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取中国话语权不必建构一个“衰朽的西方”

        近年来，中国在国际上的“挨骂”问题凸显并带来了诸多困扰。恰如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解决了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挨打”与“挨饿”问题之后，如今面临着“挨骂”困境。

        尽管三十多年来中国的发展成就举世瞩目，更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以西方为主导的国际舆论，对中国的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经济发展模式、外交政策、人权状况等各方面，常发出贬损、谴责与质疑等负面评价，这不仅“黑”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而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平稳行进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都造成了喧嚣性的干扰。

        “挨骂”未必是中国做得不好，恰恰相反，“挨骂”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各方面取得巨大成就的背景下发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不足。同时，它也告诉国人，国家物质力量的增长与获得软实力、话语权之间并非简单的对应关系，那种认为只要中国实力强大了或埋头把自己的事情干好了就自然会有话语权的观点，并不经得起推敲。

        那么，如何不被动“挨骂”，并为中国争取强大的国际话语权呢？媒体与学界对此已有种种讨论，设想多多。有想象力的办法，当然不只是回应回应西方舆论的各种贬损而已，甚或向世界客观地说明中国以求“增信释疑”了事，而是要以其人之道反治其人之身，以事实为依据以理论为工具来“解构西方”，解构其国家形象和话语霸权，重新由我们自己来主动地建构一个“西方”，而非由西方告诉我们的“西方”。

        鉴于当今世界“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权基本结构，中国要争取国际话语权，就必须突破这一由西方话语主导的结构，尤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霸权。如此，中国才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不仅有防守之功，更有反击之力。

        不过，近年来我们看到，一些中国学者不仅仅将“解构西方”作为争取中国国际话语权的一种方法，更是出于一种信仰，即打心眼里认为西方在过去只是虚假的神话，在今天更是危机丛生的现实，呈现出“衰朽”的形象；而与之相比，中国从政策选择到制度再到文化等各方面都优于西方。这多么长中国志气，灭西方威风！但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事实上，某些学者与媒体虽然努力建构了一个“衰朽的西方”形象，这一建构却很难成为中国获得国际话语权的当然理由，反而暴露了一种狭隘的国际观。

        确实，一方面，中国学者与媒体为了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不仅对来自西方的话语指责进行了必要的回应，还在深层的学理上对西方中心主义加以了辩驳，其政策意义与学术价值都不容否定。今天再说西方中心主义是中国学术思想界的主流，已经不是事实，中国学术的主体性意识增长，已经大大压缩了西方中心主义在中国的思想版图。在“向西方要话语权”的进程中，中国的理论自信已经大幅提升，立足于自身社会现实、制度优势与文化传统的“中国话语”在快速增长之中。

        但是，另一方面，一些中国学者或许是为中国国际话语权不足而焦虑，或许是对西方不合理地占据国际话语霸权而愤然，亦或许是立功心切，在“解构西方”时，往往剑走偏锋，不是立足于“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基本要求，而是基于一种片面的解读、不客观的比较和“选择性失明”。

        在他们的描述中，西方早已是一个“衰朽不堪”的西方，呈现出“衰朽”的种种表象和特征：如西方在内外政策上根本不得人心，公民权利事实上受到公权力的严重侵犯，对外战争失去国际道义，金融危机，经济增长乏力，社会贫富差距拉大，族裔矛盾突出，民主制度虚伪而漏洞百出，法制成本高昂，制度傲慢或资本控制致使社会变革迟缓，在全球化的世界中失去了应对变化的能力，在政治哲学上具有天生的弊病，贪婪自私，搞乱世界，如此等等。

        而与之比较，中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上、国际道德上、政治制度上、文化传统上都占尽了优势。根据他们的描述，人们很容易找到“西方一天天烂下去，中国一天天好起来”的自信，对于中国拥有强大的国际话语权也必然充满信心。我们有理由相信，若非出于内心的认识与真诚的信仰，这些学者很难做出如此饱含深情的批判。

        然而，不得不说，这样的批判仍然是片面的、不客观的和“选择性失明”。本文当然无意为西方做什么辩护，也当然有意为中国赢得话语权的任何努力而欢呼，但是，希望这种批判与“解构”能够在事实的基础上理所当然地为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而非基于个人信仰与情感之上的片面比较。遗憾的是，就如西方话语中塑造和传播的“西方”形象不可靠一样，我们一些学者“建构”的“衰朽的西方”形象，也容易使国人低估了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艰难程度与主要对手。如果把中国与西方的国际话语竞争比喻为一场战争，那么把一个仍然强大的对手描述为衰朽的稻草人，无异于谎报军情。这不仅无益于为中国争取国际话语权，反而会使中国在“向西方要话语权”的过程中自我麻痹，造成危害。

        这倒不是说，这些学者对西方本身的批判完全缺乏事实基础。事实上，他们给国人带来乐观情绪的大多描述，确乎也有根有据，大体不差。但是，既然是“向西方要话语权”，并涉及对西方的解读和建构，这里有几大问题就需要辩白：

        其一，今天的西方到底在何种意义上才可以被视为“衰朽”的力量？

        冷战后的、全球化的世界确实变化太快了，仅仅在20年前，西方沉浸在“冷战胜利”的兴奋气氛中，美国更是在庞大经济体高速增长的态势下具备“新罗马帝国”的气象，睥睨全球，不可一世；欧洲则加紧一体化，推进欧盟联盟的诞生与扩张。不管是“华盛顿共识”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还是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政治价值，都掀起“普世”的浪潮，乐观者更是宣告了“历史的终结”。

        然而，此后西方的发展并不顺利，国内国际事务的处置能力受到严重挑战，及至2008年金融危机的发生及随之而来的欧债危机爆发，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都元气大伤，且恢复前景不明，国际威望严重受损。说白了，若非近二十来西方的转折性态势，一个“衰朽的西方”形象根本无从谈起。

        那么，作为近代以来数个世纪的世界领跑者，就因为这二十年来的态势而可宣告为“衰朽”的力量吗？何况，美国仍是当今世界唯一的霸权国家，仍然掌控着对于世界事务的主导权；欧洲仍是世界数一数二的经济体，其作为发达社会和“规范性力量”在世界软实力竞争中独树一帜；西方的科技水平与品牌产品，与其人文与社会科学一样，仍然遥遥领先于世界。

        西方的民主制度固然有弊端，也大概也不适合于中国，但撇开其历史的进步意义不说，至少民主制度是适合于西方国家自身历史文化传统、政治权力结构关系与社会治理需求的有效制度。我们反对西方民主制度与西方价值观一样“普世化”，形成西方中心主义，反对用西方民主制度来衡量中国的政治制度创新，但不能由此断定西式民主制度已是穷途末路。各国的历史发展往往跌跌撞撞，近代以来的西方历史也是如此，多有危机和兴衰起伏的变迁，甚至引发两次世界大战，但西方总是在危机过后“满血复活”。不管是斯宾格勒论证了“西方的没落”，还是列宁预言了西方列强是“腐朽的、垂死的帝国主义”，也都没有成为现实。今天，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将西方建构为正在“衰朽”的力量也不是严肃的历史判断。

        其二，作为重新崛起的古老文明的中国，应该如何看待当今西方的制度和价值文明，并处理好相互关系？

        世界本来具有文明的多样性与文化的多元性，但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将古老中国卷入世界体系的特殊历史背景，如何思考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长期主导着中国人的对外关系思维。尽管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历尽沧桑与变迁，从晚清到民国再到人民共和国，政权数度更迭，国家定位与国际地位多有变化，一代代新人替换了旧人；尽管西方是个集体性称呼，里面国家众多千差万别，其对华政策也时有不同；尽管西方在中国近代以来的不同时期扮演着不同的角色，但是，“中-西二元结构”的思维方式一直稳定地延续了下来。

        如果将历史的恩怨的一页翻过，那么今天的“中-西二元结构”代表着重新崛起的古老文明的中国与西方文明国家之间的关系。

        历史上不同文明间的争斗往往最终诉诸武力的征战杀伐，结果伤害的是整个人类的利益与福祉。历史的沉重教训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性特征，都要求世界保持多样的文明，而不同文明间互学互鉴，“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不同文明形态的国家，有不同的话语体系，也由此促生着国际话语权结构。

        今天的西方文明是仍强势文明，拥有话语主导权。而今天的中华文明欣欣向荣，但不管是在社会政策、民主制度、发展道路还是文化价值上，需要从西方借鉴与吸收的东西还很多，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才能促进中国古老文明重新焕发光辉，也才能使崛起中的中国打造出一套“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以此为中国赢得国际话语权。

        西方话语权不合理的实质需要揭批，中国需要争取自己的话语权，但打造“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在目前仍主要是“融通中西”，那种希求用中国话语完全代替西方话语的想法，就像用中医来取代西医一样是不现实的，怀有“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国际话语权争夺观也不合时宜。

        其三，中国在争取国际话语权的进程中，如何不再局限于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

        一些学者与媒体之所以对西方的问题无限放大而对中国自身作为一个仍然处于现代化转型期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问题轻轻放过，可以理解的原因是为了消解西方话语主导权的根基并为中国构建自身话语体系与强大国际话语权，但更深层来说，这种不恰当的比较受制于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在中西二元对立思维之下，建构一个“衰朽的西方”当然就反衬了中国的强大，西方的政策自私、制度与价值积弊当然就为中国的政策合理性、独特制度有效性与文化价值优势找到了国际话语权的正当理由。不过，为了中国的国际话语权而建构一个“衰朽的西方”，为了建构一个“衰朽的西方”而只顾进行不恰当的对比，或故意矫枉过正，是不足取的。

        事实上，中国要争取国际话语权，不必局限于“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这有两层含义：

        一是中国的志向在于成为一个新型的世界大国而非另一个霸权国家，要放眼全球而非只是西方，要面对各种文明类型国家而非只是西方。唯其如此，崛起的中国才能成其大，中国的国际话语体系才能真正做到“融通中外”，也更容易赢得超越西方的国际话语权。

        二是就中西二元关系来说，过去中国人强调的是二元对立的一面，但中国传统的文化思维其实告诉我们，二元关系也有互相转化的一面，这就是交流、包容与“文明互鉴”的思想基础。既然中西文明可以互鉴，那么将今天的西方建构成一副衰朽的形象，就无必要。

        此外，超越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还可以使我们在争取中国话语权进程中，抓住国际话语权竞争的三大核心主题，即内外政策之争、政治制度之争与文化价值之争，以问题领域的国际话语权竞争来代替“中西二元对立”思维基础上的国际话语权竞争的传统思路。

        什么时候中国人不再将西方看做二元对立的对手，而是看做世界多元文化中可以不亢不卑地进行交流与对话、学习与互鉴的的对象，大概中国就真正强大了，中国拥有强大国际话语权的时代就到来了。

        当今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不足，成了崛起进程中的一种“痛”，争取中国话语权是媒体与学者们的共同责任。表象上看国际话语权竞争是媒体舆论的竞争，但从实质上看是内外政策差异造成的国家间利益之争，政治制度不同造成的意识形态之争，文化价值不同造成的国际道义之争，中国需要突破的不是某一个方面，而是各个方面。

        而学术话语权则是一个国家国际话语权的基础，学术话语权的强弱直接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状况，学术话语也是媒体舆论话语的根本来源，因此中国学者们任重道远。换言之，争取国际话语权实际上是一项艰苦社会科学工作，学者们只有遵行社会科学研究“价值中立”的基本原则，才能客观地比较中国与西方各自的优长与缺陷，发现中国话语权不足的真问题，并找到解决之道，而非片面地去建构一个“衰朽的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