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上海》作曲陈歌辛：在反右斗争中“受党保护”？

        陈歌辛是上世纪40年代电影歌曲和流行歌曲的著名作曲家，在他去世半个世纪后，围绕对他的评价聚讼再起，分歧包括陈在音乐史上究竟该如何定位、其人爱国与否等等。文化名人身后受政治历史问题牵涉困扰的不在少数，目下轮转至陈歌辛，所据俱为旧时报载，此一现象，不能不说出人意表。个中原委，无意置评。

        适逢整理黎锦晖家属提供的黎先生字纸遗物，在他现存5册记事本中，于1957年下半年启用的一册中，发现黎先生以“上海文艺界反右斗争第5次”的记录起始，上有5个页面写到陈歌辛。披阅之下，方知1957年9月26日上海文艺界反右斗争，实为揭发批判陈歌辛专场。这一会议，黎先生从头到底参加了。“反右斗争第5次”是何意思？不像是斗陈歌辛斗到第5次，如果没理解错，是一个个斗下来，第5次轮到斗陈歌辛。

        以我个人的了解，黎锦晖先生并无记日记的习惯，问送材料的黎少公子黎泽荣确否，泽荣颔首。可黎先生同时又是一个笔头特勤之人，常备那种仅可盈握的硬面小笔记本，宽松时记灵感记创意亦调寄沁园春，啥啥都记；形势抽紧，只记会议和报告。有陈歌辛的这册，便属后者。

        黎先生的笔录非比专职记录，地点、与会人数、主持人、发言人均不详，但他文字功力一流，记录中时用文言，三步并作两步，以求提升记录速度，此为信本无疑。全部记录中揭发批判者姓甚名谁，暂付厥如，不免有憾。可陈歌辛说的，黎先生一一加以注明，难说不是心存关切。

        斗争会按照先解放前，再解放后两块进行，由陈歌辛本人先作交代，交代毕，揭发批判。解放前着重历史，解放后则见言论。将解放后的言论部分提上来观之，靶点比较散乱。陈歌辛显然对政治并不热心，所谓反动，十九反动在音乐作曲。诸如：

        工人被腐蚀，失去可爱的品质；

        音乐家不愿下海；

        否定群众歌曲，一切加以污蔑；

        “歌唱宪法”的曲子像黄色歌曲，将来可出口成章；

        文联年终存款，造谣说吃掉了；

        52年起，退稿只此二三字，鼓动投稿人写信质问《广播周刊》；

        诋毁新歌曲一律公式化、概念化，最好搞垮音协；

        很少看电影，对一切乐曲均采（取）抹杀态度；

        ……

        陈歌辛在文艺界棱角锋芒，均被上纲为“向党进攻”，列举他对倪秋萍、刘厚生、夏白、蔡绍序等人或不尊重，或与之吵闹。黎先生恐不及记，以a、b、c、d、e、f分列之，其中一条口号式发言，直呼“大汉奸陈歌辛”，足见言论部分偏软，合当戏不足历史来凑，陈歌辛的历史问题是重心。基于此，回头再来看陈歌辛对自己历史问题的交代。他显然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抛出一个“受保护”说：

        1.陈说，“党保护（我）过关”。（反右这一）仗不胜，社会（主义建）不成。必消灭右派，亦即消灭陈。非灭身，乃灭思想。不要以为己“（受）保护”。

        陈继续就此交代并谈认识，黎锦晖记云：

        2.陈说，“不共戴天之仇”，“几亿人民之仇敌”。

        陈说的“敌仇”是谁，黎先生未予明示。应该不会再对右派发狠话，也似无必要。陈歌辛的历史问题，亦即今天有人提到的是否爱国问题。据现已公开的材料，主要指他在敌伪时期写过一首《大东亚民族团结进行曲》，以及在上海外滩华懋饭店指挥过《神鹫歌》。

        循此逻辑，可以解释为，陈歌辛说的“敌仇”当指日寇。继“受保护”说之后，他急欲剖明心迹。

        综上，可以说黎锦晖记录稿的价值，首在披露了陈歌辛如何申辩自己的历史问题。

        “党保护（我）过关”说，抬出抽象意义的“党”，应予理解国人在当时乃至相当一个时期的语境下，习惯将某一级党的组织看成党的化身之故，陈歌辛概莫例外。何况他视保护承诺如救生符，期祈保己过关。“保护过关”究指什么？作为戴罪之人，敢于抖落，已属斗胆，是不宜再细说的。

        毋庸讳言，黎先生的会议记录非常个人。通观5页记录，要点大抵都在，但不是全文。陈歌辛就历史问题的交代结束，黎先生的记录上还有一行文字：

        以上陈在交代中之漏洞。

        此处所说的“漏洞”何在？未见详述。曾疑为黎先生个人腹诽旁注，但旋又排除。认为更属陈歌辛申辩后，台下的反响。陈作此自辩，断然不会没有质疑声。然而，尚未发现激烈的反驳、质疑者并不多——这可从一个侧面开展证伪。假如“保护过关”说造假，当天就过不了关，陈歌辛造假的成本将非常之大，与飞蛾扑火无异。而且，黎锦晖不会不记。

        事情的发展演变，证明当初陈歌辛的拼力申辩何等苍白无力，完全被无视。很想知道“保护”的原始出处和原话怎讲，可带我等回到陈歌辛历史瑕疵的评判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