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圆桌|中日应防止结构性僵局进一步恶化

      今年11月北京APEC会议期间中日两国能否实现首脑正式会谈，正日益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从中我们也看到日本各界为此所做的努力，这既反映了日本国民期待以此为契机使中日关系转圜的良好愿望，也不乏部分右翼政客借机将球踢给中方的策略步骤。问题的关键是非常清晰的，即安倍政府是否真正有改善中日关系的的诚意。此外，还必须认识到这一“契机”对中日关系所能够发挥作用的限度。

中日关系的根基

        当前的中日国家关系处于1972年9月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最坏的状态。这种恶化的趋势并非始于2012年9月起激化的领土主权之争。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日关系表面上不断发展，从1998年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到2008年的“战略互惠关系”，确定了越来越高的发展目标，其实两国之间的关系在不断恶化。究其背景，人们经常提及冷战的结束、中日之间综合国力对比的变化等，其实这只是外因。中日关系恶化至此的根本内因在于，日本执政当局背弃了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时双方确认的中日国家关系的基础。

        当前中日关系的基础是由1972年9月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1978年8月两国缔结的和平友好条约、1998年11月双方发表的关于建立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以及2008年5月双方发表的关于全面推进战略互惠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四个政治文件确立的一系列基本原则。

        在这四个文件中最重要的是1972年8月中日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因为它是其他三个政治文件的前提，其他三个政治文件无一例外地都将1972年的联合声明作为自己的基础。

        1972年中日两国政府关于邦交正常化的联合声明文本中有四项基本内容：

        一是确定责任、反省历史（即“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

        二是确认“一个中国”的原则（即“日本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国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三是确认双方和平友好相处（即双方同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两国间持久的和平友好关系，并且确认在相互关系中，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诉诸武力和武力威胁）。

        四是确认面向未来发展中日关系（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以及实现邦交正常化、发展两国的睦邻友好关系，对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的贡献）。

        这四项基本内容是此后中日国家关系的基础。不能忘记的是，在邦交正常化谈判时，中日双方还达成一个重要的共识，那就是搁置双方有关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土主权归属问题的争议。这一共识当时虽然没有形成文字，但是它确实是邦交正常化谈判得以进行并达成协议的重要前提。因此，它也是中日国家关系的重要基础之一。

        换言之，中日邦交正常化时确定的中日国家关系的基础由五大方面构成：一是“历史认识”；二是“一个中国”；三是“搁置争议”；四是“睦邻友好”；五是“面向未来”。

        中日国家关系的上述五大基础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对于过去历史的正确认识，就不可能真正实现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没有对于搁置争议的共识和遵守，就不可能有睦邻友好关系。

        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关系的曲折，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若干重要原则问题上的摇摆不定；近年来中日关系的急剧恶化，其根本原因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对于上述重要基础的背弃。

日本的对华迷思

        日本国家的对华焦虑集中体现在安全领域，其反应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正常的防范性反应范围。近年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其实践表明，日本执政当局正在实施对华“全面遏制”的战略，实际上已经将中国定位于“准敌对国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所谓对付来自“朝鲜的威胁”名义进行的军备建设，到近年来赤裸裸地岛屿作战演习，从前些年的“价值观外交”到近年来的“地球仪外交”，从以往南海周边国家暧昧的“ODA”援助到公然提出所谓的“海上安全合作”，甚至于连技术装备出口、建立双边自由贸易区以及加入“TPP”之类的经济贸易领域的议程都被从遏制中国的战略手段角度加以反复研讨。不仅如此，日本还三番五次地企图拉美国下水，在亚太地区组建新的针对中国的军事同盟。如此险恶的用心和做法，不仅让一些研究者警觉：日本是否正在企图第三次用武力阻断中国崛起的进程？

        日本执政当局视华为敌是缺乏理智的。第一，尽管中日之间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将日本视为战略敌手。第二，中国的发展对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和其他国家来说，是和平和共赢的。第三，中国的军事战略是防御性的，尽管其军事力量的活动领域有所扩大，但是任何不抱偏见的人都可以看出中国军事战略的防御性属性。第四，即便在极大地牵动着中国国民感情的敏感的领土和历史认识问题上，中国政府采取的仍然是冷静和有节制的做法。如果日本执政当局是理智的，其不可能完全看不见上述各点。

        日本执政当局之所以执意虚构并坚信所谓的“中国威胁”、采取对华全面遏制战略，主要受到三个因素的影响：一是对华恐惧；二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外交思维；三是保守主义的信念。

        （1）恐惧。日本对华恐惧的形成其实与日本执政者的历史认识密切相关。日本国家和民族在历史上对中国、韩国等国家和人民犯下过极其野蛮的侵略罪行。但是诸多日本当政者却不愿意正视这一事实。日本国家以及执政当局的历史认识，与中国等受害国政府和国民的认识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近年来这种差异甚至还有扩大之势。在此背景下，日本统治集团在潜意识之中就无法摆脱对有朝一日会遭受对方报复的恐惧。长期以来，日本的统治集团和主流媒体或明或暗地不断指责中国、韩国等国家揪住历史问题不放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种恐惧。只要这种恐惧迷思一日不消除，日本的对华政策规划就难以变得坦然和正常。但是解铃还须系铃人，要放下历史的包袱归根结底需要日本自身的努力和诚意。

        （2）社会达尔文主义。日本的东亚外交思维方式陈旧，与其说是停留在冷战时期，不如说更加具有19世纪末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色彩。冷战的特点之一是意识形态的对抗，虽然近年来日本为围堵中国，以“价值观”说事试图建构价值观联盟，但是日本外交更加注重的是实际利益而非意识形态，所谓“价值观”只不过是其用来构建反华同盟的工具。日本的亚洲外交信奉的是将生存竞争、弱肉强食视为自然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理念。虽然时过境迁，日本自身已经不具备成为区域霸主的能力，但是其非常担心中国会成为这样的国家。因此，日本的对华外交缺乏双赢、共赢的想象力和相应的努力。

        （3）保守主义。战后日本的保守主义势力虽然与美国建立起了同盟关系，但是其从未放弃过推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盟国对日安排的企图。复兴“独立”和“强大”的日本是日本保守正统的夙愿。其具有标志性的目标就是修改和平宪法，使日本重新成为西方军事列强中的一员。尤其是安倍再度执政后，继承保守正统的衣钵，强调修宪是其“毕生的事业”，强行推进“解禁集体自卫权”。修宪和重新晋身于列强军事俱乐部需要进行重新塑造日本的舆论。与日本的庞大军备相比，朝鲜的导弹显然不足以煽动民众的危机感，身边的那个被认为是“揪住历史不放的”中国自然成为最好的说事对象，尽管中国并不是日本的威胁，尽管中国之所以强调以史为鉴完全是因为日本自己放不下那段历史。

        美国的实力已经下降，日本的统治集团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是其仍然千方百计地试图拉美国下水，期盼中美之间的军事冲突。其用心深远而险恶：这一方面可以遏制中国的成长，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利用和消耗美国的资源和实力的同时，提升日本在美国对外战略中的身价，改善日美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这种如意算盘应该也是日本不遗余力的宣扬“中国威胁论”的目的所在。

改善中日关系的路径

        中日关系的僵局是由深层次、结构性的矛盾所决定的，它既包括战略层面，也包括心理层面，既有现实因素，也有历史因素。因此，中日关系难以在可以预期的将来获得根本改善。当前的努力重点应该是防止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中方努力的方向有如下6个方面：

        （1）、确认目标

        中日关系是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方面，但是其毕竟只是一个局部；就目前状况而言，虽然日本因素已经妨碍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和平和安全利益，但是尚不足以动摇中国总体外交态势。中国的对日外交仍然应该服从于中国自身发展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总目标，而不是相反；中国的对外政策总目标是实现中国国家发展目标的途径和手段，而不是相反。不断确认和把握中国国家发展的总目标以及对外政策总目标并且以此来指导对日外交，是极为重要的。

        （2）、增信释疑

        即使在非常敏感的领土争端问题上，日本的国民和社会舆论也并非完全支持日本政府否认存在搁置争议的立场。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尽管受到统治集团和保守舆论的误导，日本国民在一些历史细节问题上并不认同中国方面的主张，但是他们总体上并不否认日本历史上对华侵略这一事实，很多人程度不同地也知道一些日军在战争中的暴行。日本大部分国民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并不缺乏良知，他们缺少的是对于真相的了解。在如何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日本国内也存在许多误导和误解。舆论是可以影响的，影响舆论的最基本途径是真相和沟通。

        （3）、底线准备

        近年来，中方在东海维权问题上，以坚决果断的态度回应对方的挑衅，顺势而为，获得了重大进展。可以设想，未来中方在继续进行常态化巡航等主权宣示行动的同时，将继续针锋相对地回应对方的挑衅行为；同时中方将继续加强军事斗争的准备，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遏制个别极端势力和冒险者的蠢动，防止东海冲突走向失控。

        （4）、管控危机

        加强中日关系中高危领域的研判和管控工作，同时注意在这些领域加强对于我方舆论的引导，防止某些非理性因素影响国家发展和对外关系的全局。

        继续支持和鼓励中日之间的民间交流和地方交流。维持双方政府之间的事务性和程序性往来。继续维护和支持两国经贸关系的互利发展。视时采取改善中日国家关系的举措。

        （5）、有重点的开展全方位外交

        影响中日关系的最大外部因素是美国；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是激发日本全面遏制中国战略冲动的重要因素；没有美国的全面支持，日本没有能力将东海争端升级为全面武装冲突。因此，就对日外交而言，对美外交仍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开展全方位外交的目的当然不是为了应对“日本因素”，但是在一段时间内，通过民间外交、媒体外交等途径，以扎实的史料和严密的逻辑揭露日本在历史认识、钓鱼岛主权归属等问题上的谎言仍然是必要的。

        （6）、中国德性的塑造与新型国际关系准则的引领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有“恃德者昌，恃力者亡”的理念，中国的崛起不能只是经济、科技等“硬件”的长足发展，而同时应该注重“柔性内功”即德性的修炼，才能具有近悦远来的文化、文明魅力。在处理中日关系时，中国一方面要清醒地立足于现实，另一方面也要致力于超越现实乃至历史的努力。包括中日关系在内的复杂和全新的国际环境，应该成为中国创设新的国际关系理念、塑造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机遇，从而向世界展示处理国家间关系之德性与理性双辉的新范式。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牵头组织和撰写的报告《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多层面和中长期战略的视角》的“总论”部分，该报告发布于10月17日第三期“复旦－东早世情圆桌”。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