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李敦白

编者按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举行，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是一个同外部世界有着密切联系的党。百年来，中共与国际上各种进步力量保持友好交往，其中包括许多客观介绍中国国情、倡导中美友好合作的美国友人。

为迎接和纪念建党100周年，“上海美国研究”微信公号特推出“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系列专题文章，介绍历史上美国友人与中共一同书写的经典事迹和其中涌现的典型人物。

20世纪40年代中期，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远涉重洋，从美国来到中国，从此与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5年间，亲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打开对外交流的窗口，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

美国大兵“一念之差”来到中国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查尔斯顿市的一个名门望族，英文姓名是 Sidney Rittenberg（悉尼·里滕伯格）。他从小就“离经叛道”，17岁时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 岁就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1942年，他应征入伍。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不得不脱离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当局调他去学习日文，这让他十分恐慌。他想，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扎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就可以很快回国建设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坚决要求去学习中文，并得到同意。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念之差”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

1945年，二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乘坐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起飞，飞越了长约800公里的“驼峰航线”，来到了中国的西南重镇——云南省昆明市。他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在这里，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这个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敦”字 ，代表正直 ，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

李敦白的这份工作，使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更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学好中文，李敦白经常找街头的报童购买中国报刊杂志。这位没有了党籍的美国共产党员，很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后来，通过报童结识了当地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几次见面后，地下党员了解了他的经历，就慢慢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

此后，李敦白常常利用美军的身份，替地下党朋友购买一些紧俏的商品，甚至用美军的吉普车，把上了国民党反动派“黑名单”的地下党员转移到城外，使他们脱离了险境。

1945年11月，在昆明的美军完成了历史使命，准备复员回国了。可此时的李敦白由于与地下党员的频繁接触而一改初衷，他想留在中国，并渴望能到延安去看一看。为了避免退伍回国，他想方设法调赴上海的美军陆军总部工作。经昆明地下党员的介绍，他和上海的地下党“接上了头”，并认识了宋庆龄。不久，通过宋庆龄的介绍，李敦白成为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华办事处的救济观察员，任务是把救济粮食送往受灾地区，包括解放区。他非常高兴，从此脱离了美国军队。

向李先念提供绝密情报

1946年春，李敦白奉命押运救济粮食到湖北省境内的中原解放区。当时，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将李先念率领的6万共产党军队重重包围在方圆只有两百里的狭窄区域。

李敦白到达中原解放区的首府——宣化店后，在这个被国民党军封锁的贫穷的地方看到了和国民党统治区截然不同的情形，这里没有死尸，没有娼妓，甚至没有乞丐。在共产党的组织下，当地农民通过公开讨论决定救济粮食的分配。在这里，李敦白还结识了李先念、王震、王树声等共产党的高级将领。

5月8日，正当李敦白的工作刚刚结束，他得知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王天鸣、美方代表白鲁德组成的军事停战三人小组即将要到宣化店进行“和平调处”的消息。说来也巧，国、共、美三方代表到达不久，李敦白就在厕所里碰到了白鲁德，白鲁德把李敦白当作了“自己人”，毫不隐讳地警告他不要在此久留：“我可以告诉你会发生什么事，这里的人将会被消灭掉。我刚从东北回来，那里的共军是政府军的十倍，政府军不可能获胜。但是政府军在这里却占上风，所以我们决定让他们歼灭此地的共军。”白鲁德的话让李敦白很是诧异，同时也让他看清了美国政策的本质。用他后来在回忆录里的话说，“就在宣化店的茅厕里，我来到了人生中最大的转折点。”李敦白打定主意，决定把这个情报透露给李先念。

当天晚上，国、共、美三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在这里，李敦白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周恩来，并被周恩来的精彩演讲所折服。散会后在回住地的路上，巧遇周恩来和李先念。李先念把李敦白介绍给周恩来：“这是我们的美国朋友，李敦白。”周恩来握着李敦白的手说：“我在会场上看到你，你给我的掌声比给其他人的都热烈得多。这样做不够明智。他们会注意到你的反应，等你回到国统区后工作便没那么容易了。你应该更加谨慎才是。”李敦白惊诧于周恩来的洞察力，不禁问周恩来，大厅里那样昏暗，他怎么会看到了他，为什么又要对一个落单的美国人如此注意呢？周恩来回答说：“照顾国际友人是我们的工作，我现在很忙，以后有机会到南京去见面吧。”

在送别周恩来后，李敦白把白鲁德的话转告给李先念：“我说的一点儿都不假，而且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商量，只能当机立断，向你报告。”李先念感到他是真诚的，向他表示感谢，笑了笑说：“好啊，你算什么美国观察员，把情报泄露给我们。”虽然李先念率领的部队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但李敦白的情报让他们更坚定了这一点。

对于李敦白对革命的这次贡献， 李先念一直念念不忘。一次在延安， 两人在一个私人场合见了面，李先念握着李敦白的手说：“我们很感激你提供给我们的情报，我们许多同志都不相信这事，他们以为你弄错了，不过我相信你，而且事实证明你是对的。我们很感激，也永远不会忘记。”

中共党内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

回到上海不久，李敦白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作，并考虑回美国。他去向宋庆龄辞行，宋庆龄劝他先别急着走，并建议他“至少向周恩来道了别再走。”

于是，李敦白从上海来到了南京的梅园新村拜访了周恩来，并表达了回国的想法。周恩来听后，向他分析了中国的形势和解放战争的发展前途，然后对他说：“回国前你应该到延安去一趟，你应该拜会毛主席，和他谈一谈。你其实应该去看看那些比较老的解放区，在那里已有相当规模的建设。宣化店的情形只是一时的。这样你回到美国后便有更多的东西可以讲，更多的内容可以写。”

在周恩来介绍下，李敦白经北平辗转来到共产党在华北控制的最大城市——张家口。在这里，李敦白看到了当地与宣化店不同的新气象：这是一个有一定规模的城市，有烟厂、大学、医院，等等。他拜会了时任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聂荣臻告诉他，等共产党掌权以后，要跟美国修好，毛主席希望能得到美国贷款来进行战后重建。因此，他们正在成立一个英语电台，以便直接向美国人民提出诉求。但是他们缺少一个以英语为母语的人来矫正文法文体，并协助他们广播。从此，李敦白在新华晋察冀总分社开始从事英语广播的翻译、修改和播音工作。

不久之后的1946年9月，在国民党军傅作义部大规模进攻晋察冀，进逼张家口之前，聂荣臻派人护送他前往延安。经过一个半月的长途行军，他终于到达了向往已久的革命圣地，并担任新华总社的英语专家，负责翻译和修改稿件。李敦白认为自己在为这个古老的国家的巨变留下记录，因此他安下心来，打消了回美国的想法。

还在张家口时，李敦白就已经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到了延安后他再次提出了同样的要求，并且请在中原解放区就相识的李先念、王震作为自己的入党介绍人。经过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这中央书记处五大书记的直接批准，李敦白成为当时惟一的外籍共产党员。

1947年3月，国民党胡宗南部进攻延安，新华社转移到太行山麓的涉县，在该地工作了大约一年。在此期间，李敦白协助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开办了英语广播。1948年5月间，新华社又转移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附近的几个村庄，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沉沉浮浮35年

正当李敦白全心全意做好自己工作的时候，他卷入了所谓的“斯特朗国际间谍案”。1949年1月，他被关押到了北平郊区的一个小屋子里，直到斯大林时代的一些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后，他才于1955年4月结束了长达六年的牢狱生涯。

出狱后的李敦白很快恢复了党籍 ，他选择在缺少外国专家的广播事业局工作。6 年的监狱生活，并没有使李敦白对中国共产党丧失信心，仍然一如既往地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并要求加入中国国籍。但周恩来认为，他保留美国国籍更有利于中美的友好交往，于是，他听从了劝告，保留了美国专家的身份，成为当时广播事业局英语组惟一的外国专家。他当时的主要工作是负责对英语广播稿件进行润色、把关，后来还参加了《毛泽东选集》的翻译、定稿工作。

李敦白夫妇和子女

在这里，李敦白还找到了他的终身伴侣——王玉琳，两人于1956 年 2月 11 日结为连理。

1966年10月1日，这一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7周年的庆典。这天，李敦白得到了一次特殊的荣誉。以前，在北京的外国专家，都是在天安门城楼下面的观礼台上观礼，而这一天，斯特朗、李敦白等6 位外国朋友被邀请登上了天安门城楼，李敦白受宠若惊。快到12点的时候，他们6人被邀请分别同毛泽东合影。他满怀敬意地称呼毛泽东“主席”，毛泽东则用英语说他的英文名字“Rittenberg”。他掏出了《毛泽东语录》，请毛泽东签名。毛泽东问他要写什么。他一愣，就说写您的名字吧。后来，李敦白回忆这件事时还懊悔不已：“我应该要他写下对群众的新指示，或是他的著名诗句，或是对我个人的赠言，要不就是给美国人民的一句话，还是给谁的一句话，但当时根本想不起来。”

毛主席为李敦白签名

第二天，《人民日报》和所有的报纸都在第一版上刊登了毛泽东和李敦白的合影。于是，李敦白的大名不胫而走，顿时传遍了全国。

此后，陷入革命狂热中的李敦白又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运动。1968年2月，他被关入秦城监狱，直到1977年11月，经过9年零8个月零1天的关押，李敦白被释放出狱。

出狱后的李敦白没有回到广播事业局，而是先后在新华社、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顾问。经过王玉琳的多方奔走，1982年，李敦白得到了一份彻底的平反结论。平反结论认为“李敦白同志 1945年到中国以来，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有益工作，对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是有重要贡献的”，并将1968年入狱定为“被错误关押审查”、“纯属冤案”，“应予彻底平反”。

若干年之后，回顾自己在中国浮浮沉沉的35年，李敦白依然无怨无悔：“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中国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1980年3月17日，李敦白携妻子儿女回到了阔别35年之久的美国。对于他的这个选择，他是这样说的：“我回美国，并不是背离了中国”，“我一直希望在中美之间架设沟通的桥梁，现在中国的桥头我已经无能为力了，到了该回美国那端努力的时候了。”“我还是那个努力在中美之间架起桥梁的人。只要在这座桥上发挥作用，再小的人物也可以变得很伟大。”

李敦白在中国非同寻常的经历对他来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晚年的李敦白与妻子在美国注册了一家公司，名称就叫“李敦白有限公司”，专门为在中国做生意的美国公司做咨询顾问，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做些实际的、对中国有益的事情” 。

本文转载摘编自《李敦白：沉浮中国35年》，作者：罗军生，原载于《党史博采》2007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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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回望：与中共结缘的美国友人 | 李敦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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