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黄文弼孤身西域考古，今丝路申遗成功重提中国考古走进中亚

        说到今年成功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丝绸之路”，则不能不提到新疆文物与考古。

        有着“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之称的原北京大学教师、中国科学院考古所研究员黄文弼先生（1893-1966）曾与斯文·赫定一起进行新疆考古，是解放前惟一到过罗布泊等地区考察的中国考古学家。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暨中国古代史中心教授、新疆师大黄文弼中心主任朱玉麒前不久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时认为，在“丝绸之路”被列入世界遗产以及当前新疆暴力恐怖分子猖獗的背景下，中国应当扩大考古学的视野、真正让考古以及其他学科走出国门、理解中国西北边疆与内陆中亚、丝绸之路的关系。

        “距离黄文弼第一次考察西域已经八十多年了，但我们没有继续再沿着黄文弼之路把它扩展到中亚，使得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突显出来。在今天，丝绸之路申遗也成功了，我们真的应该踏着黄文弼的足迹走出去——这真的非常急迫！”

        澎湃新闻：黄文弼先生被称为中国的“新疆考古第一人”，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朱玉麒：因为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对中亚包括西域考古历史的研究工作做得最多的还是外国的一些探险家，包括斯文·赫定、日本的大谷（光瑞）探险队等。而黄文弼是参加了1927年中瑞西北联合考察团进入到新疆来的，此后又有三次新疆的考察活动，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就成为我们中国西北考古的第一号人物。

        尤其了不起的是，他在这么艰苦的环境下每天坚持把考察的内容及时记录、写成笔记和日记，而且在抗日和内战的动荡时代没有停止研究、把这些考古收获都整理出来，他后来的代表作叫“三记两集”，概括了整个新疆地区的考古面貌，三记是《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两集就是《高昌陶集》、《高昌砖集》，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贡献。

        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中，西方的学者把这些材料收集回去后，他们策划了一个长时段的研究工作，由各方面的专家合作进行，到现在为止，出了76本西北考察团的报告。西方长时段、大规模地做，在中国，却只有黄文弼在孤军奋战。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的副主任刘学堂教授，他也是一位考古学家，就准备写一本关于黄文弼的传记，称作《一个人的考察队》。

        黄文弼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在当下西北考察、探险史的认识上，我们只知道斯坦因、伯希和、斯文·赫定，日本的大谷光瑞考察队等等外国探险家，中国人被淹没了，但实际上黄文弼是存在的。

        澎湃新闻：黄文弼跟斯文·赫定他们的意义不一样，他是被迫的，因为他本身并不是学考古的。

        朱玉麒：就是赶鸭子上架，发现列强都在这么动手的时候，中国人反而不作为。——黄文弼虽然之前参与北大古物学会的工作，但并不是一个合格的考古学者，前往新疆，确实是有一种爱国主义情绪产生的使命感。

        澎湃新闻：最初，他其中一个目的是监视斯文·赫定他们？一开始有很强烈的政治意识。

        朱玉麒：是有政治意识。所以其实后来西方包括日本对于黄文弼的评价也有两种声音，他们互相在打架，我们都不知道。一方面，他们说黄文弼是奸细；但另一方面，西方包括日本的学者捍卫说黄文弼的做法是正当的。任何人在黄文弼当时的立场，他也一定会这样做的。而且黄文弼当时的身份是公开的：我就是要监视你们国外的人员在中国的考察行为是否正当。

        所以后来斯文·赫定非常谅解黄文弼，而且觉得跟这些中国学者合作太重要了。每当遇到一件文物，譬如说一个文字碑刻，中国学者带了大量的书，有的东西他们根本不用看，马上告诉你这是什么。西方人单枪匹马的考察是不行的，得把东西拿回国，然后找他们的汉语学家翻译，那当然不如中国学者在场，方便，多好啊！所以他后来非常高兴和中国学者合作。当然当中也有很多不愉快，那也是由于各有各的利益、目的存在。

        澎湃新闻：你觉得从西域文史的角度来研究西域，怎么把这种思路往前更深层次地来服务于中国文化政治的大背景？

        朱玉麒：从事西域这方面的研究，我真觉得不单是纯学术的研究，它同时有一个时代或者说国家义务承担的问题。

        这几年新疆师大西域文史研究的特色，还是注重于近代史上新疆的研究。因为近代史上的新疆治理，已经进入到现代国家主权的意识层面，特别是清代，面临的强敌就是俄罗斯，所以这个时候就要考虑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在这方面，近代史上比如清代新疆的前期、后期都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深刻的经验和教训。

        我觉得清代新疆的治理有些地方考虑得很周到，譬如刚开始的时候大部分区域在管理上是一种军府制度，地方政权还是由各民族自理——伯克制、扎萨克制什么的，上面凌驾一个满族或者蒙古族的最高官员，主要是在军事上给予控制。在这个过程当中清政府发现有许多弊病，譬如说民众始终融合不进来、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与清帝国的内地社会始终隔离，包括在新疆一地造城，也要造一个满城、一个汉城，管理上也是一种隔离的制度。上情不能下传，下情也不能上达。所以清代的新疆治理就不断在调整，最后到1884年新疆建省，跟内地一样就建立了一个行省制的“甘肃新疆省”。这个概念，龚自珍在建省之前的六十多年——道光年间就提出来，他认为要让这个国家统一、稳定，就必须建省。

        又如，我们知道乾隆统一天山南北，他的宣传攻略就做得非常好：战事刚刚结束，他就让中原内地，特别是汉族知识分子了解到西域新疆已经成为清帝国的疆域，他的十大武功在边疆地区的平定、统一方面，还真不是吹的。平定金川以后，就有《平定金川告成太学碑》——把这个消息告成于知识分子的先师孔子，然后由孔庙的立碑达到告成于天下的目的。这种攻略，就是把武功变成文治，而武功被理解为文治的一部分。

        所以清代的知识分子都非常踊跃地讨论中国的问题。今天我们失落的正是这样的认识。我们内地许多的读书人其实并不知道“新疆人”是一个什么概念，一说新疆人他就认为是维吾尔族人，他不知道现在的新疆有四十多个民族成分，其中有十三个世居民族——这种概念没有，就造成了很多误会。

        澎湃新闻：所以近代史的研究也是对当下的思考。

        朱玉麒：对，对当下的思考。我们虽然在很实证地做这些以往历史的研究，但我们觉得也有义务给国家、给学术界提供具有现代意义的信息。

        澎湃新闻：你们搞学术研究跟这种文物考察，有没有一些新的发现？

        朱玉麒：有，譬如说像吐鲁番的文书这一块，吐鲁番文书真是一个神奇的宝库，曾经有人统计过吐鲁番文书里有二十四种文字，书写了二十七种语言。而且在这些文书中除了我们汉藏语系当中的文字以外，还有印欧语系的文字，有阿尔泰语系的文字，都非常全。

        所以西方人为什么要来探险呢，就是来寻找。他们就发现人种学上来分析，吐鲁番盆地有最早的欧罗巴人种，这种人种留下来的语言文字对于研究印欧语系的起源是非常有价值的。

        吐鲁番文书还有一些账本，一件账本里面可以发现吐鲁番这个地方在几个月中到来的人，有吴客，来自江南的人，也有来自宁远国，就是费尔干纳盆地，也就是现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客人，……可以发现为了经济利益的驱使，很多人都会通过丝绸之路进行交易，这让我们感到古代民众确实是希望交流的，当时的交流大都走陆地的丝绸之路，所以丝绸之路在世界文明史上非常重要。

        澎湃新闻：这次丝路申遗成功以后，你们与中亚的文物考古界有没有一些学术交流与互动？

        朱玉麒：我正好上个月去了中亚的两个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过去我们也在想丝绸之路的申遗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一厢情愿，结果发现完全不是这样。当苏联解体后，中亚的几个国家一直在谋求他们和各国之间的交流。因为苏联解体以来，这些中亚国家确实出现了严重的社会倒退，经济、文化各方面都倒退，所以他们也一直在寻求和中国之间的贸易来往、文化交流，确实把中国看成一个非常可信的大国来支持我们，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他们希望能够继续跟中国在更多的领域进行合作。

        我们这次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一个目的，就是去看碎叶古城，那是李白的故乡。所以吉尔吉斯的学者也非常谨慎地问：如果我们提出李白是吉尔吉斯的诗人，你们同不同意。我们说完全没有问题，现在中国的李白研究界主要的观点也认为李白出生在中亚的碎叶；而有关他的族别也可商榷，可以继续研究他是突厥人、粟特人还是胡化的汉人。南京大学的周勋初教授认为李白可能不是一个纯种的汉族人，这反而越发证明了汉族文化的向心力。所以，从今天的角度来说：一个中亚的民族人士不远万里来到中国，结果成为中国伟大的诗人，中国作为具有包容性的民族文化的国度，不是不言而喻了吗？内陆周边这些国家这几年来到新疆师大留学的也比较多，他们也渴望了解古代中国和近代中国的情况，所以我们黄文弼中心也想承担起这份责任。

        澎湃新闻：唐代的那些地方有的属于中国，也留下了不少汉文化遗址，我们在吉尔吉斯斯坦有没有什么考察？

        朱玉麒：这一次我们去看了他们很多遗址，他们六十年来如一日，每年都派人进行考古，现在经费缺少，这些工作也很艰难。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当地考古者都希望中国的学者与他们合作，跟他们共同发掘考古。因为他们的很多历史是与中国历史联系在一起的。

        澎湃新闻：中国现在资金不缺，完全可以投入资金和人员，这样走出去的困境在哪里？

        朱玉麒：困境还是经费能不能投入与确保到位。

        澎湃新闻：可能决策者需要一些考虑。

        朱玉麒：对。从科学的考古角度来说，周边这些国家也有很多佛教遗址和中原形式的文化遗迹，对于现在已经伊斯兰化的这些国家来说，他们对这些遗址考察不敏感，他们真的希望中国学者来考证。

        澎湃新闻：汉文化遗址也应该有不少？

        朱玉麒：唐代“安西四镇”中有碎叶镇，怎么证明碎叶镇的存在，1982、1997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克贝希姆遗址先后出现了两块用汉字写的石刻，苏联考古学家没有做出来，结果日本的学者在1996年释读出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杜怀宝的题铭，最终用文字实物确定了碎叶城的具体位置。

        这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也是个伤心事。这个本来由我们中国学者来参与研究可能更合适，结果日本捷足先登。

        澎湃新闻：中国考古真正走出去，应当以西域为抓手，而且也契合整个国家民族的方略。

        朱玉麒：对，也符合西域作为文明交流的十字路这样的一个概念。黄文弼在1927年走出了中原，来到了西域，把这个丝绸之路的考古推进一步；现在已经过去八十多年，我们没有继续再沿着黄文弼之路把它扩展到中亚，使得中国文明在世界史上的意义突显出来。

        在今天，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提出来，丝绸之路申遗也成功了，也就是说一个国际性的合作组织已经成立了，我们真的应该踏着黄文弼的足迹走出来——这个真的很急迫。        （录音整理：实习生 李丹，图片均由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中心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