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思想周报 | 人人都恨道金斯

阿兰·瑞安评玛莎·纳斯鲍姆“政治情感论”

玛莎·纳斯鲍姆：要有爱。

        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教授玛莎·纳斯鲍姆（Martha Nussbaum）长期以来一直强调情感在伦理学、政治学中的重要性。在2013年出版的《政治情感：为什么爱对正义很重要》（Political Emotions: Why Love Matters for Justice）一书中，她继续探索政治情感在维持“体面”的自由社会中的作用，引起很多关注。

        牛津大学政治学教授阿兰·瑞安（Alan Ryan）在新一期《纽约书评》上发表评论，评估了此书的意义。纳斯鲍姆在书中认为，伟大的民主领袖都明白适当扬抑“政治感情”的重要性。但她同时很清楚许多自由派知识分子对把情感带入公共空间非常警惕。洛克曾呼吁宗教宽容，但没有去探索不宽容的心理根源。此后西方的政治哲学继承了洛克对于体面社会的心理维度的沉默。纳斯鲍姆质疑这种警惕，她检视了历史上卢梭、孔德、密尔和泰戈尔等人呼唤“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或“人性的宗教”（religion of humanity）的提议，指出“把塑造情感的领地割让给反对自由的力量将为对方提供了赢得民心的巨大优势，这将带来一种风险，使得民众以为自由主义价值观缺乏热情、乏味无聊。”因此我们需要在政治上培养情感，“以便产生和维持对必须付出努力和牺牲的宝贵事业的坚定承诺。”

        瑞安说，纳斯鲍姆以长期与之对话的罗尔斯正义论作为她的出发点，但极大地扩展了其范围。比如，她想从罗尔斯“无知之幕”背后的假设和理性立约者转开，把重点放在真实血肉组成的个体上来。正如她说的，“爱是给予人性生命，使人性不仅仅只是一个躯壳。”在其早期著作中，纳斯鲍姆就关注那些没有贡献却要分享经济产出的人，如儿童、精神病患者、残障人士、孤老，甚至非人的动物。由于缺乏互惠，它们不能被正义的职责约束，获得他们对应的权利。瑞安认为，无论是罗尔斯或其他人都不曾说我们对那些依赖者、伤残人士，甚或对非人类的动物没有义务，但在尽这些人道义务时，我们会使它们看来比完成正义的要求显得懈怠。纳斯鲍姆将正义的要求包括了有感知能力的生物的足够紧急的任何需求。这标志她与罗尔斯观点的巨大分野，甚至比她自己承认的还要大，但瑞安认为其本身是有足够说服力的。

        《政治情感》是对政治哲学一个雄心勃勃的挑战。但瑞安认为，那些喜欢密尔《论自由》那样百无禁忌的自由主义的读者会感到遗憾，纳斯鲍姆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先穿上，再想方设法脱掉的“紧身衣”，是出于对罗尔斯观点的拥护，又想要去扩展它的欲望。其他读者可能认为，关于同情心在现代福利国家中不可或缺的功能，米哈伊尔·伊格纳季耶夫（Michael Ignatieff）早在三十年前的《陌生人的需求》（The Needs of Strangers）一书中就说得很好了。但我们不能说，《政治情感》中的主题是不重要的，也不能说，纳斯鲍姆的书唤起这种情感，就仅止于此了。

        

纳斯鲍姆论不平等与脱贫

        玛莎·纳斯鲍姆近期在《新共和》网上连发了两篇文章，一篇短文讲述年老与身体，一篇长文评论普林斯顿大学微观经济学家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的《大脱贫：健康、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The Great Escape: Health, Wealth, and the Originsof Inequality）一书。足见其兴趣之宽广。

        经济的发展、技术的进步到底有没有让社会更加平等？面对这个千古命题，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安格斯·迪顿认为，工业革命以来东西方的“大分流”造就了国际间巨大的不平等。西方逐步逃过了贫穷和疾病，而南撒哈拉非洲国家的儿童活到五岁的概率只比1918年的伦敦孩子高一些。这种不平等也很快蔓延到了发达国家内部，比如美国。

        为什么贫穷国家没能赶上呢？迪顿拒绝了人口过剩的浅显答案。他认为，说人越多越穷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事情比这要复杂得多，我们可以看到，严厉限制生育违背自由，而且往往事与愿违，因为它们可能最终减少贫困阶层的政治影响力。迪顿认为，“脱贫”的问题应该从政治机构的本质和服务质量中找寻答案：“脱贫”需要有效的政府治理、法治、有效的税收制度、产权保护，以及公众信心等等。

        纳斯鲍姆认为，迪顿书中最具争议的部分是，他认为，全球贫困问题不会得到解决，而事实上，由于广泛的对外援助和国际私人慈善事业，往往会变得更加严重。富裕国家的人觉得负有道义上的责任，要来帮助他们。但是，他们的钱通常无助于解决问题。正如经济学家彼得·鲍尔（Peter Bauer）很久以前说过的，如果除了资金外，其他所有发展条件都满足，那么资金很快就会从本地产生，或由外部借贷给政府或民间企业。如果开发的其他前提条件不存在，那么资金的流入将是非生产性的且无效的。

        

不爱叛逆的马塞尔·格歇

        法国小城布卢瓦（Blois）在历史上以皇室和贵族各派之间的血腥斗争而闻名，最近法国知识界各派对正在那里举办的第17届“历史的会面”大会吵得不可开交，在媒体上上演了知识界的“血腥斗争”。

        风暴的中心，是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教授马塞尔·格歇（Marcel Gauchet），他是研究现代民主社会的名家，著有《世界的祛魅》和《民主反对民主自身》等书，前者展望了西方世俗化历程，后者讨论了当代法国的民主病，认为其病根在于个人主义的泛滥。格歇和史学家皮埃尔·诺拉（Pierre Nora，《记忆所系之处》作者）从1980年开始主编双月刊《争鸣》，自20世纪后期以来，该刊物被认为在法国知识界中最有影响力。

        事情的原由是，10月9日至12日举办的盛会邀请格歇作开幕演讲，这对于法国知识分子是一件光荣的事。本届大会主题为“反叛者”（Les Rebelles），而自今年夏天以来，就有不少左翼、极左翼知识分子在报上呼吁抵制格歇和此次大会，理由是他没有资格。作家Edouard Louis和哲学家Geoffroy de Lagasnerie这两位青年学者7月时首先发难，在左翼的《解放报》上发出愤怒的抗议，他们说：格歇反对1995年大罢工，反对女权运动，反对布迪厄、福柯等“68学人”，根本就是“反动派”和“新保守派”，有什么资格去参加“反叛者”大会！同时又有另外一组人，包括历史学家Enzo Traverso和Julien Thery，认为格歇在其著作中仇恨同性恋。他们的抵制活动征得了不少人的签名。

        9日，格歇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说：“我讨厌叛逆的姿态……反叛只是改变社会的幼儿学步阶段而已。”他认为，“当代个体的构成性恐惧症，就是害怕自己跟别人一样，就连企业老板都假装自己很叛逆。”而这正好应和了他在《民主反对民主自身》中指出的法国民主之病。

        格歇遭抵制的闹剧在法国知识界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论者说，学术的辩论应当远离媒体的噪音和政治的喧嚣，不幸的是，法国校园的学术自由现在渐被政治侵蚀。

        

人人都恨道金斯

格雷 v. s. 道金斯。

        “世俗主义者的不宽容”是最近颇热的话题。总是“咄咄逼人”的“无神论之王”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每次都要被论者拎出来，树为攻击对象。这也难怪，在社交网站twitter上，他时常出言不逊，前阵子莫名其妙的“强奸论”就惹来许多笔墨官司。

        英国《新政治家》近日发表了英国哲学家约翰·格雷（John Gray）长篇书评《道金斯的封闭思想》，评的是道金斯2013年的自传《渴望惊异》，言辞颇为辛辣。格雷说，这位无神论者在自传中不知不觉地揭示了自己在世界上的使命感。毫无疑问，道金斯认为自己作为一个达尔文式的人物，在传播这位维多利亚时代的博物学家的启示。但是与达尔文这位19世纪的伟大科学家相比，近代这位传播者无神论的头脑绝无相似之处。达尔文常常犹豫，怀疑，痛苦迷惘，认为科学是一种实证调查，其中的真相从来都不是自证的，而理论总是变动不居的。科学使达尔文在真理前保持虚心。而对于道金斯，科学是不容置疑的，他总是真理在握的样子。维多利亚时代很多人被焦虑和不确定性困扰。道金斯相比之下，似乎从来没有怀疑过人类心灵的能力。

        格雷举了个例子，抨击道金斯对待宗教问题时，其实更像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他说，道金斯根深蒂固的死心眼，即落于文字的见识（literal-mindedness）令人瞩目。他告诉我们，“保罗认为，每个人都出生在罪中，它继承自亚当（尴尬的是，圣保罗不知道他其实不存在的），这是基督教中令人困扰的问题。”并对这种贯穿整个基督教历史这种想法冷嘲热讽。格雷说，即便如此，它也包含一个重要事实：邪恶不是错误，不是心灵的蒙蔽，不是可以通过更智能的思考得到纠正的智识之失败，而是更深层次的东西，是人生中更为构成性的东西，是人类本性中一种破坏的能力和倾向。不必信教，我们也会认识到这个黑暗的事实。弗洛伊德一生都是无神论者，他也认为仇恨和残忍的冲动是不可分割的人类心理。格雷说，“作为一个无神论者，我自己认为在这点上与信教者交流没有困难。”

        格雷认为，如果说宗教有多种变形，那么无神论也是。道金斯想象无神论者注定是宗教的敌人，但无神论与敌视宗教并无必然联系。实证主义思想家孔德，就曾建立过“人道教”，自封为教主。这个新宗教是荒谬的，因它借助了基于骨相学这种伪科学的仪式。但实证主义者至少明白，无神论不能放逐人的需求，而只有信仰才可能满足。

        格雷说得很激动，甚至开始了“人身攻击”。他刻薄地说，与帕斯卡这个在智识上有无穷能量的思想家相比，道金斯是个没头没脑的确定性的“纪念物”。最后，他开始诛心，认为道金斯暗怀被女王封爵的“秘密梦想”。

        格雷略轻佻的文笔，引来了当代“新达尔文理论”代表、美国芝加哥大学杰里·A.科因（Jerry Coyne）教授的长文反驳。在10日的《新政治家》网上，科因说，道金斯就像《利未记》里的替罪羊一样，首当其冲被每个憎恨无神论的人批驳，而格雷借其自传指摘其性格，搞人身攻击，并非学者厚道作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