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耳语者》：一部虚构的斯大林时代私人生活史？

        最近，英国著名苏俄史学者、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教授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出版于2007年的《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以下简称《耳语者》）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为“理想国译丛”中的一种被引进国内，引发知识界的强烈关注。

        因为这部书“所关注的正是最为广泛的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内在心灵，是第一部深入探索斯大林时期个人和家庭生活的口述历史著作。”所以，早在它的中文版出版之前，国内已有徐贲《邂逅口述史，发掘口述史：苏联的人民记忆》（载《读书》2009年第1期）和余敏玲《斯大林政权下的私领域》（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4 期）两篇书评对其进行介绍，而且基本都是正面评价，肯定费吉斯在史料收集和保存记忆方面所做的学术贡献。

        然而少有人知的是，美国《国家民族政坛》杂志（The Nation）曾经在2012年6月发表过一篇针对《耳语者》的批评文章《奥兰多•费吉斯与斯大林的受害者》（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168028/orlando-figes-and-stalins-victims），作者是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教授彼得•瑞得韦（Peter Reddaway）和纽约大学政治学教授史蒂芬•科恩（Stephen F. Cohen）。他们在文中历数了费吉斯著作的学术不端行为，并特别举出了《耳语者》存在的几处“硬伤”，以及费吉斯在亚马逊网站上匿名攻击同行学者著作的劣迹。

        关于费吉斯匿名攻击同行学者的公案，此前国内媒体已有多篇报道，本文就不再赘述，详情可参见《史学界大丑闻：斯大林害了费吉斯？》（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5月2日，GB25版）。

        

费吉斯的“前科”

        1988年，一个专门收集斯大林恐怖时期受害者和幸存者档案的纪念协会（Memorial Society）成立，该协会由苏俄历史学家和一些人权机构组成。费吉斯《耳语者》所使用的主要史料就来源于纪念协会多年来收集到的档案文献。如今这些档案分别存放于圣彼得堡（MSP）、莫斯科（MM）、彼尔姆（MP）的纪念协会，其中大多数可在费吉斯的个人网站上查到（http://www.orlandofiges.com）。

        瑞得韦和科恩在批评文章中所依据的俄文原始材料就是纪念协会所提供的，他们经过对比调查，发现费吉斯在《耳语者》中的引述存在着“令人吃惊”的错误。而事实上，这已经不是费吉斯第一次遭遇此类指控了。

        1997年，费吉斯的首部著作《一个民族的悲剧》（A People’s Tragedy）出版，同样也是苏俄史专家的哈佛大学历史系教授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就发现了其中的学术问题。

        2002年，费吉斯的俄国文化史著作《娜塔莎之舞》（Natasha’s Dance）出版，起初受到评论家们的热烈追捧，然而剑桥大学教授蕾切尔•波隆斯基（Rachel Polonsky）却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上撰文进行批评。波隆斯基在文中指出了费吉斯著作中各式各样的瑕疵，包括费吉斯在借用他人观点时缺乏足够的注释和致谢。

        除此之外，美国历史学家普里西拉•罗斯福（Priscilla Roosevelt）还曾写信给瑞得韦和科恩告状说：“费吉斯把我在《俄国的田庄生活》（Life on the Russian Country Estate，耶鲁大学出版社，1995年）中使用的回忆材料暧昧不明地写进自己的书中。”另一位重量级的学者比尼恩（T.J. Binyon）对《娜塔莎之舞》也发表了不免刻薄的评论：“书中俯拾即是的史实错误比瓦隆布罗萨秋天的落叶还要多。”

        

        费吉斯曾在2009年表示他的《耳语者》出版计划被取消是由于“政治压力”，因为他对于斯大林恐怖时期的研究会给普京政府带来麻烦。但另一方面，瑞得韦和科恩却指出费吉斯这本《耳语者》之所以没能在俄罗斯出版的原因，并非是像作者所声称的那样出于政治因素，而是莫斯科的出版商发现书中有很多错误和不实陈述。另外，因为已经有许多俄罗斯历史学家在国内出版了未遭审查的关于斯大林恐怖时期的研究，《耳语者》没有理由因为“政治压力”无法出版。

        2010年夏，珂帕斯（Corpus）出版社、纪念协会以及拥有《耳语者》俄文版权的戴娜斯提亚（Dynastia）基金会，曾经派出代表聚在一起，共同讨论研究人员所发现的《耳语者》引用的史料问题。

        据一位与会者透露，他们试图找到能挽救这个项目的办法，但是研究人员的记录中充斥着“时代错误，歪曲解读，低级错误，纯属扯淡”等评语，所有《耳语者》引用的“事实、日期、名称和术语，核心人物的传纪，都需要核实”。由于书中的错误过多，出版商最终决定取消《耳语者》俄文版的出版计划。在重新核实了相关资料后，戴娜斯提亚基金会于2011年4月6日给费吉斯的伦敦文学社发函告知他这个决定。

        事实上，仅仅阅读过几章《耳语者》，纪念协会就发现了太多虚假描述斯大林受害者的生活故事，一名在相关领域研究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女性学者说：“我在阅读此书并作修改的时候简直都快被气哭了。”

        经过引文核查后，纪念协会对费吉斯也颇有微词。在一封信中，纪念协会的一位资深人物对费吉斯评价道：“我们许多人已经对他形成这样的看法……一位平庸的研究者，不擅于处理材料，只会一股脑地做选题，但不可否认，他是个充满活力的天才商人。因此以后我们不想把他的名字和纪念协会联系在一起。”

        尽管存在着诸多瑕疵，《耳语者》至今仍受到许多西方读者的推崇，甚至把它作为研究苏联历史的典范。因此，瑞得韦和科恩的文章似乎就是在提醒全世界的读者，阅读费吉斯的作品时必须得细心谨慎。

        为了使他们的批评更有说服力，瑞得韦和科恩在文章中还列举了三个查证过的误例：

        第一个例子是关于纳塔利娅•丹尼洛娃（Natalia Danilova）的，“费吉斯歪曲了她的家族史，并捏造了她的言辞，很明显是想证明他著作的题目：除了一位姨妈外，‘其他人如想要表示异议，只得窃窃私语。’”（中文版第267页）然而这句“引述”却不曾在纪念协会采访丹尼洛娃的实录中出现过。

        例二，“费吉斯为了达到戏剧性效果，还捏造了很多‘事实’。”《耳语者》中说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Mikhail Stroikov）在尚未完成学位论文时被捕，最后获准在监狱继续攻读，甚至回到建筑学院完成论文答辩，“要是没有政治警察的帮忙，米哈伊尔这样的特殊待遇，肯定是不可想象的。他有两个叔叔在政治保卫总局供职。”（中文版第227页）然而，纪念协会的档案中并没有任何证据能表明斯特罗伊科夫有叔叔之类的亲戚，也没有他曾接受过密警帮助的证明。

        费吉斯还称，为了帮助斯特罗伊科夫的家人，他的一位朋友康斯坦丁被迫流亡，最后“被捕，监禁一段时间后被枪决。”（中文版309页）事实上，他的这位朋友并没有被逮捕、囚禁和枪决，而是活到了将近90岁。

        例三，费吉斯还篡改了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Dina Ioelson-Grodzianskaia）的经历，她是一位在古拉格集中营呆了八年的幸存者。费吉斯在弄错了她所呆的集中营后，说她是“古拉格系统中的‘模范囚犯’，担任专家工作，与劳改营当局合作，以换取小小的好处，但在劳改营却是生死攸关的。”（中文版第380页）但从费吉斯的采访中并不能看出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曾是个“模范囚犯”或曾享受过任何特权。一名纪念协会的研究员对此评论道，费吉斯的叙述简直就是在“赤裸裸地侮辱一个囚犯的记忆”。

        在列举完三个例证之后，瑞得韦和科恩说：“《耳语者》对于我们这些曾经长期生活在斯大林或其他苏联时期的受害者来说，缺陷是非常严重的。对于许多俄罗斯人，尤其是幸存者的家人来说，斯大林数以百万的受害者们就是一个‘神圣的记忆’。而费吉斯，至少可以说是没有忠于那段记忆，同时也没有按照纪念协会的要求叙述事实。”

        然而另一方面，在这场瑞得韦和科恩对《耳语者》的指控中，一些网友也对批评文章表示了质疑。其中一位网友就在《国家民族政坛》杂志网站刊登的文章后讽刺地评论道：尽管瑞得韦和科恩声称他们与费吉斯并不相识，也没有过任何接触与私人恩怨，但是“一个人完全可以出于其他原因而与之结怨，例如，同样是关于斯大林时代受害者的著作，科恩教授写的书就远远没有费吉斯的书受欢迎。”

        此外，有多位网友还在评论中透露出一个重要信息——科恩教授的妻子Katrina vanden Heuvel就是刊发他们批评文章的《国家民族政坛》杂志的编辑，因此这个事情“看起来就像是科恩在他妻子的支持下对费吉斯进行的人身攻击”，不免让人怀疑有徇私之嫌。

        

费吉斯对于批评的回应

        事实上，就在这篇批评文章发表后不久，费吉斯也立即在《国家民族政坛》杂志上撰文回应了他们对于《耳语者》的指责，并表示那些错误是翻译造成的，而且纪念协会本身提供的资料也在成千上万份采访、档案文件中遗留了少量的错误。

        “为了防止在俄文翻译出版中遇到麻烦，我还特意为翻译准备了115页的备忘录，但从来没有得到过出版社的反馈。”“我对任何错误都感到抱歉。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去‘侮辱’任何人的记忆，或去篡改这本书中所叙述的每一个家族的历史。当然，我也没有‘捏造’任何事实。”费吉斯说。

        对于瑞得韦和科恩提出的三处误例，费吉斯一一解释道：

        “纳塔利娅•丹尼洛娃原话的引用错误是因为我的注释文档意外地替换了原始抄本。我一发现就立即纠正了这个错误。”

        “米哈伊尔•斯特罗伊科夫的女儿曾在访谈中提到一位‘Boria叔叔’，他就在政治保卫总局工作。……我否认为了‘达到戏剧性效果’而‘捏造事实’的指控。”

        “根据纪念协会的档案，狄娜•延尔逊―格罗佐恩卡娅在当囚犯的时候的确是作为‘农艺学家’和‘专家’被雇佣的，即便如此我还是同情地将她描述为古拉格集中营的受害者。我在给戴娜斯提亚基金会的信中已经要求删去那些可能会引发争议的词句。”

        其实，仅从瑞得韦和科恩的文章中所举的三个误例来看，说费吉斯“捏造”事实或许有些夸大其词了。费吉斯至多可能是在引用档案时增加了一些文学化的描述，导致呈现的信息与原始版本稍有偏差。因此仅就这一点，《耳语者》的史料价值恐怕不应被否认。

        另一方面，正如许知远在《耳语者》中文版的导言中所说：“感谢奥兰多•费吉斯的努力，他以一个旁观者的角度重新叙述了这些故事。所有对极权社会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这会是个多么艰难的过程。在这样的社会，尽管人们遭遇了巨大的痛苦与折磨，亲历者却普遍失去了感受能力、描述能力，他们不知道怎样表达自己的体验。”

        毕竟，开启的叙述总要胜于永久的缄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