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家琪：你难以想象当年是怎么消灭麻雀的

        今年67岁的哲学家陈家琪最近刚刚出版了新著《当代哲学问题九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内容是根据他在2011年为同济大学哲学系研究生讲课的录音整理而成，素白的封面上方用红字印着黑格尔的一句名言：“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

        多年以来，陈家琪始终致力于将历史叙事与哲学思考、感性经验与概念把握结合在一起，将自己的人生历程融入学术研究本身，强调处境、事件、行为方式对哲学思维的决定性影响。2007年，他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说：“我们可以做的就是记录、描述、思考这个时代。我现在要做的事，意向上比较清晰的，一个是抵制浅薄庸俗的社会娱乐风气，还有一个就是抵制遗忘——把那些经历过的、记忆中的事情，以及我们思考到了什么程度，尽可能传给下一代或下几代人。”

        从《当代哲学问题九讲》中可以看到，陈家琪在讲稿中时常会为学生们讲述他年轻时的种种经历，并且告诉学生一定要记住20世纪历史上那些特别重要的年份：例如1900年的八国联军侵华和义和团运动，1911年的辛亥革命，1919年的五四运动，1933年的魏玛共和国覆灭和希特勒的上台，1937年的卢沟桥事变，1945年的二战胜利以及1949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总之，对于历史记忆和感受力的重视，是陈家琪治学和写作的一大特点。

        为此，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特别约请陈家琪教授讲述自己的家史，并为中国人在整个20世纪的命运起落提供一帧家庭缩影。

 

母亲一家从天津逃难到西安

        陈家琪的母亲赵燕茹是天津人，父亲陈震夏是浙江绍兴人。1981年父亲去世之前，陈家琪一直以为他是北京人。这样父亲的身世就成了一个永远的谜。

        赵燕茹生于1926年，是天津一个大户人家的“大小姐”，祖上在天津经营一家名为“鸿宴楼”的酒店和绸缎庄，因此也算殷实人家。

        陈家琪的外公1900年出生，那一年八国联军占领天津，他后来就在晚清洋务派创办的天津电报局工作。外公为人正直、坦荡，他总是对孩子们说：“我工作42年，没有用过国家的一支铅笔、一张纸。”外公做事从不迟到，受此影响，陈家琪后来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戴着手表，而且不停看表，据他说，这也使他总生活在焦虑之中。

        陈家琪的外婆没有多少文化，但在他的印象中，外婆非常精明能干。一家人在“文革”中未受太大冲击，与外婆的里外周旋有很大关系。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天津沦陷，外公率先跟随电报局同事向西安方向撤离，留下外婆和几个姨姨在天津。陈家琪从母亲的一次偶然聊天中得知，她小时候放学回家，会看见日本人有时也对这些孩子敬礼、鞠躬，很有礼貌，“但她说过后马上住口，因为可能突然意识到这样的描述显然与当时宣传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形象不符，怕孩子听到惹来麻烦”。

        在沦陷的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后，外婆决定带着四个女儿去西安寻找外公，最后在河南交口镇（渑池以东）追上外公。“这一路上她们究竟是怎么熬过来的，如今也很难想像了，想想看我外婆一个小脚女人带着四个姨姨，我妈最大，不过十多岁，任何交通工具都断绝了，那要多不容易啊。”

        父亲陈震夏当时是从北京一路逃难过来的邮电局小官员。外公外婆为了在兵荒马乱的年月给大女儿找一个依靠，就包办了他们的婚姻，1943年父母在河南陕县大营镇办了婚事。

        然而在新婚之夜，赵燕茹却独守空房，陈震夏与几个同事晚上出去喝酒就没回来。“我母亲自己一个人在屋里点了一根红蜡烛，这个场景是很凄惨的，也许就是为这件事情，我妈妈怨恨了我爸爸一辈子，而且永远不可化解，他们两人的关系再也没有好过。”

        赵燕茹有记事的习惯，陈家琪在她去世后才发现了一个记事本，其中最“惊心动魄”的记载是，“父母生活了一辈子，两个人住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总共只有40个月”。

 

严格的家庭气氛下的童年生活

        陈家琪的父母于1944年6月抵达西安，父亲仍在电信局工作，母亲是家庭妇女。1947年3月，陈家琪出生在西安市南柳巷12号。

        在幼年记忆中，陈家琪似乎很少看见父亲的身影，并且也从来没有想过去问父亲到底在哪里。长大后他才知道父亲在1949年后便因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而被驱逐出西安，并被分配到西安市东边的华县物资局工作。

        陈家琪小时候住的地方离西安市中级法院很近。“镇压反革命运动”期间，押送死刑犯人的卡车令他记忆深刻，“每一个要枪毙的人背后都插着一个牌子，上面写有‘恶霸’、‘地主’、‘奸商’、‘妓女’、‘投机倒把’等罪名，就和《水浒传》里描写砍头的场景差不多。在犯人后面站着的都是军人，他们头戴的钢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我们就站在路边看着，鸦雀无声”。

        西安市内生活着很多回民，所以陈家琪小时候还经常能看到戴面纱出门的女性回民。“她们都穿黑衣服，那种从眼前飘然而过的场景让我很害怕。再加上大人也嘱咐孩子不要和回民打交道，怕引起民族冲突，因此有回民的地方我当时都不敢去。”

        陈家琪从小跟随母亲在外婆家长大，那是一个仍然保持着传统家规的大家庭，虽然从天津迁居到西安，但是基本的“纲常伦理”并没有改变。一般情况下，陈家琪放学回家就不再出门了，晚上九点以前，家里人一定全部上床睡觉，日常说话声音都很低，因此“家里感觉永远静悄悄的”。

        外婆有抽纸烟的习惯，并且只抽天津的“红锡包”和“大前门”两种牌子。家中小孩用完的作业本常被裁成小条挂在炉子旁边的板墙上，“她要抽烟时总是盘腿坐在炕沿上，我们小孩看见了都要拽下一根纸条在炉火上点燃，举着跑到她跟前去点烟，这是必须要做的任务，大家都很有眼色”。

        陈家琪从小便生活在这种规训化了的家庭氛围中，“所以我在学校接受的是共产主义教育，就对这种家庭氛围产生了反抗的想法。我当时一心向往劳动人民的家庭，虽然没多少文化，但起码吃饭时可以大声说话，家人之间的关系看起来也都很亲密”。

        “过集体的军事化生活是我们的理想，也许是孩子的一种天性，所有的教育也都在把我们向这个方向引导。‘个人’、‘自由’、‘尊严’、‘权利’在那个年代都是些闻所未闻的可怕词语。”

上学“除四害”，积极参与集体活动

        1955年，陈家琪开始上小学，学校是西安市北大街小学。出于对家庭环境的厌倦，上学后他就全身心地投入了学校的集体生活。

        上学要填家庭成分，陈家琪一开始准备填“职员”，但被告知这不是一种成分。后来又填“城市贫民”，“那个时候我们都尽量想把自己的成分填低一点，穷苦一点，这样会有好处”。

        “大跃进”时期大炼钢铁，陈家琪记得那时母亲就不正常上班了，而是每天到西安郊区的灞河、浐河边去用筛子捞铁砂，即使冬天也是两只腿站在冰冷的河水中，后来腿肿得很厉害。陈家琪把从家里偷出铁制品（锅、铲子、锁等），也全部捐献给了学校，渴望着去吃大锅饭。

        除了大炼钢铁，令陈家琪印象深刻的还有“除四害”运动（所谓“四害”最初被定义为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他后来经常在课堂上问学生是否知道当年消灭麻雀的手段，学生们的回答各式各样，但就是想象不出真正使用的方法。

        “当时全社会各个部门都会动员所有的人站在树顶和房顶，轮流敲锣打鼓，挥舞红旗，这样一来麻雀就被吓得不敢落脚，只得不停地在天上飞。于是我们就等着累死的麻雀一个个掉在地上，还会比赛看谁拾的麻雀多，谁最后交给学校的死麻雀最多，谁就能得到一面小红旗。现在想来那种社会动员的能力真是威力无边。”

        其次就是消灭苍蝇。陈家琪还记得每天和小姨拿着苍蝇拍和火柴盒去厕所打苍蝇的情景，最后把打死的苍蝇装在火柴盒里交给学校，同样是比赛看谁打死的最多。

        1961年，陈家琪小学毕业，随即在西安市第四中学上初中。这所中学的前身是1946年德国人创办的“陕西省私立圣路中学”，1952年由政府接管，更名为“西安市第四中学”。这所学校有重视学生体育培养的传统，陈家琪很小就参加了乒乓球和游泳的训练班，并参加了省、市两级的比赛。

        中学时代的陈家琪依然没有好好学习的动力。“我们这代人，有一个奇怪现象，那就是当时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将来是要考大学的，因为那是‘白专’道路，所以没有老师敢抓学习成绩，抓升学率。那时候，大部分同学一天到晚都在劳动，挑大粪、擦公交车、扫马路……生活自由自在。前途，不去想，就没有，大家怎么过，自己也就怎么过。”

        由于课业非常轻松，陈家琪也就有时间阅读了大量课外书，特别是俄罗斯的小说，凡能找到的，都读了，还有古典名著，例如《水浒传》里的一百零八将，当时几乎倒背如流。

        “从1962年下半年到1966年上半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尽管一切都还要凭票证，但饭是能基本吃饱了，而’文革’还未正式开始。那真是一段很神奇的岁月，能偷偷阅读课外书的人也就为以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也为投身“文革”积蓄着力量与智慧。没有对那一段生活的阅读理解，也就谈不上今后的一切。”

“文革”岁月体味农民生活

        1966年，在“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之前，西安市为了疏散城市人口，出台一项政策，即配偶双方如果有一个人住在外县，那么另一方就应该把户口迁出城市。而陈家琪的父亲陈震夏因为历史问题早在五十年代就被清理出了西安市，所以赵燕茹也必须迁往同一个地方。

        赵燕茹与陈震夏感情不和，性格刚烈。接到通知后，她二话没说，马上就带着陈家琪去往华县。“其实，我妈妈要是晚走两天，‘文革’就正式爆发，也就没有人管了。”

        1966年5月16日早上，陈家琪和母亲动身去华县，全班同学还特意为陈家琪开了一个欢送会。然而就在同一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标志着“文革”全面爆发。

        走的时候，陈震夏来西安接他们母子二人，雇了一辆三轮的小汽车，带着两个破箱子就出发了。从西安到华县，不到两百里路，却开了整整一天，“车开出西安的时候，我还记得我回头看了下当时西安最高的楼，叫‘泰华棉布店’，当时内心充满豪情壮志，因为此前从没有在城市外生活过，不知道外面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时候的我们，心中是没有‘城市户口’、‘西安市’这样的概念的。我们心怀世界，把自己视为‘世界公民’，尽管并不懂得‘公民’是什么意思。”

        一家人抵达华县后，赵燕茹继续在百货公司工作，第一件任务就是被派到乡下去售货，陈家琪也跟着到农村去。晚上住在帐篷里，还能听见狼叫的声音，心里自然是万分惊恐。

        在华县，父母依然过着分居的生活，母亲住在百货公司，父亲住在物资局，而陈家琪单独住在学校，这时他才真正了解到农民生活的清贫。“同学们吃饭基本都是把馍掰碎后泡到开水中，如果能有一点盐撒进去就是美味的享受了。我那时候还有点白面吃，其他人都是吃黑的杂粮；我还有好几身衣服换着穿，其他人只有一身衣服。农民这种贫穷的状况，我以前住在城里的时候完全不知道。”

        在华县住了一阵，由于“文革”爆发，母子二人就经常往返于西安和华县之间。那一段时间，陈家琪发现母亲和外婆总是在半夜“唧唧喳喳”地商量事情，他后来才意识到她们可能是在商量如何处理家中的一些金银财宝。此外，外婆还交待家人，如果有人来调查，所有的应答都由她来说。

        陈家琪一家在“文革”中最担惊受怕的就是抄家。当时他们周围的邻居都已被红卫兵抄了家，没收的物品通常会堆在外面地上供展览，令陈家琪印象深刻的重大“战利品”有国民党党徽、有刻有“蒋中正”字样的小匕首等，总之相信了有人还在“梦想复辟”。“幸好由于外婆的人缘和不招摇，我们家直到‘文革’结束，都没有经历过抄家。”

与父亲见面要像同志那样握手

        抗战时期邮电系统全部划归国民党军队，因此陈震夏在1949年后一直背负着“历史反革命”的罪名。直到他去世前，与赵燕茹的关系都没有改善。

        “在我爸身上可以看到国民党小官员好吃懒做的一面，他就喜欢唱戏、下棋，不大喝酒，但生活比较散淡，终究还是个享乐主义者。”陈家琪对父亲的一生这样总结道。

        虽然身为“历史反革命”，但陈震夏的工资还算比较高的，“我记得他不断买罐头吃，我每次被父亲叫去，他都会从办公桌下拿出罐头让我吃。我和父亲见面的时候，就像和同志见面一样，要先握手，然后让座、倒茶，再就是说一大堆急需要办的事情，比如拆洗被子、搬运蜂窝煤等等。”

        “文革”初期，陈震夏是被关押起来接受审查的，陈家琪记得华县的街道上都贴着“打倒蒋介石电台台长”的夸张标语。赵燕茹一度想正式提出与陈震夏离婚，还与陈家琪商量着写了离婚申请书，但当时处于“文革”时期，民政局已经不存在了，故而离婚一事也就耽搁了下来。

        1981年，陈家琪在武汉大学读研究生即将毕业，突然接到电报说父亲“快不行了”，于是赶回华县，但父亲已经基本说不出话了。那时，陈家琪才从一些调查人员口中得知父亲祖籍是浙江绍兴，但他为什么一个人跑到北京去，就永远无法知晓了。后来陈震夏平反，所有外调的材料也就一把火烧了。

        父亲去世后，积蓄存折全部都被最后照料他的保姆拿走。唯一留给陈家琪的就是从床下发现的三大箱象棋谱和墙上挂着的一把京胡，那是陈震夏一生的爱好。“我当时都不知道象棋会有那么多棋谱，但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

        陈震夏临去世前，赵燕茹一直没有前去看望。等到他去世以后，赵燕茹才前去隔着窗户，望了望死去的父亲。陈家琪亲眼看到母亲流下了眼泪，又要等到很多年后，他才能真正理解母亲内心的悲苦。

        1993年，赵燕茹去世，埋在距离陈震夏很近的地方。陈家琪为她撰写了一副挽联——“生不易死易无尤无怨一生小心做人，祸不怕福怕有儿有女半世形单影只”，并收录在他后来出版的《沉默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

        岁月飘移，人世沧桑。“我就成长于这样一个家庭，由盛而衰，最后，父母二人都死在了各自的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内。说小，真是小事，再普通不过的小人物小事件。”

        “文革”中，陈家琪亲眼看到人们批斗习仲勋和尚小云的场景，大卡车拉着他们游街，寒风凛冽，两个人的鼻涕都流得很长；他也见到那些人从西安鼓楼上卸下了非常古老的“声闻于天”、“文武盛地”两块匾额，然后砸得粉碎。

        “与这些事比起来，我觉得自己真没有什么可说的。但生命、情感，内心的凄楚、无奈与委屈，该对谁说？这委屈是父母包办婚姻造成的？是他们的历史造成的？是我爸爸这个人造成的？还是1949年后的一切变故造成的？谁知道？谁又能说清楚？但这些处境与事件，这些行为方式与内在的激情与矛盾，不就是触动人的哲学思考的直接缘由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