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圆桌|日本对华强硬的社会思潮是怎样形成的

        某一国家的社会思潮，反映了一定的历史时期内，这一国家的国民对社会现实的实际感应和价值取向及价值判断，虽因国民的阶层阶级不同，其利益诉求也会有相当的差异，但每一个社会，总会在一定的阶段形成相对主流的社会思潮，反映在政治领域和对外关系上，更多的是与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整体利益相关联，当各种社会思潮呈现出一种相对的趋同性时，就应该引起人们高度的关注。

        对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构解体、日本经济总体陷于低迷时期的日本社会思潮进行梳理和剖析，有助于我们观察日本社会的内在结构究竟出现了怎样程度的变化，各阶层国民的利益诉求表现在哪些主要的层面，在对世界和周边国家的认识和应对上会出现怎样的趋向。

        如果将战后日本的社会思潮简单地分为左翼和右翼的话，据我的理解，左翼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思想；右翼主要是指强烈的国家主义和激进的民族主义思想；居于中间的，还有秉持西方自由主义精神的、具有民主主义倾向的、相对理性和中庸的政治姿态。在右翼的最极端，还存在着极端的、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思想，罔顾基本的国际准则和人类的普遍利益，将本国的国家和民族利益放大到了极致。

        这些表现为不同政治倾向的社会思潮，即反映了不同社会背景、不同社会阶层的人们的价值取向，它在战后的日本历史长河中，根据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和国际环境的变异，也会出现相应的此消彼长，从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形成相对主流的某种社会思潮。在考察这些日本社会思潮时，我们还必须充分注意到日本独特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文化，其价值判断的表现，往往有这些精神和文化作为其底蕴。

        现代社会思潮，主要通过各主要社会媒体、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书刊以及近年来兴起的包括互联网在内的各种新媒体的言论表现出来。        

冷战结构解体前的日本的社会思潮

        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由于“波茨坦公告”精神的宣传和落实以及美国占领军对战争时期极端国家主义思想和势力（包括经济领域）的清算，战前和战时甚嚣尘上的国家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势力受到了打击，加之被压制长久的左翼势力的复活，遭受战争磨难的一般国民对既往战争的反省和思考，一时间，和平主义思想代表了大多数民众的利益诉求。

        随着冷战格局的形成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在美国的扶植下，具有反共色彩的右翼势力重新抬头，“55年体制”形成后，中间偏右的政治势力长期主持了日本的政治舞台。

        但是在整个1950至1960年代，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倾向或自由主义精神的思想，依然是社会的主流。历史学家井上清和家永三郎等是前者的代表，他们看到了近代日本的帝国主义性质，对此有较为深刻的批判；思想家丸山真男等是后者的代表，他们更多地从江户时期以来日本思想的底流，来把握日本民族在近代的命运的某种必然性。而1960年代前期轰轰烈烈的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民众运动，则汇集了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等与右翼相对立的各种社会力量，其参加者主要是大学教授、学生、自由职业者以及以部分劳动阶级，代表了当时社会中坚力量的声音。

        同时，战前和战时的国家主义和偏激的民族主义势力远远没有泯灭，战争时期曾是国家机器一部分的政治人物，在受到短暂的冷落后立即重新活跃在战后的政治舞台上，当上自民党总裁并成为首相的岸信介是最典型的代表。

        而在知识界或舆论界，在1920年代末期曾是左翼文学家、入狱后转向成了当局意识形态吹鼓手、战后仍然坚持其右翼政治立场的林房雄，在1963年出版了一部厚厚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即是这一思潮的有力体现，绝不可将这种肯定侵略战争的认识简单地理解为一小撮右翼分子的狂妄之举，他实际上标志着明治以来不惜以帝国主义的方式追求强国或大帝国之梦的激进民族主义意识，已在相当程度上深入到了一部分日本国民的骨髓，一旦出现了与之相适合的社会环境和国际氛围，这种情绪或意识就会急剧膨胀，从而再次成为主流社会思潮。

        1980年代前期，日本经济发展的奇迹引起了全世界的惊叹和赞美，在某种程度上，日本成了一个模范国家，它的企业文化、经济管理模式首先受到了欧美先进国家的关注和研究，它在世界上、尤其是东南亚地区，受到了人们的仰视，资本和技术的输出、ODA援助的实施，使得日本由此奠定了它在东亚区域的经济领袖地位，日本的古典文化随同它的流行文化风靡全球。

        此时，对日本民族精神的内省、对近代日本的批判性思考已经大为减弱，战后一个时期曾经有较大势力的左翼力量，在富裕的中产阶级迅速成长起来之后，逐渐走向衰弱。随之而起的，是日本要成为一个政治大国甚至军事大国的欲求，在民众中滋生开来。

        曾三次组阁的中曾根康弘政府，明确提出了“回归保守”的口号，中增根提出的另一个理念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因为民族主义一词在战后一直带有一定的贬义色彩。中增根企图用“健康的”（日文原文是“健全的”）这一定语赋予它新的意义。

        1985年10月，他在外国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说：“我认为，我们必须要由具有自信心的民主主义的基石，而构成这一基石的另一方面是健康的民族主义。”基于这一想法，中增根在日本推行“战后政治的总结算”，力图修改宪法，努力摆脱战后美国的影子，因此，他强调要确立“日本的国家定位”。1985年7月，他在法国索邦大学作演讲时指出：“已经占了世界经济一成水平的日本，却还缩在远东的一个角落里，如同与国际社会无缘似的，我们不能再对承担国际义务和责任闭目无视了。”（中曾根的言论等引自日本历史科学协议会编的《日本现代史》461-462页，东京青木书店2001年）

        有日本学者评论说，中增根的这些言论表明，作为经济大国的日本，应该具有领袖国家一员的自觉，来承担相应的作用和责任。为鼓起日本民族的自信心，中曾根甚至以首相的官方身份第一次参拜了列入了甲级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中曾根的言行虽然受到了左翼和一部分中道力量的批评，但还是受到了日本国内舆论较为广泛的好评，这也说明了中曾根的大国主义政策，表达了相当一部分国民的心声。        

冷战结构解体后的日本对华认知

        进入1990年代以后，日本的内外局势出现了两个新的变化。国内是繁荣一时的泡沫经济崩溃，日本经济进入了长期低迷状态，1980年代的自豪感严重受挫，民众中出现了迷茫和焦躁的情绪；国际上，一方面是苏东社会主义阵营解体，东西方严峻对立的格局由此消解，另一方面是，中国经济开始强劲发力，到了21世纪以后，出现了明显的崛起态势。

        这些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变化，使得日本的社会思潮出现了新的动向，尤其是对中国的认识和姿态上。

        中国在经济发展上对日本资金和技术的需求在相应减低，而日本对中国市场（包括投资市场）的依存度在提升，而随着中国在海外的市场扩展，尤其是能源市场的确保和海外投资的增长，原来互补性很强的中日经济，在进入21世纪以后，尤其是近年来，呈现出明显的竞争态势。起始于1990年代中期的“中国威胁论”卷土重来，加剧了中日之间的不详和气氛。

        2009年9月，民主党政权上台，鸠山首相出于国际关系平衡的考量，提出了建设“东亚共同体”的设想，中日关系稍显缓和，但这并未改变中日之间结构性的内在矛盾，2010年中日之间因为钓鱼岛撞船事件的爆发和中国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而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使得中日之间内在的结构性矛盾进一步加剧，终于在2012年因日本推行钓鱼岛国有化的行为而导致了日中之间的全面对立。因历史认识的差异和领土问题的争端，日本国民对于中国的对立情绪空前高涨，在这样的背景下，强硬的安倍政权赢得了大多数日本国民的喝彩声，与之相呼应的社会思潮，也越来越朝着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方向转化。

        这些社会思潮，在对外关系上，出现了如下的新动向，即近年来日本社会思潮中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倾向。其矛头的对象，已经从早年的美国或部分的苏联完全转向了今日的中国。

        战后不久，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倾向一直存在于日本社会的部分阶层，它主要来自左右两个方面。以社会民主主义为主要指向的左翼力量，一直对于美国试图将日本塑造为世界反共阵营中的中坚力量的政策抱有强烈的抵触感，并由此引发了对追随美国政策的本国政府的反抗，1960年代的反安保民众运动就是这一思潮的集中体现。

        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实现和富裕的中产阶级的迅速成长，一般民众的反美情绪得到了大大的缓释，来自左翼的反美声浪渐趋衰弱；以国家主义和皇道思想为指向的右翼力量，对于美国影响中的现代民主理念、对战前日本的否定和军事上对日本的掌控政策的反抗，在战后一直存在，主要体现为对战后和平宪法的不满。

        1980年代初期日本实现了经济大国并跻身G7的行列，这一脉的力量越来越表现出要挣脱美国、再度成为独立的强大帝国的反美倾向，石原慎太郎与人合著的《可以说“不”的日本》（1989年）、《依然可以说“不”的日本——日美之间的根本问题》（1990年）、《可以坚决说“不”的日本》（1991年），可以说集中体现了这一思潮的声音。

        冷战结束后，苏联或俄罗斯在远东的影响力迅速消减，与此同时，中国的力量迅速崛起，最终于2010年在经济体量上压倒了日本，并在地区乃至世界事务上日益发挥着主导的作用，这使得日本人感到追求政治大国的欲望受到了挫伤，成为地区领袖的企图受到了严重的挑战，日本人觉得自己的发展空间受到了日益增大的中国的严重挤压，因此自1990年代随着经济低迷而开始萌发的焦虑感、烦躁感或者说躁动不安的情绪开始转而向中国发泄，甚至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与中国抗衡，具体表现在企图对侵华历史的否定和在钓鱼岛等领土问题上的强硬态度。

        对华强硬的社会思潮的内在思想资源，我觉得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第一是基于近代以来日本人追求地区和世界强国的政治理想，其主要的内涵是“皇国”和“帝国”思想。皇国思想又与“神国”思想紧密相连，最初的根源，来自江户中期由本居宣长和平田笃胤倡导的“复古神道”，欲以日本的国粹来排斥外来的儒教、佛教等文化元素，在近代就演变为“国家神道”，后来又与对外扩张的“帝国”思想合为一体，追求所谓“八纮一宇”的政治构想，导致日本在近代走上了帝国主义甚至军国主义的道路。

        作为一种政治机制，帝国主义与军国主义自然在战后遭到了全世界的唾弃，但其思想的余脉，却依然盘根错节地在一部分具有国家主义思想的民众中得到了沿承。1980年代日本经济的兴盛和国家的繁荣，促进了日本国民民族自豪感的高扬，使这一思想以温婉的形式（日本民族优秀论、日本文化优秀论）重新张扬了起来，也激发了一般国民重塑地区大国乃至世界大国的欲求。中国的强势崛起以及对日本的阻遏，直接阻挡了具有这样情结的日本国民的政治理想的实现，由此激起了他们对华的强硬姿态。

        第二是自欧美传入的自由民主人权等西方近代思想。这一思想在明治时期即已萌生，经思想启蒙运动引发了自由民权运动，最后促成了宪法的制定和国会的开设，以后又有大正时期的民主运动和短期的政党政治，但这些思想和实践在强大的天皇统治以及日后专权的军部势力面前都惨遭失败。战后对战前体制的清算和保障民权的新宪法的制定，以及实际的民主政治的运作，使得战后出生或成长起来的新生代，都比较认同西方的价值观。在今天的日本国民中，意识形态的对立已经成了一种思维定势。安倍政府的所谓价值观外交等，就是利用了国民中的这一思想倾向。

        这两种思想资源，一个源于日本本土和日本人的内在精神，一个起始于近代，来源于西方的传播，两者交织在一起，成了排斥和批判中国的重要思想资源，也构成了与中国对抗的社会思潮的思想底蕴。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牵头组织和撰写的报告《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多层面和中长期战略的视角》，该报告发布于10月17日第三期“复旦－东早世情圆桌”。本节原题为：“从社会思潮的流变看日本社会政治倾向的演变”。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