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乃昌：张謇办实业的成功少不了他

        在当代张謇研究中，有一个人的名字一直处于研究者的视觉盲点，这导致张謇研究的若干节点一直处于含含糊糊、模棱两可的状态，而这个名字对张謇事业成功的科学论证尤为重要。这类现象，无论对历史对历史人物本身，都是有失公正的。

        这个被忽略的名字便是徐乃昌。

央视纪录片有史实错误

        2014年7月8至11日央视九套开播的纪录片《张謇》，徐乃昌的名字赫然出现在博物苑藏品捐赠者花名册上，旁边是他妻舅刘世珩的名字。南通博物苑最早的藏品，除了主要来自张謇、张詧兄弟，余下便是被张謇视为知无不言的这些至交。

        研究的误区导致传媒的失误。纪录片《张謇》也有硬伤。

        纪录片称，张謇赴日考察是受政府委派。这是与史实相悖的。张謇赴日，是他一生事业的一个重要契机，许多后来之重要策动都可以追溯到那次长达70天的考察。但那次考察，既不是官派，也不是官派自助，而是一次在思想上准备已久的自费考察，极力促成其事的，正是徐乃昌。

        盐垦亦称垦牧，是张謇一生所事民生、智民大业的重要组成，是他和兄长张詧教育、实业以外投入至大、影响至大、意义至远的事业，当然，盐垦也应该列入实业范畴。通海垦牧公司则是他发起盐垦事业的一个发端，也是一个测试。

        关于张謇一生事业，我觉得可以用八个字概括：父母，生智，一多，蛩蟨。

        父母者，父教育母实业，指张謇办实业以强国，又以实业扶持教育，利始义终；

        生智者，张謇谓其一生事业之出发点为“天地之大德者曰生”，即一切政治及学问最低的期望要使得大多数的老百姓，都能得到最低水平线上的生活。简而言之，就是民生。而民生不能靠施予，授之于鱼不如授之于渔，重要的是让人民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具备自力更生的条件，就是智民。大生创办之时，正是中华备受列强欺辱之时，张謇等先行者认为，唯开启民智，提升国民整体素质，是为富民强国之途。故今天反思张謇一切政治、经济和教育活动，民生和智民是唯一的切入点。

        一多者，张謇和兄长张詧办教育、实业、慈善和盐垦，由第一家开始，再由一而多，蔚成大观，造福一地，模范全国；

        蛩蟨者，张謇和张詧之一生，蛩蟨相依，张謇主外，张詧主内，互励共进，不离不弃。

盐垦事业并非只有一家

        本文只就一与多提个头。张謇谈及盐垦事业时曾说：“第一个试验场，就是通海垦牧公司。事实摆在眼前，垦牧公司经过许多困难，但是现在可以说，人定胜天，已经立于不败之地。因此，我已决定发一个愿心：在通州、如皋、东台、盐城、阜宁五县境内，开辟垦荒棉田一百万或二百万亩。假如变通通海垦牧公司办法，每户农民领田二十亩，可供给十万或二十万户之耕种。以每户五口计，可供五十万或一百万人之生活。这种事业，我如不做，恐怕没有第二个人肯负此责任也”。

        这是张謇在盐垦实业事业由一而多的愿想。张氏盐垦实业事业的发展后来果如张謇所愿。

        1901年，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开发沿海滩涂；开垦荒地，规划水利，建立产棉基地农业。

        1913年，张謇的兄长张詧在三余镇创办大有晋盐垦公司，揽地及余东、余中和余西，占地27．6万亩，计12个区和1个盐场，张詧亲任总办。

        1915年，张詧在南通、泰州交界处创办大赉盐垦公司，自任总理，占地20万亩，为9个区，资本总额达80万银元，合57万两白银。

        1917年，张詧又在掘港场创办大豫盐垦公司，占地48万亩。

        1918年，张謇与张詧再于东台县新丰集草埝场联手创办大丰盐垦公司，占地112万亩，为淮南地区最大之盐垦公司，公司最初集资200万银元，累增至400万银元，合320万两白银。张詧又在东台创办著名之东台母里师范学校。

        张氏盐垦实业事业在苏北地区卷起千堆雪，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苏北地区新旧垦区棉田已占江苏省棉田面积二分之一，占全国棉田面积八分之一。苏北垦牧事业发展直接推动了该地区近代农业和工商业发展，推动了地方社会之改造。张謇预见之“垦牧为地方实业之一端，亦即为地方自治之一部”经不懈努力而蔚为现实。

        遗憾的是，电视片《破土》只介绍了通海垦牧公司，对张謇、张詧弟兄盐垦事业的由一而多和张謇兴办垦事之民生初衷却只字未提，是又一明显硬伤。

徐乃昌支持张謇办实业

        无独有偶，通海垦牧公司之创办，最早又是得力于这位徐乃昌。

        徐乃昌何许人也？徐乃昌（字积余），出身安徽南陵世家。伯父徐文达，曾任两淮盐运使、福建按察使，堂兄徐乃光，曾任驻美国纽约首席领事。徐乃昌于光绪十九年（1893 年）中举，二十七年任淮安知府，特授江南盐巡道，曾主办积谷、厘捐、赈捐和督察通海垦务。约于光绪二十八年受命考察日本学务（光绪二十九年即1903年2月成行），回国后提调江南中、小学堂事务，总办江南高等学堂，督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

        徐乃昌与张謇，师从同一位老师，翁同龢。张謇与翁同龢的关系不用赘述。徐乃昌也出自翁氏门下，翁氏曾有句赞其：“翩翩佳公子也。”

        有清以来，中国十一个大产盐区中，两淮盐区举足轻重，其产销量及行销范围均居全国之冠，素有“两淮卤务，甲于天下”、“天下盐课，两淮独居其半”和“举两淮则天下可知也”之美誉。两淮盐区以淮河为界而分南北，淮南盐区盐场尤较淮北为多，其产销量及行销范围也较淮北为广。

        及至清末，海势东迁、卤气淡薄、本重利微及废灶兴垦等诸多因素影响，淮南各盐场大多已徒有虚名，盐区产盐量自是急剧下降。

        淮南盐产衰落，灶民生活自深受影响。乃不顾盐官严禁，纷纷私自废灶兴垦。“范堤以内之灶地，既已悉数开垦，即在范堤以外，亦皆垦地渐多，灶地日狭”。

        是墨守成规，坚持旧制，还是弃旧图新，废灶兴垦？对时任淮安知府，特授江南盐巡道的徐乃昌而言，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难题。

        据张謇的日记及诗文记载，张謇与徐乃昌、刘世珩最早订交并有诗文互酬及互访，应开始于1897年。据张謇日记记载，自次年起，徐乃昌和刘世珩开始关注并为张謇的大生纱厂劝股引股。二人更是多次赴南通唐家闸实地参观考察，并与张謇“谈竟夕”。

        刘世珩（字聚卿），别号楚园，著名收藏家、刻书家和文学家，清末著名外交家、收藏家、广东巡抚刘瑞芬之子，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举，时年仅二十岁。曾参与筹办三江师范学堂，任总办兼学务处，曾授江苏候补道。历任江宁商会总理、湖北及天津造币厂监督。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北京拳事起，局势紧张，张謇频繁赴宁，除面诣刘坤一说事议事，也和徐乃昌、刘世珩等时时聚首磋商国事。对国事的志同道合使他们在后来的事业合作上心领神会，一点就通。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正是张謇创办通海垦牧公司之时，也正是徐乃昌任淮安知府，特授江南盐巡道之时，徐乃昌以江南盐巡道并督察通海盐务身份亲往海门、吕四考察。

        按旧律，“淮南旧制，按丁给荡，蓄草供煎，禁止私垦，法至严也”。盐法旧规限制了煎丁不可能大规模开垦，也给张謇创办垦牧公司带来很大难度。而张謇无疑得到了时任江南盐政和督察通海盐务主要长官徐乃昌的全力支持。

        后来事实证明，张謇、张詧创办盐垦公司的成功经验，为盐业生产衰落的淮南盐区指明了一条废灶兴垦、调整产业结构的出路。于志在民生智民的张謇、张詧和徐乃昌，于数十万流离失所的苏北饥民，于彷徨无助、进退两难的煎丁灶民，于方兴未艾的大生纱厂的原棉供应，于后来蔚为壮观的废灶兴垦、工农接壤局面，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多赢态势。

教育救国两战友

        同一年，1901年，清廷下诏，将全国书院改成学堂。7月，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具奏《湖广、两江总督会奏三疏》（史称“变法三疏”）。提出“育才兴学之大端”四项：“一曰设文武学堂；二曰酌改文科；三曰停罢武科；四曰奖励游学。”此“变法三疏”又被认为是“清末新政的实施大纲”。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5月，刘坤一邀请张謇、缪荃孙、徐乃昌、罗振玉等商议兴办学堂事宜，最后达成共识：兴学之困难是师资匮乏和资金短绌，若开办高等师范学堂，不仅可为各级学堂培育师资，更可比办高等学堂经费减省一半。5月8日，会议当天，刘坤一即给张之洞去信通报此次商讨经过，力主兴学“应从师范学堂入手。这是中国近代教育的一个重大开端。

        刘坤一病逝后，张之洞继任两江总督，委派缪荃孙、徐乃昌、柳诒徵等八人专程考察日本学务。考察归来，徐乃昌即受命提调江南中、小学堂事务，总办江南高等学堂，督办三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前身）。缪荃孙任江南高等学堂总监（校长）。自此，徐乃昌、缪荃孙更成为张謇在教育救国事业上志同道合的战友。

        1902年底，通州师范学校建成，张謇为通州师范学校寿松堂匾题跋，云：“建学事兴，马齿五十，南陵徐太守（指徐乃昌）赠松为寿。自维衰落，不足辱太守之爱，移植校庭，庶永嘉惠。岁寒相冒勖，窃志之已”。表达了对在事业上一直支持他的徐乃昌的敬重和感激之情。

徐乃昌促成张謇赴日考察

        1903年，徐乃昌再一次在张謇的事业生涯中留下重要印记，正是他，积极推荐并促成了对张謇一生事业有重要影响的赴日考察之行，这一年2月，张謇收到徐乃昌寄去的日本驻江宁领事天野恭太郎的邀请书，受邀赴大阪参观日本第五次国内劝业博览会，并考察实业、教育，同年5月22日成行。

        张謇东渡日本，凡70天，历经20座大中城市，参观30家农工商企业、35所各类之学校，对该国政治、经济和教育均作详尽考察，坚持每看必问，每问必记，每记必思，由是对明治维新于日本社会发展、国力强盛之影响有进一步认识，归国后有《东游日记》问世。之后，更身体力行，以实业、教育、慈善和盐垦推进中国社会之变革。

        四两千斤，大业之成，常在巧手点拨之间。通海垦牧和赴日考察，张謇事业的两大亮点，徐乃昌于中功不可没。

        1899年，大生纱厂开机之时，张謇请客居南通的江宁画家单林（字竹荪）为作《张季子荷锄图》。画中张謇，一袭长袍在身，足著寻常布履，头顶农家竹笠，左手荷锄于肩，右手提袍角下摆，举目远望，气定神闲，胸有天下民生。

        此图由张詧为题名款，图中，题诗落款者众，皆为当世名士，张謇和张詧当时看重之人，如汤寿潜、丁立钧、沈曾植、徐乃昌、周家禄、顾锡爵、范当世、陈三立、郑孝胥等，张謇恩师翁同龢更于《张季子荷锄图》左首题诗：“平生张季子，忠孝本诗书。每饭常忧国，无言亦起予。才高还缜密，志远轩迂疏，一水分南北，劳君独荷锄。”并有小释：“耦耕之约不能践矣。”耦，就是两人并耕之意，想来师生昔曾有约，而翁此时垂垂老矣，躬耕天下、民生大德一事只能偏劳张謇了。而右下则有徐乃昌（积余）步翁氏句意之醒目题诗。诗曰：“长鑱三尺健，短笠四檐周。浩然高兴长往，学稼服先畴。一梦京华醒早，顾甚玉堂天上，身世等沙沤。天地莽萧瑟，虫鸟自春秋。千古事，诚一笑，付东流。英雄几辈相惜，霜鬓照沧州。我欲买山卜宅，只是荆营满地，肝胆向谁（酬）。便耦耕去也，江北海东头。 水调歌头 季直先生命题 徐乃昌冰弦” （南通博物苑赵鹏按：下阕“肝胆向谁”下脱一字，以文意及词韵，所脱应是“酬”字）。

张徐两家成为儿女亲家

        徐乃昌平生为官清正，以礼纳贤，重视录用和提拔有才识的人。其一生学富五车，更爱书成癖，藏书至丰，更勤于勘查金石碑拓，著述和校刊古籍，闻名遐迩，遗泽后世。

        民国3 年，1914 年，徐乃昌受聘主编《南陵县志》，勤耕细耘，历时10 年，至民国13年（1924年）完稿付印。全志48 卷，体例完备，内容充实，第一次编入金石志4 卷，保存了极其珍贵的史料，对南陵之建置沿革，考证可贵。后又参加编修《安徽通志》，撰稿甚多。徐氏寓居上海期间，又与柳亚子、朱祖谋、王国维、罗振玉等编写《上海通志》。及至晚年，仍笔耕不辍，主编《安徽丛书》，整理刊印安徽学者著作，颇得学界嘉许。

        1927年，徐乃昌爱女徐姮与张詧四子张敬礼长成，依父辈约定结缡，张徐两家遂成儿女亲家。

        徐乃昌1912年被选为大生纺织公司股东会董事，参与大生公司经营管理。1926年张謇故世，他以常务董事和监事身份，常年坐镇大生，积极协助张詧和张孝若，参与大生公司董事会运作，克尽大生守成之责。

        张謇逝世后，张氏事业进入后张謇时代。1935年，张氏再度痛失第二代传人张孝若，张詧为叔季失守、从子早夭而痛楚难拔，接替张孝若重任之张敬礼（立祖）又年仅24岁，徐乃昌于公于私均不能辞，遂以大生常务董事身份挺身而出，襄助继任之第二代传人张敬礼打理张氏事业。

        张敬礼接班不久，即逢日寇入侵，上海沦为孤岛。此后，徐乃昌断然与沦为汉奸的故旧王季唐、梁鸿志、罗振玉辈割席绝交，并要求子女婿媳熟诵文天祥《正气歌》励志。孤岛时期，徐乃昌与张詧互相勉励守志，至临终时为后人等留下遗言：“中国人要有志气，要学伯夷叔齐，宁饿死首阳山下，也不作亡国奴！凡是当汉奸的戚友，必与之断绝往来。牢记，牢记！”

        1943年，徐乃昌愤然离世。这位中国近代著名的版本目录学家、金石碑拓学家、藏书家、出版家、文学家一生志民，不辞辛劳，敢为中国教育、实业和地方建设之先驱，晚年刚正不阿，坚拒伪职，表现了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崇高民族气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