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伟︱不求闻达 不负韶华——郑张尚芳教授的生平与学术

郑张尚芳先生，2001年在厦门

一

郑张尚芳（1933-2018）是名重海内外的方言学家、音韵学家，也是勤奋钻研、自学成才的老一辈学者的代表。郑张先生一生共发表专著五种（包括英文著作一种）、论文二百余篇。最早的一篇学术文章为《一种汉语拼音方案》（载《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第二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1955年版），最后一部专著则为其身后刊行的《胭脂与焉支——郑张尚芳博客选》（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郑张先生曾在《上古音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初版，2019年“语言学经典文丛”第二版，633页）的“后记”里说：“温州图书馆前身是有名的籀园图书馆，新旧藏书都非常丰富，像赵元任先生的《现代吴语的研究》和王力先生的《中国音韵学》（1957年改名《汉语音韵学》），高中时我就在那里读到了。可惜因为历史的原因，1954年我未能如愿考上语言学科，只好借去北京学地球物理勘探的机会，拜访求教于慕名已久的袁家骅、王力、李荣等先生，请先生们为我的自学指迷答疑。”赵元任、王力两位先生的书，分别是方言学和音韵学领域的经典著作，青年时期的郑张先生通过研读这两本书，培养了在中国语言学，特别是方言、音韵研究方面的兴趣，而且从自身母语的优势出发，将两者很好地结合了起来。他说：“温州话中保留了很多的古音韵特点，例如韵母方面鱼虞有别，锺与东冬、支与脂之有别，效摄四等皆有别，歌韵字很多读[-ai]，上声读紧喉等等，为了理解它们的来源，我很早就对古音韵感兴趣。”正是早年培养的学术兴趣和自学精神，成为了郑张先生今后学术道路的良好铺垫。

郑张先生的两篇纪念文章，《大海胸怀容众水，高山事业永登攀——忆王力先生高大风范》（《王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语文出版社2002年版，152-156页）、《深切感念吕叔湘先生》（《中国语文》2004年第6期，574页），是对其“转益多师是汝师”的求学态度的生动记录。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物质条件极端匮乏的情况下，吕叔湘先生不但为郑张先生搜购、赠送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1915-1926年法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和《汉文典》（1940年初版，1957年修订版，又译作《中国文字学》《中日汉字形声论》）、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1944）等古音研究的必备参考书，而且还定期汇寄生活补助，以支持郑张先生的学术研究。吕先生曾长期主持《中国语文》的编辑工作，在他和李荣先生的指导和帮助下，该刊1964年第一、二期连续发表了郑张先生《温州音系》（六万字，稿费五百九十四元）、《温州方言的连读变调》（七万五千字，稿费六百五十元）两篇论文。这加起来近一千二百元的稿费，在当时意味着什么呢？张宗和先生于1964年5-6月致其四姐张充和的信中提到当时的鸡蛋七角七分钱一斤，鸭蛋五分钱一个（《一曲微茫——充和宗和谈艺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346、354页）。邢福义先生1964年8月在父亲的信中说当时他们夫妻二人的月工资加起来是一百二十五元（邢福义《寄父家书》，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133页）。可以想见，郑张先生的这一笔稿费多么可观了。吕先生于1963年12月12日给郑张先生的信里写道：（承蒙郑张先生哲嗣、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郑任钊兄惠示信函原件）

12月7日的信已经收到。学术工作本来有点像绣花，着急不得的。好在你已写好语音章，我和李（荣）先生研究了，只要李先生稍为润色就可以发表。发表以后就可以得一笔稿费，用来维持一个时期的生活，第二章又可以完稿了。这样一步一步套着走，只要撙节着用，不会有多大问题。至于我的每月十元，可以一直继续下去，到你完全不需要为止。对我没有多大影响，请你放心。

老太太的身体好了没有？冬天需要格外注意。你还在教夜学吗？图书馆的工作还兼不兼？最好只做一项，辞去一项。……

语音下半章的稿子请快寄来。

在语音章发表之前，你有几个月会在经济上感到困难，我准备每月寄你二十元。

需要什么书不需要？

吕叔湘先生致郑张尚芳先生信

吕先生在这封不长的信函中，事无巨细，不但指导郑张先生关于温州方言论文的写作，对郑张先生的家人和他的健康表示关切，还提出每月给郑张先生寄生活费。读来实在是让人觉得既温暖，又感动。

由于郑张先生发表了温州方言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被设于原杭州大学的浙江省方言调查组所招募，参与全省的方言调查工作。据傅国通、郑张尚芳总编《浙江省语言志·导言》（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的介绍：“1964年至1966年6月，这是一次最重要的调查：从请示重建方言调查组、调配人员、制订计划，以至分赴各县市进行‘田野’调查……都是著名语言学家李荣先生多次来杭州亲临指导和策划的。这次的调查人员有傅国通、方松熹、蔡勇飞、鲍士杰（不久调离）、郑张尚芳五位，都是有方言调查经验的，有四位是从北京语音研究班出来的。在历时两年之久的实地调查后，共调查记录了七十二个方言点的语音、词汇和语法材料。每一个方言点包含声韵调系统、连读变调规则、同音字汇（三千七百多字），词语三百九十六条或一千三百〇二条，语法例句八十四条或一百八十条。按照后续计划，先把每一个地点方言编纂成册，而后进行综合研究，1968年前编纂出版《浙江方言概况》。……1966年6月23日，方言调查组散伙分手，合影留念。”

1977年6月，结束了“万马齐喑”的时代，《汉语大词典》（以下简称“《汉大》”）温州地区编写组开始酝酿建立，次年5月，温州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陈明德召集《汉大》温州地区编写组全体人员会议。经组织研究决定，任命徐顺平为主要负责人兼党小组组长，编写人员约十五人，其中便包括郑张先生。1979年春，浙江省《汉大》编委会根据词典编纂的计划和安排，准备撤销各地区的词典编写组。徐顺平为了留住这些专业人才，向上级汇报请示，希望能够保留温州编写组直至《汉大》正式出版，幸而获得上级组织的同意。在行政编制上，当时编写组挂靠于温州师院，由地委宣传部转为由该校党委直接领导，并给予办公用房、图书资料、职称晋升、工资待遇等方面的具体支持。

郑张尚芳先生手稿

1980年，郑张先生凭《浙西南方言的[ʨ]声母脱落现象》（后刊于《吴语和闽语的比较研究》〔中国东南方言比较研究丛书·第一辑〕，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50-74页）等论文提交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副研究员考试，并获录取。是年10月29日，温州《汉大》编写组于江心屿聚餐，欢送郑张先生赴京任职。徐顺平先生对此作了生动的记录：

郑张尚芳，温州永强人，高中读书时即立志研究温州方言与古音韵学。曾无业，来本词典组前为温州渔业机械厂工人。中央“三中全会”以后，开始重视知识人才，中科院（引者按：应为中国社科院）破天荒向全国公开招考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等，浙江省参考六十余人，被录取十六人，但作为副研究员被录取的仅郑张尚芳一人，堪称殊荣。……他勤苦耐劳，很节约，有微薄收入即用于买书，以勤为乐，以苦为乐。一九七九年我与他去省参加《汉语大词典》编写工作会议，住省出版局招待所，他住在一楼靠走廊的那个房间，半夜以后总亮着灯在看书，我催他睡觉，他总说：“没有关系，我只要睡三四个小时就够了，如头晕，冲冲冷水就好了。”他三十年如一日，他的成就与他的勤奋与惊人的毅力是分不开的。（徐顺平《岁月留痕》，332-333页）

著名语言学家、原杭州大学郭在贻教授曾于1982年7月6日致函郑张先生，信中说道：“兄之音学研究，成就卓越，……以兄之英才富年，加之以锲而不舍，则今后之成绩，可想而知也。”（《郭在贻文集》第4卷，中华书局2002年版，267页）北京师范大学周流溪教授1995年12月31日有《调郑张尚芳君》一诗，也表达了对郑张先生学术成绩的肯定。诗云：“天下英雄君与操，祖生先著某藏韜。潜心兢定周元韵，不让洋儒我亦豪。”（《流溪诗编》，香港：华人出版社2001年版，72页）

行文至此，不由得令人想起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教授，同样也是在“和时间赛跑”，“他每天早晨起来后，拉拉弹簧，锻炼身体；听半小时新闻广播，看看报纸，除此之外都是读书。吃饭这点时间，他都舍不得耽误。楼里有时停电，急得他抱着书跑到楼道里去就着昏暗的灯光看。头一天晚上要是睡得好点，第二天中午就不睡；中午要是睡得时间长了点儿，晚上就干到很晚。”（骏征《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记古文字专家裘锡圭副教授》，江溶、乔默编《怎样学习语言文学》，中国青年出版社1983年版，147页）正所谓“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莫向光阴惰寸功”，前辈学者惜时勤奋的情景，跃然纸上。

1992年8月，由当时的浙江省方言调查组完成的《浙江方言词》作为浙江省语言学会的内部刊物出版。该书包括了两百条词在浙江六十九个县市说法的比较表。这批材料只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方言调查组的工作成绩的一部分（在这之前，1985年曾以浙江省语言学会编委会、浙江省教育厅方言室的名义出版了《浙江吴语分区》一书）。根据该书附录“浙江方言调查资料表” 的记录，郑张先生主持或参与的调查点有龙泉、庆元、青田、丽水、温州、永嘉、平阳、文成、泰顺、乐清、瑞安、天台、三门、临安、昌化、海盐、宁海、缙云等。书末并附有几位作者的“散伙”合影一帧。

二

美国康奈尔大学梅祖麟教授曾谈及：“国内的汉语研究，有非常精彩的，如裘锡圭的甲骨文金文，朱德熙的现代语法，郑张尚芳的吴语，曹广顺的晚唐五代语法，张敏的反复问句的历时、方言研究，周祖谟的两汉魏晋南北朝韵部研究等等。这几位学者的研究都是实事求是，寓理论于事实。读他们的作品，不怎么觉得他们是在用国外哪一派的理论，好像事实就是如此。但他们‘叙述’事实的字里行间，确含有理论原则。接受了他们对事实的叙述，等于就接受了他们的理论。”（石锋、孙朝奋《访梅祖麟教授》，《汉语研究在海外》，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158-159页）尊重语言事实，追求学术创新，正是包括郑张先生在内的老一辈学者优良学风的体现。

复旦大学中文系游汝杰教授回忆上世纪六十年代时，研究兴趣从古典文学转向了语言学，在讲到其兴趣转移的原因时，游先生特别提及，“二是我与同乡郑张尚芳结识，常听他高谈阔论温州方言诸问题，从而引起我对语言学的向往”（《游汝杰自选集·自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游先生与长其八岁的郑张先生，既是同乡、同行，也可算是同辈。可见，郑张先生可以说是游先生的“学术领路人”了。

1984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主办的“吴语分区工作专题讨论会”在无锡召开第二次会议（第一次于1983年在杭州召开），游汝杰教授提出吴语分区的“内部多分法”，提出太湖片、台州片、温州片、婺州片、丽衢片的分区建议，不但为无锡会议的与会专家所接受，也成为了后来学界普遍沿用的可靠方案（《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游汝杰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26页）。到了1987年《中国语言地图集》，另增加了宣州片。该片吴语的实地调查研究，绝大部分工作是由任职于社科院语言所方言室的郑张先生花费数年时间才完成的。除了已在《方言》杂志、《中国语言地图集》上发表的论文之外，郑张先生另撰有《皖南方言分区说略》《皖南方言强送气声母》等未刊调查报告和《石台县志·方言志》（黄山书社1991年版），《宣城县志·方言》（方志出版社1996年版）等专书章节，总计数十万字。

郑张尚芳先生手稿

值得一提的是，1987年9月，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四届年会在浙江杭州、舟山召开。温端政、郑张尚芳、颜逸明、游汝杰、潘悟云五位正值盛年的温州籍语言学家在普陀山合影留念，堪称是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一段佳话。而今，温端政、郑张尚芳两位先生均已归道山，自1956年起长期任教于华东师大中文系现代汉语教研室的颜逸明教授也于去年6月作古。师辈凋零，思之怆然。

左起：游汝杰、温端政、郑张尚芳、颜逸明、潘悟云

同辈之间的切磋，固然能增广见闻，而前辈与晚辈之间的往复论学，则更是学术平等的体现。王力先生《上古汉语韵母系统》一文，最早于1937年7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12卷第3期，后编入氏著《汉语史论文集》（科学出版社1958年版）。文末还附上了董同龢先生讨论上古脂微分部问题的内容。王先生在该文“追记”（见该书，151页）中说：“因为《汉语史稿》已经三易其稿，将来也不能说不再改动。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了的，就是脂微分部。董同龢《上古音韵表稿》有一节论脂微分部问题，对我的脂微分部说有所阐明、补充、修正。兹附录于后，并供参考。1956年7月21日。”1932年-1936年，董同龢先生在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求学，他“在学生时代受王力教授的影响最大，这位当时还在壮年的教授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开路人之一”。（徐高阮《董同龢先生小传》，《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965年第36本）学生补正其师的学术观点，其师非但不以为忤，反而能虚心接受，并将其放入自己的著作当中。这是王力先生作为学术大师从善如流的表现。

王力与郑张两位的学术订交，也是因讨论上古音的构拟问题而起。1961年，郑张先生还是三十岁不到、风华正茂的年轻人，是年5月，他完成了文稿《〈汉语史稿〉语音部分商榷书》，为免冒昧，先将其寄给了北京大学袁家骅教授，请袁先生指教，在得到袁先生的肯定之后，请袁先生再转交王力先生审阅。未承想，王力先生在回信中热情鼓励，具体的意见有“‘歌部加[-i]尾’的提议正合于他最近想法，喻四改[ð-]也很‘新颖可喜’”云云（郑张尚芳《切韵[j-]声母与[-i]韵尾的来源问题》，《纪念王力先生九十诞辰文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161页）。

中古喻四声母在上古音阶段的音值问题，是汉语古音学史上极重要的议题之一。它不仅牵涉其他相关的简单声母（如来母、邪母等），还与复辅音声母、介音在不同条件下（如二等字、重纽三等字、四等字）的具体表现等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王力先生和郑张先生自上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的整整二十年光阴，都始终在关注着这一问题。王先生于1982年6月12日致郑张先生的信中说：“关于喻四的构拟，过去我依高本汉拟为[d-]，后来觉得不妥（也是从系统性考虑），所以我在《同源字典》中，改拟为[j-]，但同时声明，这只是代数式音标，实际音值没有研究出来。前年讲语音史时，才决定改拟为[ʎ-]，并说明是与[ȡ-]同部位的[ʎ-]，这与你的构拟不谋而合。”

王力先生致郑张尚芳先生信

从王力先生的《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d-]，到《同源字典》（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的[j-]，再到《汉语语音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的[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区区语音符号的改变而已，但实际上，两位先生从构拟塞音到擦音，再到无擦通音（或者说近音）看法的变化历程，正是中国语言学家“闭门造车”，又恰恰和同时期欧美汉学界“出门合辙”的表现。因为从加拿大蒲立本（Edward Pulleyblank）到苏联雅洪托夫（S. E. Yakontov），再到美国许思莱（Axel Schuessler）、梅祖麟等，也有着大致相同的观点上的发展。这也正应了胡适先生的那句名言，“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三

回想2018年5月郑张先生过世后不久，中西书局便提议编辑出版《中西学术名篇精读·郑张尚芳卷》（以下简称“《精读》”），以表彰郑张先生勤研音学一甲子所取得的成绩。正如该丛书的“出版说明”所言，“学术之道，前后相继，绵绵不绝。后来者必在前人研究基础上，踵事增华，开张更新”。郑张先生的学术贡献，不仅在于对同代学人的有益影响，也有对后辈学子的启迪与教导。这本《精读》的篇幅有限，不可能面面俱到，只能选取郑张先生在上古音、近代音、语文学三个方面的代表性论文各一篇，先列原文，再加以详细的读解，初衷无非是就“成文背景、研究理路、学术贡献及其后之发展，乃至谋篇布局等”等方面“有所揭示”。至于郑张先生在中古音、语言比较、文献考证以及方言调查与描写、音位分析、层次分析等领域的重要文字，《精读》只能略过。我们这篇短文，也主要围绕郑张先生在方言学研究上的学思历程展开，挂一漏万，在所难免。音韵学方面的成绩，在《精读》各文及读解中涉及较多，此处不再详述。

“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学术重在传承，贵在创新。二者相辅相成，均不能偏废。郑张先生在谈及自学的经验时总结了四点，一要起点高，二要有眼光，三要有老师指点，四要博采众长、打破门户之见（《语言文字周报》2003年12月3日）。郑张先生在《回忆我和图书馆》一文中谈到早年的读书生活时深情地写道：“我永远记得在九湖山畔，幽静的籀园里，拿着一本刚借到的好书，坐到月洞门外小河的埠级上，在树荫遮蔽下，伴蝉声读书的甜美印象。就在那时候，图书馆这知识宝库已向我诱人地打开了。”（《籀园芳馨——温州图书馆百年馆庆文集》，上海书店出版社2019年版，161页）如今的求学条件，跟之前郑张先生的青年时代相比，有着天壤之别。我们不妨以此共勉，勤学覃思，传火于薪，不求闻达，不负韶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