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卓新平著“宗教学新论文丛”座谈会召开

《宗教学新论》（套装十册），卓新平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宗教学会会长卓新平教授著《宗教学新论》文丛，全套共12卷，400多万字，为国家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项目。文丛既涵盖了卓新平教授以往四十余年的研究成果，又阐述了其对宗教学的新论点、新思考。《中国基督教》为文丛第11卷，以“中国基督教”为基点展开，融合古今视阈，梳理基督教在华历史、分析中国基督教现实处境、辨析基督教“中国化”发展。4月17日，由上海师范大学光启国际学者中心、《国际比较文学（中英文）》编辑部联合主办的卓新平著“宗教学新论文丛”专家座谈会暨《中国基督教》读书会在上海师范大学东部文科实验楼光启学术报告厅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宗教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所长卓新平教授引言，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纪建勋教授主持。来自复旦大学、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上海社会科学院、天主教光启社、华东师范大学、上海大学、天主教上海教区主教府、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上海师范大学等30余位专家学者，围绕《宗教学新论》文丛和《中国基督教》的写作出版、内容涵括、价值意义等方面，深入研讨了中国宗教学研究和基督教发展的中国化道路等许多重大问题。

一、引言：卓新平教授谈从事宗教学研究的立足方向和有为思想

这部《宗教学新论》文丛是卓新平教授40年来的感悟、想法的总结。在谈到文丛的出版缘由时，卓新平教授说：“在2021年推出此套丛书，对我个人来说有很多纪念意义，一是我于1981年从社会科学院世界研究所毕业，距今正好40年，二是我加入中国共产党40年，三是正值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之际。另外，虽然我们处于宗教学的低谷时期，但我不谈空泛的鼓励之语，而是身体力行，希望自己出版的这套丛书对宗教学学术领域起到站台、打气的作用。”

接着，卓新平教授着重点明中国宗教学研究需要把握的三个大方向：第一，坚持马克思主义这一原则问题。我们立足中国大地研究宗教学，必须与中国当代社会主义的氛围相适相接，坚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条道路，此关系到我们宗教学领域的基本定位，丛书中有两卷与此相关。第二，涉猎宗教学所需的方方面面，即术业有专攻。卓新平教授结合自己的学术工作进行阐明，“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当了二十个年头的所长，这一岗位与我思考和研究各个领域相关联”。第三，坚守自己专业发展的落脚点和着力点。这对卓新平教授而言便是基督教研究，《宗教学新论》丛书中述论内容最多的当属基督教，共有三卷。卓新平教授切入不同视角分析基督教研究在中国宗教学里面的独特地位，从世界范围内看，基督教学术研究力量是最强的，而且目前基督教信仰人数最多，值得花费心血探究；从国内视角来看，基督教作为重要的世界宗教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对此，他强调对待这段独特的历史要不断回顾、时时反思以作学术分析和研讨之根底，对今天认识中国国情和中国文化的定位，以及中国面向世界的开放性存在很大益处。

卓新平教授表示上海的基督教研究有着特殊的历史学术传统，趁此读书会之良机，希望教内教外朋友从宗教体悟和学术理论等各个层面建言献策，进一步加强中国基督教研究，思考、理解和促进基督教“中国化”这一发展方向。

引言最后，卓新平教授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老院长李铁映之语——“有为才能有位”——与在座的诸位专家学者共勉，阐发自己的有为思想。在目前情况下，宗教学并非陷入无能为力之境，兴宗教学就在于有勇有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向外界展示、推介中国宗教学的学术成果。接下来他又将投入有关中国宗教学三大体系建设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之中。《宗教学新论》丛书作为积淀、基础性的工作，将实现前期总结和后期开展的有序衔接。

二、担“士”以厚德载物、潜心研学之大任

卓新平教授，土家族人，1955年生于湖南慈利，1987年获慕尼黑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后，胸怀“士”为国之大任，回到祖国从事基督教思想文化、比较宗教学、西方宗教学及哲学等研究，被评为有突出贡献的留学回国人员，至今担任了近23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所所长，现兼任中国宗教学会会长。

（一）谦和亲善，馨德广传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宗教与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主任、《基督教学术》主编之一徐以骅教授谈到与卓新平教授初次相识在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大会上，当时卓教授应邀做主旨发言。徐以骅教授称赞卓老师的人格魅力是中国宗教学研究团队的凝聚力，是中国宗教学研究的“领头羊”、为我国宗教学研究者争取更多更大活动空间的“避雷针”。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王建平教授与卓新平教授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共事多年，提及卓新平教授是宗教所里第一个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回来报效祖国的研究生，充分印证了卓新平教授的“士”之责任感。在两人日常交流中，卓新平教授经常讲论为人要“低调”、“接地气”，“洋博士”切莫高人一等，必须向本土学者学习。王建平教授因家庭不得不调往上海时，卓新平教授与其长谈，希望其在上海专心研究，用学养与成果积攒底气，以致厚积薄发。

（二）潜心力行，著述等身

卓新平教授学术成果丰厚，出版专著40余部，发表学术文章500多篇，在宗教学领域做到了术业专攻，以宗教学为发散点，研学各个方面。卓新平教授的学术研究自始至终在中国框架中进行建构，在中国社会中观察、思考、解决宗教问题，从不脱离现实因素空谈宗教学理论，实现了思想层面和现实关怀的紧密贯通。

《基督教学术》创刊主编之一、复旦大学哲学系张庆熊教授认为这部文丛充分体现了卓新平教授的广博的知识储备、极强的沟通能力。在《中国基督教》一书中，卓新平教授的论述内容从古代到近代再到现当代，从传教士到神学家，还深入专门学科之一的圣经学当中，并在基督教“中国化”方面提出自己的思考。张老师印象深刻的是卓新平教授对待各种学术会议的真挚之心，出席每次会议都是尽量做到全程参加。除了在教外学术层面钻研，卓新平教授还身体力行，积极参加教会内部会议，适时提醒中国教会不仅需要注重教会组织建设，还应当架设中国教会自己的神学体系，尽最大努力支持、帮助中国教会的发展，为中国教会建设献良言、出实策。

三、立“新论”展现中国宗教学的综合研究

中国宗教学诞生于20世纪初，发展至当代，已成蔚然局面。研究宗教学必须贯彻视野的开阔性、方法的多重性和范围的跨越性。因此，“中国学者发展出体现中国特色的宗教学自然在情理之中”，深入推进中国宗教学的中国特色是中国学者之责，也是中国学者的必行之路，将充分彰显了宗教学研究的独特价值。卓新平教授借由“新”论，展开对世界宗教的综合性研究，以打造中国基督教普遍意义的组成部分。

（一）以“新论”谈中国宗教学研究

《宗教学新论》文丛突出了“新论”之意。卓新平教授指出自己所讲“新”之论，“一在视野之新，二在理论之新，三为方法之新，四在反思之新”。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纪建勋教授认为，文丛一之“新”在建党百年华诞时推出，并且在推进中国基督教事业深入发展的时机面世，必定蕴含了其新意。另一“新”是结合最近的新文科工作，所谓新文科不单是新兴学科的辐射和引领，更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传统学科的更新与发展，宗教学是一种人学，一门传统的古老学科，文丛对于宗教学的更新发展，将带来很大的推动作用。

华东师范大学宗教与社会研究中心主任的李向平教授以往日和今时的宗教学和基督教研究发展方面来理解卓新平教授所讲的谋心之学。谋心之学首先要有跨国界、跨领域、跨民族、跨学界的担当，中国宗教学所获得的成就，乃在于中国宗教学学者坚韧不拔，老而弥坚的跨越视角。再者，以不变的总体眼光，紧随社会进步发展宗教学，总结以往经验，树立未来理念。卓新平教授在2000年的访谈中曾提及宗教界理论体系尚不成熟、尚未系统化，所以学者们要做到广交朋友、转化疏通，致力于解决各种宗教间、宗教与中国社会和睦共处的问题，前者涉及宗教的功能，后者则是宗教在社会中的现实性，始终将宗教问题放置于中国现实中加以斟酌、思索。

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顾梦飞秘书长认为卓新平教授在基督教方面的文章、观点与中国教会的发展息息相关，不是纯理论的研究。卓新平教授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时提醒中国教会不可过分自喜，须考虑中国基督教同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之关系。之后，在中国教会提出架构神学思想的问题时，他撰写研究文章分析神学思想建设的必要性，梳理出教会神学、学术神学、汉语神学等中国神学思想发展的不同向度，从学术界给予教会神学以支持，破除国际上关于中国教会只讲建制、不谈神学的误传。

（二）积淀四十年展现中国宗教学综合景观

在徐以骅教授看来，卓老师是宗教研究领域全面系统研究的典范、是中国学派的典范，即俗话所谓学贯中西，既精通西方宗教文化，对于中国原著经典也是信手拈来。作为一名宗教学学者，他努力打通神圣和世俗、天边与身边、宏观与微观、文献与田野、历史与现实、学术与对策。他对每个领域均有所涉猎，尤其在中国基督教领域的研究造诣高深。

上海市宗教学会会长，上海社科院宗教所所长晏可佳研究员评价卓新平教授的研究成果建立在长期性、基础性的学术工作之上，四十余年学术历程，不论对其个人来说，还是对中国宗教学自改革开放后从小到大的显学发展历史而言，都是非常重要的宝贵经验财富。透过这种长期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不难发现中国宗教学研究始终流传着涉足领域广泛、知识储存丰硕、理论方法多样和视野博大宽阔的优良传统。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吴广成副教授认为，读懂和读通卓老师的著作十分艰难，这套体量巨大的《宗教学新论》文丛便涉及很多方面。其《中国基督教》一书便是中国基督教的通史，具有整体视野和全局观念，从总体历史出发，着眼政治、社会、文化层面的全观和深度，以中国神学建设大局为切入点，分析吴雷川、赵紫宸等神学家的思想理论，具体论述基督教“中国化”这个必要性和重要性问题。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王宏超副教授综合以往对卓新平教授著述和今日《宗教学新论》文丛的阅读，认为这部文丛可谓宗教学领域的百科全书。首先是论题设计非常广博、视野非常宏阔，从宗教理论到宗教政策，从世界宗教到中国宗教。同时，他做了很多前沿和精深的研究，范围广大，则需要处理和探索的问题就多。卓新平教授论断清晰透彻，判断高明，概括力强。另外，判断中又潜藏着平和包容的精神，正即陆九渊所谓“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德之中也”，这种行中和之道的论述风格，十分符合以中国文化谈学术宗教文化的态度。

卓新平教授虽然以基督教研究为主，但贯彻多元平等的宗教观，主张各个宗教之间进行积极对话、借鉴有益成分，促进多种宗教共同繁荣。另外，在主张突显中国特色和建构中国话语体系的同时，不忘强调中国的话语需要走向世界。只有如此，才可谓全方位、综合性的中国宗教学。

（三）秉承会通思想贯彻论述始终

文丛的第12辑名为《反思与会通》。“会通”一词出自《易·系辞上》，意为融会贯通，在当今全球化时代背景下重要性与日俱增，主要内涵为有效对话、积极沟通、有机融合。在宗教学领域，则主要发生在世界各个宗教间、中国教内教外、处理古今中外的宗教问题、基督教与中国……可谓无处不在。

张庆熊教授思考了以下几个问题，即基督教如何与其他宗教相沟通？信教人士和不信教者如何交流？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必定不会跳脱会通之列，但关键是理论依据建构，寻求可以通约性的内容。基督教、佛教等不同宗教之间，有神论、无神论等相异观念之间，存在着可以共同交流的点。比如 “爱”，有孔汉思提倡的全球伦理，于耶稣、孔夫子、康德……之间找到了共通性的伦理原则。而在中国，基督教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也存在可以相互协调的一面，不管是代表宗教，代表教外学界人士，还是国家宗教管理部门，都是位于处理宗教在中国发展这一层面上。这种沟通的理论依据内涵与亚里士多德的自然法和孟子的良知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进行各种交往时，人可根据自然法和良知的本能思想做出判断，在这样的一种交往中建立一个共有的规范。按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宗教交往从整个思想史的传统来讲，可以同宗教相关的自然法联系。类似思想也存在于中国，如孔子对良知的阐述，即人心和天心相通、以民为本。通过观察天地、观察人世万物总结出的内容，可以赋予我们一种特别眼光，因此不同界域便可到达共同沟通的地方。最后，我们将目光转移到“中国话语体系”，探求具有全球高度的公约性思想进行对话。本着良知、自然理性、交往理性、中国五千年来的包容精神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在寻找共通性之路上便能行得通畅。也只有讲普世包容的话语，中国文化在世界上才会传播广泛、声音响彻、打动人心。

晏可佳教授对中国宗教学的“会通精神”也有自己的看法。第一个会通是学科建设和智库建设。卓新平教授带动了一批学者共同努力融通学科和智库建设。如《中国基督教》一书充分体现了学科建设和应用研究的会通，卓新平老师使用“基督教”——区别于八十年代初用作学术铺垫的宗教定义这一概念，但涵盖并系统研究了宗教的各个教派，此做法是不可忽视的范式会通。中国各个教会间的会通在文丛中得到充分论说。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统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会通。在此，有神和无神、有宗教信仰和无宗教信仰的对话和交流的意义不言自明，无论如何，一个共通之处便是身在相同处境里，面临着共同的问题，需要携手寻找共同的解决方案。

上海师范大学哲学系伍小劼副教授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协调和解决人类集体的关系和命运，因而更倾向于用世界命运共同体命题来观察和解决人类与天地万物的共同命运，包括外部环境这一内容。共同体一词，在《太平经》中有建立“天地人合德之乡”这个概念，人以及整个人群的生存发展如果回到原点，可能就有更多共同的利益可供考虑，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原点可能存在着最基本的内涵、共同的价值观、共识的行事准则。《太平经》提出“天地人本同忧同事，故能迭相生成也”，对应到当今话语中，值得思索的一个方面在于深层次里是否蕴含着一套中国宗教学自己的话语体系。

上海宗教学学会副会长、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宗教系系主任李天纲教授表示会通是对话的一种方法。各种宗教间的对话应讲究一种多元宗教的方法，中国宗教学所作研究就是延续宗教平等、多宗教、跨宗教的学术理念，而其中多样课题的设置推动中国宗教学未来沿着对话方向走下去。而且，会通存在明确的原则。当今全球带来文化相对主义的盛行，很多领域出现否认绝对价值的声音。卓新平教授的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意义在于其探求中国道理之上的综合因素和普世价值，绝非永无定论的相对主义。中国宗教学要在对话过程中寻找人类的一致性，根除周而复始的中心主义，“地方化”、“本土化”等口号不是“自我中心化”的前提。

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副主任李腾副教授通过“反思与会通”联想到徐光启墓前的“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之挚言，而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这是学术发展的必经路程。基督教文明和中华文明是两个强势文明，两者相遇会形成两败俱伤还是强强联合的局面，这是一个共同问题。而对双方如何沟通和对话，可以起到帮助和推进作用的做法便是配合自身所具备的语言工具阅读前人前辈们的著述论说，以及其他语言写成的材料。

四、融通古今推进基督教“中国化”发展

2012年3月学界正式提出“基督教中国化”这一概念，中国社会各界均给予其以热切关注，成为中国宗教学研究的核心议题之一。卓新平教授的基督教“中国化”相关论述，主要见于《中国基督教》一书。他认为基督教的中国特色建设势在必行、势在必得，拥有着良好前景和光明未来。“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发展及其适应中国本土社会文化的演变，有着极为独特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因而《中国基督教》一书内容以梳理基督教在华发展史展开，涵括了唐朝、元朝、明清、近代、现代、当代，既落脚于整体历史，又分析具体人物和具体区域，以吴雷川、赵紫宸等神学家、圣经学和土山湾文化对中国现实语境和处境的观照，探究中国基督教神学建设，基督教“中国化”所处的政治、社会和文化氛围，以及中国教内教外人士所应当之角色和应尽之事务等。

（一）融合历史和现实视阈探析“三要素”

卓新平教授提出对待史料，不仅需要明晰细节，“还要有哲学意义和超越历史本身的思考”，把握历史的目的在于以古观今、以史为鉴，实现历史与现实的沟通联系。他更加注重刻画基督教在华各个时期的国际背景。除了历史和国际因素，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基督教的进程中，最重要的还是以当代中国为展开地。为此，他“将天上的问题放在地上加以琢磨”，基于基督教与中国政治、社会、文化“三要素”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书写基督教在当今中国社会的处境。对卓新平教授而言，推动基督教的“中国化”，首先要讲政治，高举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引导基督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是首要坚定且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其次要扩大到社会的广度，考察社会氛围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对基督教的认知和评价；最后要上升到文化的高度，探索基督教文化和中国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可以会通的方式和途径。

顾梦飞教授提到至今仍存在一种说法，即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经多年来的努力，中国基督教已经脱掉了洋帽，为何还谈“中国化”？卓新平教授在多次论及基督教特别在政治认同、文化求同上与中国社会还需要进一步融合、适应。张庆熊教授认为，卓新平教授在很多问题上都有个人思考，譬如在如何使基督教与中国社会文化相适应，如何团结广大基督徒，以及如何在坚持政治正确的前提下发挥基督徒在中国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等重大问题。徐以骅教授表示卓新平教授以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解读中国基督教的做法非常艰深，但具有解读马克思主义宗教论述原典的英语、德语背景是他开展研究的锐利武器和先进工具。而且，在西方国际关系的三大流派，或者再加上英国学派，中国宗教学从这四个流派中如何突围和生存，唯一选择就是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这是中国宗教学立论基础和研究保障。

王宏超副教授认为卓新平教授始终坚持文化视角处理基督教中国化，不拘泥于政治和宗教角度，避免再次出现“中国礼仪之争”、宗教侵略、儒家是否为宗教等争论。讨论一种外来宗教最适合的方式就是将其置于文化层面，这相对来说是一种比较平等、包容、学术化的讨论，就像利玛窦、艾儒略等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包容、适应精神。在当代语境中，寻找中国文化和基督教文化这两种异质文化中的相对同源和相互理解是一种宽容型的文化态度，道不同宜相为谋，将易于打造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陈纳教授评价卓新平教授对中西方文化情境有着全面把握，比如说《中国基督教》第八章谈论的基督教融入和适应中国文化，不再是单方面的宗教问题，而是在文化层面上跨文化传播和发展的影响问题。只有把宗教学研究本身深入到文化层面，才能触及到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基督教“中国化”的根基所在。

上海大学历史系陶飞亚教授谈到，卓新平曾去马克思的故乡德国考察，阅读马克思主义原典，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跟中国宗教存在的现状和现实密切结合起来，他的每个研究都是站在中国大地之上。卓新平教授对景教、明清、当代均有深入钻研。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提醒学者客观公正地对待基督教在华传教的历史，切忌作出全盘否定的论断，要掌握跨越历史和现实广阔维度的本领，是基督教在华事业的一个出色的推动者。

李向平教授以基督教结合家国空间中的群众基层为论点，从宗教社会学角度探讨《中国基督教》中的中国群众社会问题。基督教在中国的群众凝聚力强于其他宗教，所以基督教来华后的本土化和处境化会转变为群众问题，一种心灵进化的问题。在基督教的社会问题上，上海市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主席耿卫忠牧师认为，卓新平教授要求中国基督教徒担当起人民的仆人角色，在中国社会中担起仆人义务和责任，为中国贡献爱的力量，少做先知性的批判，多做仆人式的服务，在中国社会彰显中国教会人员的仆人本色。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范丽珠教授从卓新平教授基督教“中国化”观点中的三个方面进行分享。第一，基督教在中国文化上重建，而中国文化本身正在重建之中，那“中国化”的基础在何处。卓老师一直从事这方面的学术工作，包括他从所谓上古时代绝地天通的论述和讨论、中国的天人关系之中概括出扎实、可靠的论述。第二，基督教在中国社会中的日常生活化。范丽珠教授认为中国基督教提升神学必须要面对一些现实中的基本性、琐碎化的生活问题，广泛推行田野调查，了解中国社会的基本内容，使得中国神学拥有中国解释。第三，基督教与中华民族之关系。《中国基督教》一书提到了基督教的“中国化”要在中国民族共同体中实现。一些早期教会的领袖人物，如丁光训，始终将把个人信仰和实践同中华民族的命运捆绑在一起。中国教会的行动要有益于中国建设，而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中国教会的使命。范丽珠教授想起悼念马相伯先生的一副挽联：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作为一名耶稣会士，马相伯先生视教会和中华为一体，不仅伟大，而且极大推进了中国教会是中国社会结构的组成部分这一观点在各界形成共识。卓新平教授的《中国基督教》一书，坚持宗教学者应完备以宗教史为根基的智库，积淀历史真实细节，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提取具有价值性的内容，为当前研究提供一种冷静、客观的分析，将历史性转化为现实性，联合历史和现实两种视阈。而且，中国宗教学研究者必须处处要体现出一种现实关怀的意识，站在地化、本土化立场上，把基督教的中国特色问题置于当下境况，做到知晓基督教的内在规律和有机整体性，把握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密切关系，整体系统衔接细致探微，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思索可行方法和必由途径，探索和推动基督教“中国化”发展之路。

（二）建构中国话语，宣讲中国故事

宗教学研究的中国话语需要教内人士和教外学者携手共构。其中最核心和最关键的部分在于中国教会要拥有自己的神学体系，以使中国教会用中国神学话语回答现代中国社会乃至外部世界所提出的各种问题。中国神学的创建主体是中国教会人员，创建方式是中国教会人员在合璧基督教思想文化和中国思想文化时引发的自我思考和体会，而西方的神学家和神学内容提供了很多参照。另外，中国神学不离中国现实，是在中国思想文化北京和社会现实需求中进行的“本色之探”，正如《丁光训文集》反映的基督教当代神学建设中的“中国特色”，中国神学与中国社会存在紧密良性的互动。在这个意义上，正如卓新平教授所讲，“应是关心现实的而不是遁世消隐，应是开放的而不是自我封闭，应是对话的而不是自我独白，应是宽容的而不是唯我独尊”。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话开放意味着中国神学虽然根植于中国本土，但同时具有普世价值和普遍意义，绝非一家之言。如此以中国神学为核心的中国基督教话语构成，才能以平等的身份与其他神学沟通交流，得到世界认可、赞同。除了中国神学之外，中国宗教学话语权要依赖于中国宗教学者的学术成果和学术工作，在宗教学领域突破西方主导局面。中国宗教学者应当传承“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士’的特点就是要有一种忧国忧民的意识，一种积极参与的意识”，充分挖掘中国历史智慧，用具有世界性的眼光在中国观察中国现象，牢固宗教学研究的中国特色，加强综合性、全面性的中国宗教学研究。

徐以骅教授阐述宗教学需要和中国发展相匹配。基督教、人口、学术中心、资金中心、机构中心都处于变化转移之中，这套文丛在某种程度上是基督教学术中心转移的一个标志，包括在其他第三世界国家和第三教会的学术著作中。从宗教学术话语权的角度来讲，卓老师在宗教学术领域的探究，有助于我们在话语权突围中指明了一条道路。

顾梦飞教授特别强调卓新平教授对中国教会构建中国神学的关心和指导。中国神学是中国教会身处世界宗教之林的安身立命之本，重要性不言而喻。卓新平教授不仅关注中国神学的发展，还在宗教学学术角度思索中国神学，参与中国教会举办的各种研讨会，以切实可行的方法指引中国神学走向。上海天主教光启社社长陈瑞奇神父感谢卓新平教授在《中国基督教》在回顾中国神学思想建设的历程中，肯定上海光启社神学研究及出版作品、出版历史等等方面的贡献和成就。

卓新平教授以自己的中国宗教学研究，尤其是对基督教“中国化”的新思考，向世界宣讲中国故事。中国在宗教领域话语权建立的基本思想从发生之初便是兼具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话语体系，这是教内教外人士的共识。中国宗教话语权坚持宗教平等观、对话观、世界观。卓新平教授着重论述了中国神学在吴雷川、赵紫宸、丁光训等前人基础之上搭建自己的中国神学思考。中国神学建立在中国思想文化之上，这是首先应当确立的基本问题。而中国文化也在转型进程中，所以中国教会在神学工作方面的另一任务便是积极主动地参与中国文化的重整嬗变，其中一个典型变化就是中国当今出现的新兴宗教。基督教以传统宗教的角色和新兴宗教在关注时代转型时，既要发现彼此不同，又要延续彼此相同，这属于在文化建设当中对人类的关注，包括中国人精神、信仰生活的变迁，“中国化”则需要它们保持一种对动态发展的共同参与。

五、结语

卓新平教授的《宗教学新论》文丛是对他从事宗教学研究工作以来的总结展示，涉及领域非常广泛，论述清晰有力，集中展现了其对中国宗教学的思考和展望，“宗教学新论”文丛在宗教学研究中走出了一条全方位、综合性研究之路。而第11卷《中国基督教》则从不同角度全面阐明了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基督教这一理论命题。基督教如何面对中国本土文化，在当下社会上所受关注度颇高，对此，卓新平教授认为基督教需要强调谦卑和博爱的精神，化冲突为和平相处。卓新平教授还回答了关于《中国基督教》书名的由来问题，指出以前学界研究基督教历史、思想和文化大部分都是谈国际方面，但中国人研究基督教还存在一种文化自知、自我意识，所以该专著的目的是以这本书专门系统论述国内本土、文化传统中的中国自己的基督教。

本次卓新平著“宗教学新论文丛”专家座谈会暨《中国基督教》读书会成果颇丰，与会专家带着强烈的问题意识，讨论热烈，交流和阐发了中国宗教学研究的许多方面，为中国宗教学研究尤其是基督教研究方面积极建言献策，提供了有关宗教学下一步走向等许多关键性问题的线索与答案。这在今后必将延伸出更多良性思考和独到见解，推动中国宗教学学术和基督教中国化向纵深处发展，不断增强具有普遍意义和中国特色的宗教学学科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