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情圆桌|既有应对模式或不再灵验，中国对日政策需制度突破

        近年来，日本的对华政策处于急剧的转型过程中，其突出特点是从战略互惠转向战略抗衡。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不仅基于中日两国实力的此消彼长，而且还基于对未来亚太秩序中日本地位的焦虑和担忧。中日关系进入了1972 年以来最复杂的转折期。

日本对华政策转型的特点

        中日关系转型的拐点是2010 年钓鱼岛海域发生的撞船事件。这次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是全面而深刻的，其特点可以从战略、认知、战术和舆论战等方面加以总结。

        1.战略上，目前日本的对华外交从“战略互惠”滑向“战略对抗”的边缘。

        冷战结束后，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几经摇摆和调整。1990年代后，由于苏联解体和冷战崩溃，中日友好合作的战略基础发生动摇，但1998年江泽民主席访日期间签署的《中日共同宣言》使中日关系得到重新定位，“致力于和平与发展的友好合作伙伴关系”是面向21世纪中日关系的战略定位。

        进入21世纪后，小泉内阁在历史问题上无视中国国民感情，连续参拜靖国神社的的做法又使中日关系产生激烈碰撞，中日关系陷入“政冷经热”的怪圈。

        2006年安倍上台后为打破僵局而首访中国，并确立了致力于“战略互惠关系”的共识，使起伏不定的中日关系再次得到稳定；直至2010年中日钓鱼岛海域撞船事件以及2012年野田内阁“国有化”政策后，日本民主党少壮派政治家和自民党鹰派政治家在领土问题上“毅然决然”对抗中国，“钓鱼岛事件”上升为“钓鱼岛危机”；安倍上台后提出“俯瞰地球仪”外交，试图从战略上抗衡中国的快速崛起，建立所谓“对华包围圈”来牵制中国地区影响力的上升，中日关系滑向了全面冷战和战略抗衡的边缘。

        2.对华认知上，近年来日本媒体喧嚣着“咄咄逼人的中国”、“膨胀的中国”、“威胁的中国”等论调，“强硬中国”的新形象占据日本主流社会。

        大部分日本人认为“中国的崛起已经不是潜在和未然的命题，而是现实和已然的事实”。面对全面崛起的中国，日本政府采取的政策是围堵与抗衡，强调要提升对华“遏制力”和“威慑力”。于是，三年内两次修改日本防卫计划大纲，加强西南诸岛的防卫力量和侦察力量，要求驻日美军引进最先进武器威慑中国，积极参与和组织各种军演威慑中国。日本主流舆论也都认为，必须对华强硬，“对中国这样的大国必须有遏制力量否则恐怕会走向独断霸权主义”，不接受中国的全面崛起成为日本主流社会的共识。

        3.战术上，首先采取“联美制华”。

        政策美国一直是中日关系的最重要变量，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在日本看来是奥巴马放弃了上台之初的对华“绥靖政策”，“美国的回归亚洲，在日本被解读为向中国传递坚决的信号，是中美两国集团论（G2）的幻灭以及日本对美的战略价值提升。”日本再次“借船出海”，积极采取措施加强日美同盟的军事合作能力。一是增强美国在日本的军事攻防能力；二是通过军事演习加强日美同盟的军事一体化；三是扩大日美同盟的范围，包括宇宙空间合作、情报侦察合作、应对网络攻击合作等等，日美军事合作越来越向纵深发展。日本某著名战略派学者认为，“在亚太地区支持美国行动的日美同盟可以使中国谋求霸权付出更大成本，可以影响中国对风险的认识，也有利于遏制中国改变现状的行动”。

        其次是在东亚地区拉帮结派，构筑“对华包围圈”。

        一是积极推进东南亚安全外交，确立多边和双边等安全领域的合作；二是推动建立日澳、日俄、日印之间的“2+2”机制（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的会谈机制）；三是建立“日美+a”机制等，通过上述积极外交活动，主动构建亚太地区网络型安全体系，为日本在未来东亚地区新的安保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获得主要发言权做准备。安倍明确说过“日本外交首先要强化日美同盟，然后将同东南亚和印度的关系提高到更高水平的基础上再来同中国搞好关系”。

        4. 在国际社会打造“负面中国”形象。

        首先是夸大钓鱼岛海域的紧张局势，将日本塑造成受害者，妄言中国“以武力改变现状”，将中国塑造成霸权者，以此赢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其次是通过积极的外交活动游说国际舆论，通过达成一定国际舆论共识来围堵中国，将日本塑造成“国际规则”的守护者，将中国说成的“国际规则”的破坏者，以达到诋毁中国国际形象的目的；再次是以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理念为标准将中国列为“异质国家”。日本现实主义派学者高坂正尧认为，国际政治是“力量的体系”和“利益的体系”，同时也是“价值的体系”。日本将中国认定为与欧美日等西方国家不能共享“价值理念”的“异质国家”，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以此占据国际舆论的高地。

        5.经济上出现“去中国化”趋势。

        改革开放后中日关系发展的深厚基础是经贸关系，目前中日每年的贸易总额高达3000 多亿美元。小泉执政时期虽然政治关系出现倒退，但经济关系依然不断发展，所谓“政冷经热”的现象。但是，近两年来中日的经贸关系出现新的变化，连续两年中日贸易额出现下降。在安倍内阁抗衡中国战略的影响下，日本政府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TPP谈判以平衡中国在亚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上升，安倍上台后遍访东盟十国，鼓励日本企业投资转向东南亚国家，经贸领域的“去中国化”倾向有所呈现。

日本对华政策转型的原因

        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既源于中日双边实力的此消彼长，更源于对未来亚太秩序中日本地位的焦虑和担忧。

        2010年后中日关系出现的根本性变化，既有钓鱼岛撞船事件等偶然因素的推动，又有日本内政的剧烈动荡以及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等多方面原因造成的。

        1.从日本内部来看，冷战后20 多年来日本经济一直停滞不前，日本大多数国民都希望走出低谷，需要强硬的政治家带领日本走出闭塞停滞。而安倍等鹰派政治家的内政外交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夺回强大的日本”，摆脱战后体制，走向正常国家。这是安倍的政治理念，也是日本鹰派政治家的夙愿。这种诉求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民众的期望，目前得到了日本主流社会的支持。

        2.从国际环境来看，进入21世纪后，世界处在历史的大变动、大转折时期，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使产业革命以来以欧美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开始动摇，权力转移非常明显。这对150 多年来紧紧追随西方的日本来说是巨大的冲击。在国际格局大转换时期，日本非常在意自己在未来秩序中所处的位置，日本精英阶层已经形成共识，认为在中国还未创建新秩序之前，必须通过努力创建有利于日本的新秩序，以维持日本在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的地位。民主党少壮派政治家前原诚司在2011 年访美发表演讲时就认为，日美两国要合作构筑亚太新秩序，“今后，处于转型期的亚太地区，我们两国面临的最首要风险是不能全面全力地投入地区新秩序的形成，现在最主要的是整备地区制度的基础，日美两国在其中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是我们的重大责任”。

        可见，这一轮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基于亚太地区主导地位和影响力的博弈和较量，目标是牵制中国快速崛起，保持日本在亚太地区的优势地位。

        3.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给日本带来了机会。中美竞争和对抗关系可以提升日本的战略地位，从而维持日本在亚太地区仅次于美国的特殊地位。随着美国战略重心的转移，美国也期待一个在广度和深度上能够给予美国更大支持的日本，从2013年日美“2+2”会议声明和决定在2014年底之前修改《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举措来看，日美两国在战略大方向上具有相当大的契合度，日本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地位得到迅速提升，增加了日本对华强硬的底气。

        4.对中国崛起的焦虑与抵制。进入21 世纪后，日本清楚地意识到，中国在未来亚太秩序的塑造过程中影响将越来越大，日本极力要维持的“美国霸权”体系已经出现瓦解的迹象。日本学者进藤荣一在《亚洲力的世纪》一书中认为，“美国的全球霸权已近黄昏，但美国主导的霸权秩序依然存在，新秩序尚未达成，世界充满许多不确定性，各种势力认知的差异容易引起碰撞和冲击”。从近年来中日关系恶性循环的情形来看，日本对150 多年来在东亚地区的优势地位和优越心理不可能轻易放弃，它坚信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瓦解将使它失去该有的“位置”，这种对未来的“不安”和“焦虑”转化成对华政策的强硬和抵抗。日本著名国际政治学者冈部达味认为，“日本长期是东亚唯一的发达国家，因此很多人对中国的崛起有抵抗。”特别是安倍等鹰派政客所谓“不输给中国”和重振“明治雄风”的意志，对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5.自主防卫诉求的推动。日本越来越认识到不能陷入对美国的过度依赖。特别是在防卫领域，正在不断冲破战后束缚，增强日本自主防卫的力量。日本学者松村昌广认为“日本必须凝聚国家安全战略共识，加紧提升军事应对能力，实现自己的国家自己保卫；日本在短期内还能仰仗美国的霸权，但从中长期来看，应努力降低对美国的依赖，逐步实现脱美从属关系”。目前安倍内阁推动的“安保三箭”和解禁集体自卫权等举措，可以说明日本的防卫政策发生了重大调整，应对中国军事崛起成为日本防卫政策调整的最关键因素。

中日较量和博弈将常态化

        2010 年后中日关系陷入矛盾集中爆发期，甚至走到了战略竞争和战略抗衡的边缘。如何评估这一轮日本对华政策的战略调整？中国又应该做出怎样的应对？中国是否有能力影响甚至塑造日本未来的对华政策？中国的对日政策也面临着新的转型和挑战。

        第一，中日关系进入了全新时期，这是中国崛起和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在纷繁复杂的国际背景下，中日关系也陷入了激烈博弈的战略竞争之中。安倍强硬对华政策的背后是“不输给中国”的意志在支撑，政治、经济、安全领域的较量和博弈将在未来一段时期成为中日关系的主要特征。

        第二，由于中日实力的此消彼长，日本不再成为中国的“帮手”，但是，我们要防止日本成为中国的“风险”。中日关系进入了“强强相对”的新时期，过去的应对模式可能不再灵验，中国应该站在战略高度进行权衡，需要更多的观念创新和制度突破。

        要避免中日关系走向传统的“安全困境”和“军备竞赛”，坚持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箴言，站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繁荣的高度，缓和中日两国在东海的紧张局势，坚持领土问题上“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方针，使中日关系回到互利合作的轨道上来。

        在钓鱼岛领土问题上，要使日本政府认识到，2012 年的“国有化”举措已经打破了过去的默契与共识，现在需要面对现实达成新的共识。目前最紧迫的课题是恢复谈判建立危机管理机制，防止钓鱼岛海域和领空发生“擦枪走火”，学界要加强交流与研究，可以探讨“一岛各表”、“海洋和平特区”等方案，以缓和钓鱼岛海域的紧张局势。

        在参拜靖国神社等历史认识问题上，日本国内舆论是分裂的，中国要团结有良知的日本人，让更多日本民众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牵制右翼政治家的“妄言”和“妄举”。

        第三、中国的对日政策在保持高压和“惩罚”的同时，还需要一定的“笼络”与“怀柔”。从长远来看，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有利于中国的顺利崛起，近年来，日本政坛虽然出现了右倾化的趋势，但日本政界还有温和派和对华友好人士，日本国内要求缓和中日关系、稳定和发展中日关系的民意依然存在。我们应该加强与这些人士的对话和交流，从而牵制鹰派政治家的对华强硬政策。

        第四，要采取措施缓和日本国内消极的对华认知，不要把所有对中国的担忧都看成对华敌视。日本主流舆论对中国的认知有很多“误判”和“误认”，要分辨是“恶意的误认”还是“无意的误认”，要通过加强交流和解释来粉碎“恶意炒作”，缓和舆论气氛，防止对中国的负面认知固化成偏见。

        第五、要积极推进大周边外交活动，通过“富邻、睦邻、安邻”等周边外交政策，打破日本试图利用中国在领土领海问题上的争端构筑“对华包围圈”的企图。目前中韩关系和中俄关系发展顺利，牵制了日本的包围政策。同时，中国要增加军事透明度，积极推进与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倡导新型合作安全观，以主动合作与开放的姿态积极创建未来东亚地区的双边或多边安全合作机制。

        （本文节选自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牵头组织和撰写的报告《中日关系的现状与未来趋势——多层面和中长期战略的视角》，该报告发布于10月17日第三期“复旦－东早世情圆桌”。本节原题为：“战略互惠还是战略抗衡 ——日本对华政策的转型与特点”。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