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消失的墨家：现代国家组织的隐秘先声

        历史小说家孙皓晖的《大秦帝国》里有这样一场戏，秦孝公孤身前往墨家论政台，在墨家弟子面前为秦国变法辩护，更以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征服了老墨子。小说里，孙皓晖把墨家写成了武当派：掌门人修为精湛几近仙人，弟子们谙熟剑阵维护正义，而且在天下剧变中乐于参与政事。这当然是小说笔法，不过，根据已故著名学者何炳棣的研究，当时秦国的崛起，确与墨家有莫大的关系。

        何炳棣先生认为从孝公之父献公起，墨家已经入秦，并为秦国富强贡献了两大最宝贵的财富——先进的城防军事技术与战术，以及严密的组织管理体系。秦献公即位时，秦国刚刚在与魏国的战争中失去极为重要的河西地，咸阳暴露于魏国军力视野之中，他亟需先进的军事技术与战术来拯救国家于危难之中；另一方面，他即位后四年，墨家巨子孟胜率弟子死于救助友人阳城君的战斗之中，“孟胜死，弟子死百八十五人”。何先生认为墨家这种集体殉义的操守深深震撼了秦献公，促使他下决心从墨者中甄选城守之才。

        同时，随着墨者西仕，墨家的制度组织经验也深深影响了秦国制度。秦国富强之关键在于户籍制度的革新，传统学人无不将之归功或归罪于商鞅。但何先生经详密考证指出，连什伍而相坐，此制度其实始于献公，而且其精神，更是来自于《墨子·尚同》中所引已经佚失的《泰誓篇》：“小人见奸巧乃闻，不言也，发罪钧”，意思就是，知奸情而不告，其罪与犯奸巧者同。这一传统法律精神在《墨子·号令》“守城之法”中，落实为非常具体的征召与连坐制度。《商君书》只是重复强调了这一制度的重要性而已。总之，墨家对秦建立军政合一集权制度的贡献，恐怕犹在商鞅之上。百年之后，荀子入秦，应侯问他对秦政的印象，荀子回答：

        观其士大夫……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

        这正是墨子在《尚同篇》中描述“上同而不下比”的理想状态。

        主张“兼爱”、“非攻”的墨家，竟是助力“暴秦”一统天下的重要力量。这个发现恐怕会令我们大跌眼镜。不过再一想，这也不是没有可能。柏拉图在他的政体序列里面早就说过，僭主最开始都是以“平民的保护者”这个角色出现的，它也是平民制度的一个必然发展。那么，墨子这个主张平等主义、呼吁兼爱天下之人的政治思想家最后走到支持全方位严密监控的集权政治道路上，也不是毫无来由的。不过，墨子给统治者还是加了一个前提，那就是“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这位天子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他治下一层层的官僚要“闻善而不善，皆以告其上”，确保下民们“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宽泛来看，这与柏拉图的哲学王也没有太大区别。

        再这样延伸下去，墨者几乎就要成为两千年之前的“开放社会之敌人”了。这种跨时代罪名的追捕，对墨家来说当然是冤枉之至——何况墨者是真心以“摩顶放踵以利天下”为原则行事的：前文中率一百八十五名弟子死不旋踵的孟胜解释他为什么要为阳城君赴死时说，阳城君于我，要么说是我的弟子，要么说是我的朋友，要么说是我的主君。如果我此刻不为他赴死，那么天下人将不复于墨者中求严师、不复于墨者中求贤友、不复于墨者中求良臣。这样轻生重义的大丈夫豪杰，我们真不忍污蔑说他们是“通往奴役之路”的帮凶。好在另找理由为他们开脱非常容易：阳城君是因为射杀吴起时误伤了楚悼王的尸体而获罪，楚肃王即位时要回收他的领地，但是缺乏合法性凭证——符令。照这样看来，墨者简直可以说是为维护封邑独立和契约精神牺牲的自由斗士。

        这种前后混乱、自相矛盾的评价当然是把当代人的意识形态斗争延伸到古代的结果，任何神志清醒的人都能很快明白其中的可笑之处何在。我们今天重新重视这个问题，当然不是为了用今天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之争去套战国时期的儒墨之争或儒法之争。我们提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墨家最终导向秦的一统与墨法实为一体的思想史事件，到底对政治史意味着什么？

        何炳棣先生提到在商鞅、墨者与李悝之前，业已有其它强化国家政权力量的改革，如管仲与子产改革。郑人对子产改革的反应非常有趣——

        从政一年，舆人诵之，曰：“取我衣冠而贮之，取我田畴而伍之。孰杀子产，吾其与之。”及三年，又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

        子产改革增加了对世家贵族与国人的赋税，在一开始引发了国人的反感，甚至激烈到要大家同去“革了子产的命”。但是三年之后，郑人发现子产增加赋税、增强国家政权的做法，实质上增强了国家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

        虽然子产改革与墨者、商君的户籍制度改革之间尚有本质区别，但背后却有一个简约而不简单的政治学原理：为了广泛提供包括基本安全在内的公共物品，我们必须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为了保证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资源汲取能力和意志实现能力，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之前，我们必须依赖一种对个体实行尽可能严格控制的制度，来实行数字化管理，精确地统计国家能够动员的赋税提供能力与战争组织能力。

        当然，也许在墨子这个兼具最伟大理想与最现实眼光的思想者看来，这也是达到“兼爱”和“尚同”的唯一解决方案。

        这是秦献公能够富强的秘密，也是秦能统一天下的秘密，也是为什么中国早在两千年前就建立起大一统国家、而西方社会直到十六世纪才出现近代国家组织的秘密。事实上，现代国家制度确实意味着对公民身份控制能力的增强——丛林中保持古代自由的日耳曼人，他们的生活不需要身份证、驾驶证、警察和指纹验证锁。当然，现代国家在十分强大的同时，其控制力又被宪政和法治牢牢约束着。

        刘慈欣在《三体》中描写过这样的场景：在先进技术发明之前，嬴政利用人力模仿计算机运作原理的场景，这是小说的虚构；而在现代通信技术和科层制度发明之前，墨者们依赖严密的组织管理科学建立了现代国家组织，这（很可能）是历史的事实。

        当然，墨者的政治不是秦政。秦政，尤其是后来的秦政丢掉了墨家的理想主义内核，只留下一个制度的空壳，所以后世都把秦政归为法家制度。不过这里面也许有被汉代知识分子和儒家扭曲了的历史记载。比如司马迁记载说陈涉吴广起义是因为下雨道路不通，迟到会被处死，但是按照睡虎地秦简出土的《徭律》规定，迟到超过十天，处罚不过一副铠甲，而且遇到大雨这类不可抗力，还可以免除刑罚的。再者，如果天下真的苦于暴秦，为什么起义者打着公子扶苏的名号，还能够获得号召力？

        总之，站在平民立场上的墨者助秦一统之后，自身反而迅速消亡。也许秦人学会了墨家的组织科学之后，觉得不必再借助墨家力量了，墨者们也就自然而然退出了历史舞台。然而缺乏“兼爱”理念内核的法治空壳真能顺利运转吗？秦确实建立起无比强大的统一帝国，但二世即亡，真可谓“其亡也忽焉”。而兼具理想主义和现实眼光的墨者们消散之后，为理想主义的儒家和现实主义地法家一道，在汉家制度中共同取代，中华文明的大一统国家构建也因此得以延续。就像汉宣帝说的，汉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并非纯用周政。墨者们就像历史中的流星，璀璨划过，消失于天际，仿佛从未出现过。

        我们看今天的中国政权建设，时隔两千年，一些历史条件已经变化，但是另一些规律并未变动。无论是“什伍相连”还是“支部建在连上”、“支部建在田间地头”，道理都是一致的：在一片资本缺乏而人力资源丰富的土地上，要建立起成本高昂的现代国家制度，必须依赖最严密的组织管理科学。依何炳棣的评价，国史上对传统政制本质认识最深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汉宣帝，另一个就是毛泽东。

        也许何炳棣先生晚年这篇文章，实际上是与毛泽东的一次隐秘对话？对话的一方是思想者，另一方是行动者。如果行动者读了这篇文章，他会不会更准确地理解这样的事实——他的组织之所以一统天下，诀窍不在“秦政”，而在“墨政”？自献公至孝公不过数十年，而墨者之名尽去，世人皆以为秦之富强缘于商君法术，故人皆目为“暴秦”，没有人相信是那些纯粹的墨者们推动了历史，甚至没有人相信他们真的存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