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君臣〡保定的年夜饭

        1876年1月10-20日，日本新任驻华公使森有礼同总理衙门就朝鲜属国地位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双方互不服气。到了1月20日这天，李鸿章派往迎接森有礼的官兵抵达北京，森有礼十分高兴，总理衙门也舒了口气，双方都明白：接下去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大人唱戏了。

        不成想李中堂这一登场，就再也没有下来过，戏一直唱到1895年仗打败了才算收场。从1875年开始，这位大清国实际层面的“外交部长”逐步获得制定并执行中国对朝政策的权力。但他在1875年万万想不到的是，自己竟会在这个舞台上一败涂地。

主角登场：为何会是李鸿章？

        李鸿章卷入朝鲜事务这一现象，其实是有悖传统的宗藩体制的，因为他再有权势，终究是位地方总督而已。根据宗藩仪轨，朝鲜直接同清廷联系，是不和地方督抚发生直接关系的。那李鸿章为何就能够参与到涉朝事务中呢？这一问题牵涉晚清官僚体制以及清鲜宗藩体制的大变化，所以需要辨明。

        1861年1月，总理衙门成立后曾设南北洋大臣，分别管理南北通商各口岸。管理北方的牛庄、天津、登州三口通商事务的称为“三口通商大臣”，由满族官员崇厚担任。三口通商大臣的主要职能包括海防和通商，而通商一项实则涵盖了相关的外交职能在内。但是，三口通商大臣和朝鲜王国之间甚少关联，其所办的洋务事宜中并不关涉朝鲜，也没有同朝鲜政府公文往来之权力。在三口通商大臣存在的10年之中，朝鲜方面也仍旧沿着传统宗藩关系的轨道，主要同北京的礼部相交往。

        1870年天津教案之后，崇厚离任，三口通商大臣遭裁撤，其职权由新任直隶总督李鸿章兼任，并颁以“钦差大臣”关防，此即北洋通商大臣之产生。朝廷规定，直隶总督于每年春融开冻后，由直隶省城保定移驻天津，嗣海口冰封后，再回保定省城。所以，李鸿章大多时候驻扎在天津的北洋大臣衙门，而不是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

        在李鸿章的建议下，清政府在天津设立了津海关道这一重要官职，连同山东登莱青道所管东海关、奉天奉锦道所管牛庄关等两处海关重地，均归北洋大臣统辖，遇有出缺，均由该大臣推荐填补。因此，拱卫渤海的这三处海关要地，后来连同北洋舰队的军事力量，也悉数归李中堂管辖。

        自1870年到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李鸿章除了1882年夏因母亲逝世而短暂回安徽本籍丁忧之外，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位子上坐镇25年之久。这期间，北洋大臣的外交权能因人因势而日见其隆，而清朝对朝政策的决策权，亦随国际时势之诡谲而逐步入其彀中。

        李鸿章卷入朝鲜事务并最终操持了中国对朝政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森有礼到保定与之讨论朝鲜问题，则是这一过程的重要一步。森有礼来华之时，已经是李中堂坐镇北洋的第5个年头了，从北京到天津，乃至一路南下到他曾经任过职的江苏、上海等地方，到处都是李中堂的子弟兵和合作者。在各国公使的眼中，李总督也有着比总理衙门更大的本事。森有礼在北京辩论不成，急着去保定，正有这种前台办不成事就去走后台的意思。

中日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中日都明白，保定会晤势必成为北京辩论的直接延续，所以如何让对方“就我范围”，遂成为双方关心的头等大事。总理衙门于1月20日当天就密函指示李鸿章，让他就朝鲜之事“留意开导”森有礼，“勿令有所藉口”，并抄录同森有礼的来往照会等文件给李鸿章参酌。此举是要统一口径，以免给森有礼留下口实。李鸿章复函表示将同总署保持一致的态度，但他同时认为朝鲜事态严重，如果解决不好，日后定成大乱。

        李鸿章指出了四种可能性及其后果。第一，朝鲜贫弱，没法应付日本，如果将来援引明朝旧例前来向中国求救，中国如何是好？第二，中国虽然可以通过条约来责问日本不应该侵越中国属国，但是日本会说中国一直推诿不管，届时又能拿日本怎么办？第三，如果中国不管不问，不免让朝鲜失望、日本离心，这不免对属国及邻友太薄，最后两面不讨好；第四，如果将来日本侵凌朝鲜，或者“侵占东三省根本重地”，中国“遂失藩蔽，有唇亡齿寒之忧，后患尤不可胜言”。这自然是李鸿章根据时势所做的假设，但我们以后来者的眼光去看的话，会发现其所言之事，几乎一样不差地都发生了。

        李鸿章建议总理衙门致函朝鲜，敦促朝鲜同日本交往，但立约与否，听朝鲜政府自己决断。即使朝鲜不听，那中国也做到了仁至义尽。同时，李鸿章汇报了自己同朝鲜大臣李裕元之间，刚刚发生过私人信函往复之事。本来这已经犯了人臣无外交的忌讳，但在紧要关头，总理衙门和李鸿章本人一样都视此私函往复为一条可资与朝鲜沟通的有效途径。

        对李氏积极指导朝鲜外交的倾向，总理衙门并未立予附和。毕竟，该衙门已经就朝鲜的属国名分问题，先后同英法美等国的驻华公使进行过若干辩论，“政教禁令，皆由该国主持，中国向不过问”早已是该衙门对朝政策的既定方针。因此，总理衙门决定先看看李鸿章“开导”森有礼的情形如何，再商量致书朝鲜加以劝告一事。

        与此同时，森有礼也忙着整理辩论朝鲜属国名分问题的基线。出发前一天，森有礼在致外务卿寺岛宗则的一份机密报告中写道：“总理衙门明言，朝鲜之地，非清政府所领，故不能干预彼国内政，至彼国外交之事，亦任其自主。以此观之，其所谓属国者，更无可见之实也。”他明确表示：“我政府亦认朝鲜为独立国，今后凡日本朝鲜间事，不必再听清国政府之片言可矣。”

        次日，森有礼即偕郑永宁前往保定。李鸿章则“多派洋枪队沿路巡逻，藉张声威，使其不敢藐视”，其心态和1793年乾隆皇帝谕令沿海督抚“旗帜鲜明，甲仗精淬”地迎送英使马戛尔尼入京时的“以肃观瞻而昭体制”的心态，如出一辙。只是不晓得这位留学欧美、眼观无数的森公使，在看到了李中堂的洋枪队之后，到底是做何感想的。

中日的英文会谈

        森有礼和郑永宁二人于1876年1月24日中午抵达保定省城，下午3点即往总督府拜谒李鸿章。

        这一天是光绪元年的腊月二十八，第二天就是除夕了，李鸿章特地预备了一桌酒席款待森有礼一行，并邀请翰林编修黄彭年和候补同知黄惠廉陪席，打算通过一个长谈来“开导”这位日本公使。这顿准年夜饭从下午三点钟开始，直到晚上九、十点钟之间结束，长达六个多小时。席间所谈，深刻地影响了此后20年的中日关系以及东亚历史。

        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场会谈上，因为双方留下了差异很大的记录。李鸿章方面留下的是1月26日向总理衙门呈报的“晤谈节略”；森有礼方面留下的则是会谈的英文记录，该记录如今已经不复存在，但日本外务省存有当时根据森氏英文记录翻译成日文的“初次会谈”。通过比对两份记录，笔者发现，森有礼记录中所涉内容在李鸿章记录中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条目；而李鸿章记录中的一些内容，森有礼记录却只字未提。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除了当事人向中央汇报时有意润色删改会谈纪要之外，造成双方记录差异的一个重大原因在于，本次会谈的语言不是中文，也不是日文，而是英文。李鸿章在致总署的信函中完全没有提到英文会谈这回事，只是介绍说陪席的黄惠廉“略通英语”。或许，这对惯与外国公使折冲樽俎的李中堂来说根本就不值一提，但他的汇报却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双方是通过中文交谈的，而且是日方书记官郑永宁担任的翻译。

        但森有礼却明确记载会晤是通过英语进行的。黄惠廉充当了李鸿章的英文翻译。中日双方用英文进行会谈，恐怕是近代外交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桩奇闻，令人费解。当时的日本《近时评论》杂志称之为“吾辈近来于道路之间所得最惊悍、最疑惑、最惭愧之一大奇报”，并斥责森有礼“察李氏不通英语，应答之际，偶谋其便”。殊不知李鸿章早就号准了日本这位留学欧美的年轻公使的脉，邀来懂英语的黄惠廉，有备无患。

        李鸿章说黄惠廉“略通英语”，其实黄氏英文很好，且已在清朝外交舞台上活跃了十几年。黄惠廉本籍广东，少时曾教会学校学习，并以翻译身份去过南美洲英属殖民地圭亚那，后在威妥玛的翻译事务所任职。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他被占领广州的英军纳入军需部服务，随后跟随额尔金勋爵（Lord Elgin）北上天津，很快被清政府看中并以翻译身份在京津等地居中联络，曾在大沽口炮台陷落后亲身举旗前往与英军接洽，出力颇大。根据当时英美外交人士的记载，黄惠廉的英文相当好。

        因此，黄惠廉和森有礼在英文交流上，应该不存在问题。李鸿章在会谈前并不知道对方会用英语谈话，但还是提前找来了懂英语的黄惠廉，除了足见其老谋深算之外，森有礼是否恰恰是在见到了英语颇好的黄惠廉之后才决定使用英文进行交流的，很值得考虑。否则，他放着精通汉学的郑永宁不用，而非要使用英文，无论如何也说不通。

        笔者认为，森有礼择用英文谈话的玄机，或许并不是像《近时评论》说的那样存心诓骗不懂英文的李鸿章，而在于使用英语可以更直接、更清晰地通过欧洲近代国际法术语，来明白否定清政府所坚持的朝鲜“属国”论。而当日在座的黄惠廉，恰为他提供了这样求之不得的条件。

到底是“邦”是“土”

        然而，森有礼终不能如愿。

        席间，他开门见山地拎出朝鲜属国名分的问题，“总理衙门大臣等告鄙人云，朝鲜系清之属国，乃条约中所揭载之属地之一是也。”李鸿章立予确认：“衙门大臣等所说，与鄙见完全相同，即朝鲜隶属中国，基于贵我两国条约，则贵国视之为我属国之一即可。”

        森有礼表示，1871年的中日条约中，并没有条款明文揭载朝鲜是中国的属国，所以日本“始终视朝鲜为独立不羁之国”。对此，李鸿章做了一番解释，“高丽属中国几千年，何人不知？和约上所说所属邦土，土字指中国各直省，此是内地，为内属，征钱粮，管政事；邦字指高丽诸国，此是外藩，为外属，钱粮、政事向归本国经理，历来如此，不始自本朝，如何说不算属国？”

        李鸿章对“邦”、“土”二字的巧妙解释，让森有礼无从应对，直接说这一层再讨论下去也是没有结果。森氏进而表示，中日因台湾和朝鲜而起的种种纷争，归根结底是由于中日天津条约第一款“未明记封土界限所致”，他明确表示应当废除“此类无用之条款”，以免“日后重蹈前辙”。李鸿章反诘道：江华岛事件是日本炮船先跑去朝鲜测量人家海面的，人家能不打你们的么？日本的炮船又违反了不进入近海三英里的国际公法，还犯下攻陷朝鲜城池、杀人、掠财等事情，现在要“遣使责朝鲜理非”，这是什么道理呢？

        森有礼当即表示，朝鲜根本不懂得国际法，所以国际法不适用于朝鲜。如是将朝鲜置于国际法之外来区别对待的提法，不无强权政治的倾向。事实上，日方这一倾向在保定谈话中屡次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来。例如，在对待双边条约以及国际法方面，森有礼就发出诸如“和约没甚用处”、“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万国公法亦可不用”等等议论。对森氏的这种态度，李鸿章颇不以为然，多次强调中日各自应安分守己，遵守条约。由此不难窥见，当时的中国，上至总理衙门下到北洋大臣，把双边条约及万国公法作为外交上可以“折冲樽俎不临边”的新武器，而日本公使则已经开始把玩隐藏于这些条约和公法背后的强权政治。而这，也是东亚近代一系列灾难的开始。

        最后，森有礼表示，如果朝鲜再次拒绝日本来使的话，“以后恐不免要打仗”。李鸿章则称，朝鲜地贫，取之无益，听说俄罗斯知道了日本要打朝鲜后也派兵进驻黑龙江口，到时候不仅俄国人要去朝鲜打仗，“中国也难保不进兵”，会乱闹起来的。说完，李鸿章特意手书“徒伤和气，毫无利益”八个大字给森有礼和郑永宁，并加写“忠告”二字。其实在这里，李鸿章已经明确表示，一旦日本攻打朝鲜，中国不会作壁上观，是会出兵援朝的。

        两国交兵，关系紧要，且刚有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的前车之鉴，李氏的这些话原本是森有礼应当捕捉的万分重要的信息，也是他无法从总署那里获得的中国对可能发生的朝日交战所持的明确立场和态度。然而，森有礼事后在向太政大臣三条实美、外务卿寺岛宗则等人的汇报中，却丝毫没有提到“打仗”这一层，更没有提及李鸿章写过“徒伤和气、毫无利益”以及“忠告”等字之事。所以，日方决策层自始至终都不知道李鸿章曾经对日本做出过如此明确的黑纸白字的警示，否则日后中日在朝鲜的种种冲突，或将会呈现另一番模样。

        第二天，1876年1月25日，李鸿章偕黄彭年和黄惠廉回访森有礼，双方进行了简短的第二次会谈，按照李鸿章的说法是，“泛论西国时事，未及正文，匆匆话别”。所谓“正文”，自系指朝鲜外交而言。

        接下来系大年初一，行旅不便，森有礼和郑永宁决定留在保定，1月27日再启程回京。恰恰是在这大年初一，兴许也正是森有礼在保定馆所中斟酌如何处理他的英文会谈纪要的时候，李鸿章汇报保定会谈情形的公函和会议节略，快马加鞭地发向了北京总理衙门。同一天，日本黑田清隆的舰队抵达江华岛附近海面，很快同朝鲜南阳府使姜润进行了接触。

        东亚局面，自此一发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