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20岁，年轻作者已成博导

        22年前，当时的三联书店出版社总经理董秀玉遇到了哈佛燕京学社社长韩南，一个出版人，一个学者，他们希望合作在中国国内出版一套有价值的学术丛书。董秀玉回忆说，“我们谈了20分钟就把这事情谈好了。”这20分钟的交谈促成了“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持续20年的出版，到今年已经出版15辑近百种。10月20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出版论坛在北京举行，丛书发起人、已经退休的出版人董秀玉和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以及10多位丛书作者出席了这个论坛。

迄今已推出了15辑，近百种图书

        创办于1928年的哈佛燕京学社一直重视学术出版工作，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就曾出版《哈佛亚洲学报》，在燕京大学出《燕京学报》，在哈佛大学出哈佛东亚研究丛书。虽然这些年哈佛燕京学社有很大的变化，但裴宜理说，“我们还是非常重视学术出版工作，无论在中国还是亚洲。”22年前，当时的燕京学社社长韩南教授希望做中国学术原创，但要求是，“完全跟国际学术规范符合，独立评审。还要组建学术委员会。”董秀玉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去做。因为要得到国际学术界认同，有国际学者做评论，建立独立的学术评判很重要。所以这不只是资金的支持。”在做丛书之外，董秀玉还希望这套丛书能对建立中国学术队伍有帮助。

        “韩南老师非常强调学术专家匿名评审的方式，在国内，当时几乎没有。” 燕京学社社长裴宜理说，燕京学社最初找到北京大学、中国社科院，但都没能合作，20多年前这样的中外合作很难， “我问过韩南老师，认为自己做哈佛燕京学社社长的时候，最大的成就是什么？他马上回答，是帮助建立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这个项目。” 今年初，韩南教授去世。

        从1994年推出第一辑开始，这套三联书店和哈佛燕京学术合作出版的以学术新创为主旨的图书，推动学术为目的，严格评选，鼓励创新，提倡开放，迄今已推出了15辑，近百种。20年前出版的第一本是石昌渝的《中国古代小说源流论》，“能成为‘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的第一本书的作者，我觉得非常幸运，二十年弹指一挥间。” 石昌渝说，“从1994年至今二十年间，中国的人文科学演进，经历了不平凡的变迁，商品经济的潮流推动了商业出版的发展，也给学术价值带来某些负面的冲击。”

        在第一辑中，还包括了中国社科院教授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赵汀阳说，“我是做哲学的，哲学脱离生活、脱离实际。我们都用形而上学的方式研究一些概念。以前我一直想，我们是否可以用这种方法来研究生活问题，所以我写了《论可能生活》，并在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一辑出版。这是我第一次用形而上学方式分析生活问题的尝试。现在看起来太有激情了，当然也有人喜欢。有些人喜欢我年轻时的作品，说比较激情，现在写得像个老头。”

        1991年，周濂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2001年，周濂在《南方周末》写了一篇文章《我的秘密书架》，里面提到三本书，第一本就是赵汀阳的《论可能生活》，“1995年，我还坐在北大一教自习室中，刚刚下过雨读了这本书，我读得非常兴奋。它给我敞开了全新的哲学分析视野和方法。第二本书是陈嘉映老师的《海德格尔哲学概论》，第三本是慈继伟教授的《正义的两面》，‘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给我起到了观念性的影响。20年前我读到《论可能生活》、《海德格尔哲学概论》、《海德格尔与哲学天道》这样的书，感觉进入了中国学术界的万神殿。”

        2008年5月，“三联·哈佛燕京丛书”出版了周濂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创作的《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三联·哈佛燕京丛书的编辑曾诚回忆，周濂的《现代政治的正当性基础》书稿是2006年提交到出版社，然后送到匿名评审，并提了修改意见。“周濂修改了一年零两个月，交给我时，跟初稿有很大的不同，改变了原来博士论文的面貌。”

        据周濂的观察，“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共出了18本左右的哲学类著作，在2001年之前，这些哲学类著作基本上聚焦现象学、分析哲学和儒学，其中多本著作直接推动了现象学和分析哲学在中国的发展。“但以2001年《正义的两面》出版作为标志，此后百分之七、八十的篇幅侧重于政治哲学，这跟中国当代学术变迁的脉络是同步的，而且一定程度上引领中国当代学术变迁的潮流。即将出版的第16辑《罗尔斯的公共政治辩护思想研究》，仍然是政治哲学打头。我认为这反映了‘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编辑独到的眼光，始终站在学术前沿，领导学术整体的发展。”

        杨念群的《儒学地域化的近代形态》由“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于1997年出版，这套丛书，他最看重的是“混搭的、众生共存的品质。”杨念群说，现在大家学术研究越来越专门化，搞政治史的不搞文化史，相互好象不理睬，但现在的学术恰恰是一个越来越开放、整合，相互混搭混融的过程。“在1990年代以后确实出现了越来越专的趋势，可能学术有进步，但专门化之后学术的灵气和动感、浪漫、激情失去了，这恰恰是学术的动力。所以我感觉‘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一开始就有这样的自觉，把学术当天下公器，当成众声喧哗、相互交融、相互配合、互相影响，这样一个系统的体系来看待 。”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学术委员刘世德回忆，经过他手的著作有4本，“我经手的第一部、也是丛书第一辑第一部，是石昌渝教授的《中国古代小说源流论》，这部作品讲中国小说源流，弥补了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空白；第二部是刘跃进《门阀制度与永明文学》，这是一本研究南北朝古代文学的专著，它在微观的基础上进行宏观的研究；第三部是黎湘萍《台湾的忧郁》，研究台湾文学作家陈映真先生和台湾文学；第四部是赵稀方《小说香港》，是研究香港小说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力作。从这四部著作就可以说明，这套丛书是比较全面，全方位的。”

        丛书初创当时都是北京社科院和北京大学的作者，后来渐渐拓展到国内各主要高校和主要研究机构，近十年身在海外的学者包括港台、北美的学者也越来越多见，真正做到了创始时的宗旨海内外中文学界出书。

        刘世德认为，这套丛书以青年学者为主，也是考虑到社会具体情况，“很多青年作者出书比较困难，所以我们定了青年作者为主。一开始我们也提出是否以各高校的博士论文为主，后来我们认定，目前高等学校博士学术论文良莠不齐，不能全部吸收，即使是博士论文也要选优秀的著作，主要以学术质量为主。另外选稿的过程中，以学术质量为主要的标准。”

“三代编辑做这套书，成长了无数学者”

        已经退休的董秀玉，在回忆三联书店历史时，总是会提到这个“丛书”， “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里的作者，在三联出版其学术著作时，都是三十几岁的年轻学者，现在也都50多岁了。董秀玉曾对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说，“我特别重视的就是要培养自己的学术力量，不能只是做翻译。后来很多人投博士论文过来，我们绝对不要，我们只要学术专著。三代编辑做这套书，成长了无数学者。”

        “看到将近一百卷的书出版，是很开心的，经过了二十年，经过了这么多人。这套书最重要的还是作者，我们说这是一套学术作品中很有分量的图书。凭什么呢？就是凭作者名单。大家看看作者名单就会认同这个观点。我看了作者名单也很兴奋，那么多的原创力量和优秀学者都可以帮助我们一起完成丛书的推进，真是非常难得的事。” 董秀玉说，“我现在很老了，做第2辑的时候，还不太老，后来再开会，90%以上的作者都是博导了，门下有很多学生，还有不断的更新的学术著作在出来，我觉得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我们有那么好的作者队伍，如果放弃这个，追随潮流，三联就变质了，所以这是我们重要的基础。”

        在董秀玉看来，“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三联品牌的建立也非常重要，“我从来觉得，出版社不能乱出书，一定要有自己的准则，有自己的结构，我们不能只做翻译书不做原创学者。原创著作更重要，这是我们自己的著作。三联一直在做翻译书，而‘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是原创图书的核心丛书。”

        曾诚是“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第三任责任编辑，据他介绍，即将出版的丛书第95种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田天的《秦汉国家祭祀史稿》，80后的田天也是丛书迄今为止最年轻作者。而第16辑计划于2015年出版，有5种，出齐后丛书就会达到100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