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黄文弼，新文化运动与中国新疆考古的尘封记忆

        黄文弼的背后总是能够看到胡适的身影。胡适对于黄文弼的扶持，实际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学人对于新疆考古的关注和支持。且看书信日记中那段尘封的记忆……      

1924年9月北大国学门同仁在三院译学馆前合影，包括一排：董作宾（左一）、陈垣（左二）、朱希祖（左三）、蒋梦麟（左四）、黄文弼（右一）；二排：顾颉刚（左二）、马衡（左三）；三排：胡适（左二）、徐炳昶（左三）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探险家掀起了在中国新疆考察的高潮，黄沙掩埋下的文物一一现世。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等人在中国所获的文物，被奉为珍宝，在西方社会引起了一个又一个的轰动。中亚历史语言的研究，也由此得以蓬勃发展。而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中国学者，不甘心落后于西方学者的步伐，他们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勇敢地踏上了新疆考察的征程。黄文弼便是中国新疆考古的开拓者，他的四次新疆考察活动，开创了新疆考古与历史研究的新局面。然而，黄文弼的成功并不完全是他一个人奋斗的结果，在他的背后是当时中国学界对于西北考察事业的支持。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作为新文化运动领军人物的胡适，与黄文弼以及西北科学考察团有着异常密切的联系。因着胡适与黄文弼两个代表人物，我们可以找到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与方兴未艾的中国新疆考古之间的契合点。借助黄文弼与胡适的往来书信和胡适日记，我们得以开启那一段尘封的记忆。

黄文弼与胡适的早年交往

        黄文弼最初与胡适的相识便是在北京大学。1917年，胡适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后，归国任北京大学教授。而此时黄文弼尚在北京大学哲学门读书。于是黄文弼便成为了胡适的学生，虽然二人仅相差两岁（胡适生于1891年，黄文弼则生于1893年）。胡适也确实是给黄文弼上过课，据1917年的《北京大学日刊》所载，胡适在北大哲学门研究所开设了名为“中国古代名学钩沉”的研究科目，当时名字尚为“黄芬”的黄文弼选修了这一科目。二人可谓名正言顺的师生。在我们现在看到的9封黄文弼致胡适书信中，全部是以“学生黄文弼”自称，这一师生名分也一直保持了下去。1918年黄文弼毕业后，留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工作。胡适也一直在北大任教，直到1926年才出国游历。二人又有很长的一段共事经历。他们在1924年便曾一起照过一张珍贵的北大国学门同仁合影。

        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使胡适名重一时。积极倡导白话文的胡适，实际上对中国古代哲学史也有很深的研究。或许是受了胡适的影响，在参加西北科学考察之前的这一段岁月里，黄文弼一度热衷于研究宋明理学，1920年他就出版了《二程子哲学方法论》一书。胡适在1922年2月12日的日记中记道：“黄文弼君送我一部罗钦顺的《困知记》，嘉庆四年补乾隆二十一年翻明板刻的。黄君有志搜罗陆、王一派的遗书，已收得《王心斋集》与莫晋刻的《王龙溪集》。他今天来借我的明版《王龙溪集》去校勘一次。”借胡适的话语，我们得以了解黄文弼当年注重搜集宋明理学著作、尤其是“陆、王一派的遗书”的志趣，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其对宋明理学的关注，亦能发现其对古籍版本的兴趣。2012年，黄文弼后人将其珍藏之图书文献捐赠予新疆师范大学，世人得以一睹其藏书之面貌。想来黄先生的藏书正如这段文字所述，是当年有计划地搜罗积累而来。实际上，在1922年2月9日，胡适刚刚买到了这本万历版的《王龙溪集》，12日即被黄文弼借去。黄文弼搜集陆、王遗书的事，可以说是正对了胡适的路数。

        1922年3月，胡适出任新创立的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主编。胡适对《国学季刊》非常重视，他在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他撰写的《发刊宣言》，阐述其对国学研究的认识，影响颇大。而黄文弼亦曾帮助胡适编辑过《国学季刊》。黄文弼在1923年3月14日写信给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4页），向其呈送了单不庵先生《跋补钞文澜阁书六种》、金梁《内阁大库档案访求记》两篇文章。他又在4月3日的信中（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5页）向胡适呈送了容庚《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一文。两封信中提到的论文，单不庵的文章发表于《国学季刊》第1卷第3期（1923年7月），容庚的文章发表于《国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23年10月）。这三篇论文，应当便是投稿给《国学季刊》的稿件。第一封信中提到的“沈先生”，很可能就是当时任国学门主任、《国学季刊》编委的沈兼士。黄文弼当时虽然没有名列编辑之中，但还是参与组织抄写、收送《国学季刊》的投稿稿件，实际上是承担了一部分编辑的工作，给胡适提供了不少帮助。

        1926年中日考古学界结成东方考古协会，于6月30日在北大召开第一次总会暨成立大会，胡适在会上讲演。当日的讲演稿便是由黄文弼负责请学生录出。黄文弼7月9日写信给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6页），呈送他请陈仲益录出的讲演稿，请胡适修改。胡适在发表完这次讲演后不久，就起程赴英国访问去了。可以说，在北大共事的这一段岁月里，黄文弼就已经与胡适有了很多的交往经历。

胡适1922年日记中的黄文弼。

黄文弼第一、二次西北考察时期与胡适的交往

        1927年，随着西北科学考察团活动的开展，黄文弼的人生也发生了转折。这一年，斯文·赫定（Sven Hedin）来到中国准备开始他的第四次中亚探险。但是此时已经觉醒的中国学界，不会再容忍西方探险家在中国随意地进行考察活动。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大学教授刘复，作为谈判代表与赫定积极交涉，迫使赫定同意与中国学者联合开展考察活动。1927年4月26日，在刘复的协调下，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考察团同时设立理事会，以“监察并指挥”考察团事务。赫定为外方团长，北大教授徐旭生为中方团长。黄文弼自告奋勇参加考察团，负责考古工作。1927年5月考察团出发。黄文弼最初随赫定在内蒙古考察，此后又独自率队前往新疆进行考古工作，并于1930年秋返回北平。这是黄文弼的第一次西北考察。

        在刘复等人积极促成此次西北科学考察之时，作为新文化运动另一位重要人物的胡适并没有参与其中。前面已经提到，胡适在1926年7月便启程赴英国等处游历。这次出国胡适收获颇丰。在英国参加会议期间，胡适到伦敦大英博物馆翻阅了英藏敦煌文书写本目录。在法国，胡适更是受到了伯希和的热情接待，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看到了大量的法藏敦煌文书。这次阅览英、法所藏敦煌文书的经历，使胡适获得了研究禅宗史及白话文学史的最为重要的材料。尤其是敦煌文书中所见的俗文学，构成了胡适撰写《白话文学史》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可以说，斯坦因、伯希和从中国带走的这些文书，也是胡适开拓新文化运动新境界的一种动力。有过这样一种经历，胡适理应会对西北最新的考古成果抱有浓厚的兴趣。

        同样是满载而归的胡适与西北科学考察团，会有怎样一种邂逅呢？胡适1927年5月底从国外返回到达上海。他此后便留在上海，1930年底才搬家回北平居住，1931年1月出任北大文学院院长兼中国文学系主任。而黄文弼也在1930年8月结束新疆的考察后启程返回北平。黄文弼在到达北平后不久，就激动地向胡适报告了其考察途中的见闻，他在1930年10月4日写信给胡适（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19页），奉上《荒漠中的迷道》一则，又提到计划写“穿大沙漠及攀登天山最高峰的故事”。在蒙古荒漠中迷途、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攀登天山，这一连串的探险经历，无疑给黄文弼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胡适1930年10月刚好在北平，黄文弼应是趁此机会向胡适呈送了《荒漠中的迷道》。可惜我们今日暂且没有找到这则文学作品，不知道黄文弼当日到底是怎样一种不平静的心境。

        在描述自己考察经历的同时，黄文弼更是专门向胡适介绍了自己在新疆的重要发现。他在1931年7月19日给胡适写了一封长信（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10-14页）。信中，黄文弼非常详细地向胡适讲述了他在出土文书中发现的一种新的西域语言文字，信后还特意附上了文书的照片。黄文弼称这几件文书是在托和沙赖（即今图木楚克市脱库孜萨来遗址）掘得。根据《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记载，黄文弼1929年9月6日在托和沙赖的“拱拜”（即墓穴）中掘得“经纸数块，长尺许”。这应当便是信中提到的文书。黄文弼认为这几件文书出土于古疏勒国地域，故根据玄奘《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将其推测为佉沙文（即疏勒文）。同时，受西方学界流行的“吐火罗语”说的影响，黄文弼又曾一度将此种所谓佉沙文称作吐火罗C。但他自己又否定了这种看法，认为不应当将西域语言称为“吐火罗语”，而应该使用焉耆语、龟兹语、于阗语、佉沙语的称呼。信中提到，黄文弼专门请教了曾长期在北大任教的俄国梵文学者钢和泰（Baron A. von Stael-Holstein）。钢和泰明确指出，黄文弼发现的这种语言文字，与当时欧洲人所发现的中亚语言都不相同。钢和泰是当时中国在这一领域最权威的语言学家。经过钢和泰的鉴定，黄文弼也兴奋地认为这是他在中亚考古方面的新发现，是他此次考察的重要成果。黄文弼也是及时地将这一新发现呈现在了胡适的面前。

        关于在托和沙赖发现之新语言，黄文弼亦曾向赫定请教。他在1931年10月10日给赫定写了一封信（杨镰《亲临秘境：新疆探险史图说》，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3年，170页），其中写道，托和沙赖出土文书“中国无人能识其字”，“特寄来请教先生”。由此看来，黄文弼在请教了钢和泰、胡适之后，依然不能解读这种语言文字。黄文弼曾委托钢和泰研究他发现的这几件文书，但从现在的情况看，钢和泰没有发表过相关的研究成果，或是当时未能立即解读。胡适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不得已之下，黄文弼去信向赫定请求帮助，大概是想通过赫定找到欧洲的语言学家，来解读这种语言文字。

        有趣的是，围绕这几件文书，又生发出了一个新的疑案。解放后，黄文弼重新整理了他在新疆塔里木盆地周边的考古收获，于1958年出版《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在这本考古报告里，黄文弼刊布了四件龟兹语文书，并明确称这四件文书就是在托和沙赖古坟中掘得的。黄文弼认为文书出土地点是唐代的史德城，在龟兹西境，故推翻了之前佉沙文的观点，认定此文书所载语言为龟兹语。庆昭蓉先生注意到，这四件文书与法国、英国探险队在库车所获龟兹语寺院文书在内容和书写方式上都颇为相似，进一步推断这四件文书是黄文弼在库车买到的，所谓托和沙赖出土是黄文弼的误记（庆昭蓉《略论黄文弼所发现之四件龟兹语世俗文书》，载荣新江编《黄文弼所获西域文献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年，290-312页）。黄文弼究竟是否记错了文书出土地点了呢？笔者有幸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档案馆看到了黄文弼7月19日信所附的两张照片，照片中所见文书，与《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刊载之文书完全不同。显然，黄文弼在编写《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时，将几件龟兹文书误记为托和沙赖出土。真正的出土文书没有收录到《考古记》中。庆昭蓉的推断是正确的。只是可惜当日苦心求索的黄文弼，最终没能寻找到正确的答案。

        1931年8月2日，胡适与黄文弼又有过一次见面。胡适在当日的日记中记载：“下午小睡。黄文弼来谈。”之后在1931年9月16日，黄文弼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9页），提到他从胡适处借到《宋高僧传》，并抄送钢和泰一份。这册《宋高僧传》，很可能就是黄文弼在上次见面时借来的。黄文弼还在信中提到《高昌专集》已经正式出书，同时印出的还有《赘言》。这些都是黄文弼在第一次考察结束后，经过一年时间整理出来的成果。黄文弼也在第一时间把这些成果呈送给了胡适。

        1933年，黄文弼踏上了第二次赴西北考察的行程。只不过这次他是以政府教育部考察新疆教育文化专员的身份参加考察团，同时肩负起了监督考察团工作的使命。在这次考察过程中，黄文弼向教育部汇报了赫定在罗布泊及塔里木河一带挖掘古墓的情况。中国铁道部部长顾孟余电报责令赫定将其发掘所得文物交给黄文弼。此后，新疆督办盛世才亦曾禁止赫定携带文物出新疆。但最终赫定还是想方设法将这些文物带回了北京。黄文弼也与赫定就此交恶。而两个人的当面交锋却恰恰是在胡适主持的宴会上。1935年3月11日，赫定抵达北京。3月14日，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和中国地质调查所举办了盛大的宴会。作为考察团的重要成员，黄文弼自然也被邀请参会，但令黄文弼始料未及的是，赫定用了一种非常极端的方法来表达他对黄文弼的愤慨。据赫定记载，当天赫定找到了宴会的主人胡适，告诉胡适要么黄文弼离开，要么赫定离开。赫定将这个难题抛给了胡适。赫定是考察团的团长，亦是当日宴会的主宾，赫定离场宴会也就办不下去了；而黄文弼则是胡适的晚辈。胡适仓促之间恐怕未必了解赫定与黄文弼不睦的来龙去脉，无奈只得向黄文弼提出，要么在全部宾客面前公开向赫定以最充分的方式道歉，要么就退场。黄文弼选择了离开。幸好从日后的交往看，这次的事件并没有影响黄文弼与胡适之间的关系。

黄文弼抗战前后与胡适的交往

        黄文弼的第二次西北考察结束之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的考察工作实际上已经结束，但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会依然存在，黄文弼也得以继续整理其考古发现，开始编纂《罗布淖尔考古记》。自1935年冬起，黄文弼受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委托驻西安整理碑林。直至1938年春碑林工程完工，黄文弼一直在西安处理碑林相关事务。虽然事务繁忙，但黄文弼没有放下对西北科学考察团所获材料的整理，坚持抽时间撰写考古报告。西北科学考察团也在西安设研究分所，以保证黄文弼的工作。不过此时，黄文弼的经费又出了问题。先前已有中美庚款会赞助出版《高昌陶集》，但这笔赞助很快就用完了。为此，黄文弼专门赴北平向胡适告急。

        1937年2月28日，黄文弼在北平见到了胡适。胡适在当天的日记里记有“黄文弼等来谈”。很快，胡适在1937年3月2日与时任考察团常务理事的徐森玉见面。接下来胡适又邀集在北平的考察团理事会重要人物聚会，胡适在1937年3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与徐森玉先生同邀袁复礼、徐旭生、黄文弼、沈仲章、沈兼士吃饭，谈谈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事务。”徐森玉、袁复礼、徐旭升、沈兼士皆是考察团常务理事，沈仲章为考察团干事。而作为北大文学院院长的胡适，此时俨然是考察团的主事者。据邢义田先生所见，台湾史语所藏傅斯年档案中有1940年袁复礼致傅斯年信函，明确注明胡适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理事长（邢义田《傅斯年、胡适与居延汉简的运美及返台》，载《地不爱宝：汉代的简牍》，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402页）。或许这里提到的1937年3月6日胡适召集诸位常务理事吃饭时，胡适可能就已经是考察团的理事长了。而这次吃饭的主要议题之一，显然就是想办法帮助黄文弼解决经费问题。就在这次吃饭前不久的3月1日，胡适曾向教育部长王雪艇写了一封长函，谈增加北大预算事，其中或许就包含资助考察团工作的款项。遗憾的是，因为抗战的到来，黄文弼被迫将文物分别转移至南京、武汉，整理工作也一度中断。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黄文弼辗转于西北联合大学、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于1940年顺利完成了《罗布淖尔考古记》的撰写。可惜在抗战的艰苦时期，考古报告难以付印。1943年至1944年间，他又完成了第三次新疆考察。抗战胜利后，黄文弼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出版已经藏于笸中多载的《罗布淖尔考古记》，并筹钱继续开展研究工作。抗战期间赴美任驻美大使的胡适，也于1946年7月回国，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黄文弼及考察团的工作，也在胡适归国后有了新的进展。

        我们有幸看到了一件胡适在1946年底至1947年初写下的残稿（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3册，359-361页）。胡适手书了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八点意见，其中提到保留考察团名义、在北平恢复整理工作、确定负责人、整理分散的文物、筹集经费、处理存美汉简等一系列事务，看起来，抗战后考察团恢复活动的所有亟待解决的问题都囊括其中了。可惜我们很难确定胡适是在什么场合下写下了这一文稿，从内容上推测，这些意见更像是集体讨论的结果，或许是胡适参加考察团理事会会议时做的记录。当时作为北大校长的胡适，自然是要参与到考察团恢复工作的事务中来的。信中第⑦点提到“仲良个人问题：现在西北大学”。“仲良”，就是指黄文弼。当时黄文弼承担了考察团全部考古文物的整理工作，因此黄文弼的去向也是关涉考察团前途的一大问题。胡适自然也会关注到这一点。

        很快，黄文弼的个人问题就有了着落。黄文弼在1947年2月5日写给胡适的信中提到（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17-18页），黄文弼也终于等到了机会，1947年1月徐旭生正式邀请他赴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黄文弼可以安心地在北平继续他的整理工作了。更令黄文弼惊喜的是，胡适准备向政府申请一笔经费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工作费。黄文弼立即撰写了工作计划和经费预算，呈送给胡适。

        黄文弼给胡适寄去这封信后，一直没有等到回复。赴北平的时间又临近了，于是黄文弼在4月28日又给胡适写了一封信（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15-16页），询问之前寄去的工作计划胡适是否收到。在这封信中，黄文弼专门提到了《罗布淖尔考古记》，讲到该书已经完成但付印困难、照片逐渐变色等等问题，计划来北平后设法付印。想来当是求胡适帮忙解决出版社及经费问题。

        当时中国社会动荡，通货膨胀严重，经费问题越来越难以解决。在这种局面下，胡适依然设法为黄文弼筹措资金。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中有1948年3月18日《西北科学科学考察团理事会呈请拨发三十七年度补助费文稿》，其中提到“物价、人工、纸张涨价”的情形，请教育部“补助卅七年度工作费及印刷费十亿元”以资助《罗布淖尔考古记》出版。

        1948年8月，国民政府发行金圆券，依然没能阻止恶性通货膨胀。《罗布淖尔考古记》眼看就要出版，却因工费一涨再涨而陷在经费紧张的泥潭里。要想顺利出版，还是少不了胡适的帮助。黄文弼在1948年10月1日写给胡适的信中讲到（耿云志主编《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37册，20-21页），徐旭生等西北科学考察团常务理事计划联名向教育部申请经费，并请胡适领衔。黄文弼在信中还特别提出，恳请胡适向教育部朱家骅部长说明情况，争取经费。在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藏胡适档案中，我们也有幸找到了黄文弼在信中提到的给教育部的呈文。呈文后还附有详细的工作计划书与预算表。呈文的署名为“常务理事胡适、马衡、徐炳昶、袁复礼、徐鸿宝”，果然是胡适领衔。呈文文首注有“此是副本，正本已于十月一日直寄教部”，落款为“文弼”。看来这份副本就是随黄文弼10月1日这封信寄给胡适的。从信文内容看，《罗布淖尔考古记》也确定在北大出版部付印，作为校长的胡适自然是首肯了的。

        经历了种种磨难，《罗布淖尔考古记》最终在1948年出版，胡适也是帮助黄文弼从教育部筹到了这最后一笔资金。另据《罗布淖尔考古记·自叙》所载，除了教育部的拨款外，此书出版同时得到了中美基金会的资助。胡适在抗战期间曾任驻美大使，想来中美基金会的钱也应当是胡适帮忙找来的。在该书的自叙中，黄文弼也特意对“北大胡校长”表示了特别谢忱。

        黄文弼波澜壮阔的一生，即是中国早年西域考察与研究史之缩影，其中的艰难困苦自不必说。而在黄文弼的背后，我们还看到了胡适与黄文弼及西北科学考察团之间一段不能被忘记的故事。从早年间亦师亦友的交往，到黄文弼第一次参与西北科学考察后与胡适的交流，再到黄文弼与赫定在胡适面前的反目，直至抗战前后在胡适支持下黄文弼整理资料工作的艰难开展，我们总是能在黄文弼的背后看到胡适的身影。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胡适对于黄文弼工作的扶持，实际上也代表了那个时代经历了新文化运动的学人对于新疆考古的关注和支持。

        （本文系节选，详文见荣新江、朱玉麒主编《西域考古·史地·语言研究新视野——黄文弼与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科学出版社即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