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满红：“鸦片进口白银外流”，这不是真的

        林满红，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博士、美国哈佛大学历史与东亚语文学博士，研究领域涉及台湾史、东亚经济史等。

        《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下称《银线》）一书是林教授的代表作。明清以前，白银始终没有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币材，直到明清中国开始使用白银作为货币，所谓“钱荒”问题随即就变成了“银荒”。清代前期，由于市场上白银不足，“银荒”现象严重，康熙解禁后，西方人与中国人交易的主要货币就是白银。十九世纪上半叶，中国再次发生“银荒”危机，与此同时西方对中国大量输入鸦片。于是，“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成为一贯的认识。

        在《银线》这本书中，林教授挑战了中国近代史上“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从而引发银贵钱贱”这一传统历史阐释，她认为清代的钱荒最重要的原因是南美独立战争引发全球金银供应紧张。那么，为什么长期以来就没有学者发现并质疑“鸦片进口白银外流”这一说法呢？

        近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藏未刊中国旧海关史料》新书发布会暨“旧海关出版物与近代中国研究”报告的会议上，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见到了林教授。会后，她接受记者采访，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澎湃新闻：一直以来，“鸦片进口”是解释清道光年间“白银外流”的传统解释。而您在《银线》一书中挑战了这个说法，谈谈您这个想法是怎么形成的？

        林满红：我的第一本书《茶、糖、樟脑业与台湾之社会经济变迁，1860-1895》（台北：联经出版社，1997年）是处理19世纪后期的，接着是清末民初的台湾研究。我还有个研究是清末中国的鸦片研究，这也是根据海关资料做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我就看出来一个问题：鸦片进口实际是越来越多。鸦片战争后中国并没有停止鸦片进口。因为鸦片战争打败了，清廷不太敢管鸦片，接下来清廷财政上又有太平天国等种种压力。太平天国运动是1851年爆发，1856年即有地方大员征收鸦片税，1858年清廷开征鸦片税，既然政府把它上税了，当然这个商品的交易就合法化了。19世纪的后期鸦片进口越来越多，几乎是鸦片战争时期的两倍，这个数字是我做鸦片研究时取得的。我进入《银线》研究主要还是做19世纪前期，鸦片战争那段期间。

        鸦片战争那段期间是白银外流，可是过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过了1850年，白银其实是内流的。这与我们一百年来说的“鸦片进口造成白银外流”是不一样的。特别是1850年到1887年这37年，这与之前的三十年，也就是1820年到1850年之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这个时间还可以往前回溯到1814年。1814到1850差不多也是37年。也就是说，以1850年为节点，后面的37年进口的银的数量是前面37年白银出口的两倍，后面37年进口鸦片的量又是前面37年的两倍，所以“鸦片进口导致白银外流”这一百多年的看法显然是值得再思考的。

        澎湃新闻：那么，你做出这个新结论的关键点在哪里？为什么之前的学者没有发现这个问题？

        林满红：这个问得很好。关键是怎么理解1850年到1887年白银流入的数值。这个数值其实是很有学问的。清廷的海关是外国人在中国设立的制度，任何制度在形成过程中都有错误。海关做国际贸易，那他的统计方式要符合世界的规范。清廷的海关在1858年建立统计制度，但是到1887发现它之前的算法并不符合世界规范。

        怎么不符合世界规范呢？我们说白银流入流出就是贸易收支。但是这里涉及价格的问题。就进口来说，统计数字是采用到岸价还是市场价，出口的统计数字是采用离岸价还是市场价？举例说，外面进口的货物从上海进来，到重庆卖出，按世界规范来说，进口的数字应该统计到上海的价格，而不是经过国内物流、产生一系列费用之后到重庆进入市场的价格。同样，出口统计的价格也应该是货物出港时的价格，而不是从本地市场流出的价格。而在1887年以前，中国海关的统计采用的就是市场价而非到岸价和离岸价。这种算法就把国际贸易中给外国支出的钱算多了，国际贸易中的本国收入的钱算少了。

        澎湃新闻：在“银贵钱贱”的争论中，不同背景的知识分子怎么看这个问题？

        林满红：在那个时代知识分子以为“银贵钱贱”是银荒导致的。银主要是商人带进来的，它不是国内的通货，是商人通过国际贸易带进来的。那个时代白银主要是通过卖茶叶还有其他的商品换来的，白银可以更方便地满足人民的需要。铜钱价值比较低，一个银元宝就能买好多满足欲望的东西。那个时代的人都说出现的这个问题是货币问题，不是鸦片战争落败的问题。老百姓的现实问题是，我一天到晚交不起地租，地主一天到晚催到我门上，这个才是最根本的问题。

        面对这样的情况，一类人认为出现这些问题都怪商人，政府应该出面抑商，压制商人的活动。甚至有观点认为，商人既然都要移动，那么把所有人的活动都局限在一个地点，进行登记，他离开一个地方就一定要地方政府的许可，这样商人就不好做其他地方的交易了。这一类人，我称其为“干预派”。

        历史上传统的政府是小政府，最主要的货币都不是政府提供的，这与现在的社会不同。在那个时代政府税收情况不好，政府做什么事情能拿出来的钱就少，就更有求于商人。于是就有一类人，我称其为是“放任派”，像道光皇帝。运河本来是官方管理的，而道光皇帝是“由上而下”地拜托商人用海运把稻米从南方运到北方。因为运河出现淤塞，加上钱荒，漕丁的薪水付不出来，所以不用运河，改用海运。同样，因为缺银，云南那边的银矿要去开矿，也是要拜托商人去开。所以这个时候（政府与商人之间的关系）倒不是官商勾结，而是有求于商人。在我的研究中，“银贵钱贱”的趋势是越来越恶化，你守得住银子，它就越来越值钱。让他们把银子拿出来去开矿，风险是很大的。

        澎湃新闻：您做经济史的研究很早就开始利用海关资料，它能够提供比较丰富的研究数据。传统上，经济史的研究与数据关系比较紧密。这一次出版的旧海关资料之所以引起经济史研究学者这么大的关注，是否因为其比较完善的数据统计，您怎么看待经济史研究与数据资料的关系？

        林满红：经济史研究跟数据的结合，像我刚刚说的乾隆前期和后期，我得出一个“人均所得”的概念。这个概念我不是用数据找出来的，有数据我当然也用，我主要是回到那个时代看当时人体察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我不是真的去找数字，因为没有数字。

        之前有学者尝试去找那些数字。最近刚去世的王业键教授是我的老师，他是经济学背景。他跟大陆研究货币史的学者发现故宫粮价资料的时候非常兴奋，因为这么大的经济体，有每年报给皇帝的粮价的信息，那肯定可以找出这个经济体的粮价波动。他在找这个数据的波动时说，怎么江苏可以找到1735年到1775年的数据，但是广西就找不到？

        这（故宫的粮价资料）不像海关，每个海关要建构进出口的数值，有统一的规范。有海关资料之后，宁波关的数值和福州关的数值是可以加总的，而且有每年的海关数据，但是我们传统的资料没有办法（这么完善）。学者要做经济史早期的量的统计的时候，就产生了很多挫折，这些挫折就使后来人望而却步，经济史的现象是这样。

        我们现在为什么对海关资料那么积极，就是因为海关这套资料还是可以让我们建构很多可靠的数值。但是海关（资料）只有沿江、沿海地区（的数据），会有很多（资料）照顾不到的地方，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像我做清末的鸦片研究，当时有人关心中国人自己种的鸦片与外国鸦片的竞争，所以有人会去调查，有调查资料。但是再怎么调查，它也不会像进口鸦片（的数据资料）那样有一个数据曲线可以拿出来，那么，我要依靠文献的描述去堆叠一个发展趋势。所以这时候就不是数据的问题，真的是要做文献的功夫。

        澎湃新闻：这些数据的计算没有办法解决历史问题。

        林满红：不是什么历史问题都能解的，你还是要有大数据之间变相关系的概念，然后再回去解读那些白纸黑字。很多历史学者没有那些变相的概念，读那些资料对他来讲就没有感觉，差距就在这些地方。

        澎湃新闻：需要一个经济学的思维，数据其实只是一个方面。

        林满红：对，你要去读那些白纸黑字，有经济学思维的人不晓得到哪里去找那些白纸黑字，历史学者知道怎么看文献，却又不知道去问那些（经济学的）问题，所以研究的空缺就是这样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