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日本科研得失

        201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位日本科学家和一位美籍日裔科学家。加上此前获奖的两名美籍日裔科学家（其获奖的研究也是在日本国内完成的），日本诺奖获得者已经达22名。除了一名和平奖和两位文学奖得主，其余人都是自然科学奖得主。称日本为“诺奖大国”，诚非虚言。

        日本能成诺奖大国，原因是多方面的，如传统的“职人”精神（科学家也是“职人”）、教育因素（获奖者学历有高有低，但清一色出自从战前到战后的国立大学），等等，这里想谈谈日本的科研体制。

        日本获奖者的构成主要有两类，一是研究型大学的职业学者，边教书边从事科研。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对大学也有排名，但并不唯排名是从，“能力主义”始终受到重视。今年的得主之一赤崎勇是名古屋一所私立大学名城大学的教授，日本之外，识者寥寥；第二名获奖者、赤崎的弟子田野浩是名古屋大学教授，在国立大学中亦非一流。

        这部分人的科研经费得到大学和国家的双重保障。就大学而言，不但要确保必要的基础科研经费，而且要为那些暂时看不到“兑现”前景的长线项目埋单，如此才能确保大学的竞争力。大学之外，是国家，且占大头。文部科学省及其下属机构日本学术振兴会，掌控全国的科研经费，按重要度和申报的顺序，权衡分配，程序公正透明。日本社会和政府对诺奖非常重视，但在此既有科技机制下，研究经费的分配，需兼顾科学发展的多种需求，不可能一味向有获奖希望的项目倾斜，以至产生诺奖举国体制。

        日本科技体制的另一特殊之处在于，许多诺奖获得者来自于私人企业，是上班族和工程师，与中国人心目中通常所谓的“科学家”形象颇为不同。日本企业是专利的生产线，很多大公司都保有号称“与诺奖最近”的核心研究项目，有些基础性研究，则与国家项目并轨，经费更加充盈。即使一些远非一流的小公司，也都有自己的“绝活”。如今年第三位得主中村修二，其获奖的专利技术是在一家名叫日亚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的小公司就职时的发明；2002年度化学奖得主田中耕一，则服务于京都的一家公司岛津制作所，规模也不大。

        企业科研的活力在于，更加重视“能力主义”、“现场主义”。田中耕一连硕士学位都没有，获得诺奖之后才被提升为部长。与大学为确保自身的竞争力，需保有前瞻性的基础研究项目一样，企业为确保技术优势，对一些基础研究的倾斜是战略性的、长期性的，研究经费占销售额的比例是董事会的决定事项，决不可轻易撼动。在国际竞争无比炽烈的今天，大企业为了生存，纷纷将制造部门移至海外，很多公司连总部大厦都不予保留的情况下，本土日益袖珍化的研发部门却依然葆有核心技术的开发能力，其高附加值的知识产权可以说是日本在21世纪的生存武器。

        这些都很值得中国学习。此外，截至2008年，日本还只有16名获奖者，仅六年后，便增至22名，平均一年递增1名。而众所周知，这六年，对日本来说，正是经济总量排名与中国易手，政治空前动荡，经济持续萧条的“艰难时世”。这种反差亦值得深思。

        一项研究从发表到获得诺奖，通常要经过十几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检验。诺奖接二连三花落日本，是过去几十年里日本科研投入和体制厚积薄发的结果。近年来，一些日本科学家在完成获奖成果之后反而出走美国，一些可能问鼎诺奖的项目发生丑闻，显示日本的科研机制亦有某些缺陷。未来20年里，日本还能在诺奖角逐里持续保持领先吗？

        中国科学家获得诺奖也许还需时日，但日本的得失却不可不引以为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