的背景下，当年11月16日，蒋经国申请正式加入苏共。西安事变后，蒋经国回国成为可能。12月14日，共产国际得知乌拉尔马许党委即将批准蒋成为党员，立即要求经国回莫斯科。12月16日，周恩来与蒋介石会面，担保蒋经国可以回来。情势变得明朗起来。

        1937年2月，经国在莫斯科的告别茶会上说：“中央派我到中国，以便把家父争取到我们这一边。”随后，他还与斯大林见面，讨论抗日统一战线问题。此时共产国际和苏共对蒋介石的评价又变了，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盛赞蒋介石深明大义。

        到了海参崴，陪同他回国的康生，与他联合给中共莫斯科党部发电：“现在，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请转告共产国际执委会，我会恪遵党纪……我们由苏联海滨向各位共产同志最热忱的问候。”这是他最后一次听从共产党的命令。

        经国与父亲见面前，拜会了吴稚晖。经由吴转达，蒋中正才同意召见。蒋显然对这个共产党员儿子很不放心。1937年5月12日，他给经国写信，要求蒋经国重读三民主义与孙文学说。信中说：“民生主义中批评马克思主义各节，尤为重要，应即切实用客观态度悉心研究。”不仅如此，还派了徐道邻与经国在溪口同住，用意颇为明显。

        蒋还要求儿子继续读曾文正、胡林翼的书。也许他觉得这十二年经国在苏联的思想意识已经完全“赤化”，亟须纠正。经国似乎也愿意向父亲表现出自己进步的一面，在去信中大谈自己对传统文化、三民主义的认识。一个月后的6月16日，蒋在日记里评价经国，“文字思想皆有进步”。

        但蒋经国的行为依然难以完全摒弃共产党作风。次年春天，经国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他雷厉风行地处死逃兵，遭到熊式辉投诉，说他作风像共产党。蒋介石也接到类似的投诉。忠义救国军负责人文强，受戴笠之托，每个月跟蒋经国见面一次。文强向他解释国民党的派系斗争和现状。而经国则用“大资产阶级”这样的词称呼孔祥熙和宋子文。这些谈话记录转呈戴笠，再转呈蒋。

        皖南事变后，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减少。这年春天，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签订日苏中立条约，蒋经国才渐有反共情绪。他在《青年日报》上开始发表反共文章。此后，他在赣州推行“赣南新政”，颇受外界好评。他经常为人称赞的一点是，喜欢亲近工农大众，平易近人。这大约是他保留的唯一 “共产作风”了。陶涵认为，赣南经验为蒋经国日后主政台湾提供了诸多借鉴。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的亲美态度，蒋经国已经不被苏联信任。因为接收东北的问题，他在1945年圣诞节赴莫斯科，曾经两度拜会斯大林，寻求东北问题之解决。而莫洛托夫认为，这是两面派手法，“伪装他是苏联真心的朋友”。 1946年2月22日，重庆爆发数万人规模的反苏游行，游行队伍砸毁中共的报馆，冲进苏联使馆，蒋经国曾力劝其不可。

        蒋经国本人，此时仍对苏联保有些微好感。他也曾数度与苏联驻华武官罗申将军密谈，想促成蒋中正与斯大林之会面。4月18日，他还向魏德迈将军办公室要求，美国空军必须放弃南京的一个招待所，供苏联大使馆使用。还有人说，他在上海整顿经济期间，还曾阅读过《列宁全集》。他大脑里的马列思维，似乎还无法完全去除。整顿经济有一个“打倒官僚资本”的口号，也是列宁式的。

        蒋经国从一个坚定的苏共党员到最后完全承继三民主义，用了十二年时间。在与中共和苏联几度交手后，他本人的思想开始转向。在苏联目睹的大清洗以及延安整风，对他影响也很大，蒋介石、徐道邻、戴笠、文强等人与他的谈话，也不消说，更重要的是，战后他亲身处理的东北问题，让他得以完全看清楚苏共的实用主义路线。

        （文载2010年12月5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