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群趋东邻受国史”的时代已经过去

        韩昇和日本的渊源不可谓不深。如今已是历史系教授、博导的他，曾经是外文系的学生和老师，而转变就发生在他留学日本的日子里。1982年韩昇获得日本文部省奖学金赴日留学，后曾任教于东京大学、明治大学、关西大学，与日本多位知名东洋史学者有亲切的交往。“我和日本东京学派、京都学派的许多学者是朋友，见过的最年长的学者是宫崎市定、西嶋定生。” 不过，他说在学问面前还是要求真，不能套交情。

        日本国家研究基地专修大学曾特设研究项目对《井真成墓志》进行研究，韩昇于2010年发表《〈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一文推翻了日本史学界的研究结论，引起轩然大波。他表示：“中国历史由中国人来解读才能没有文化的隔膜，才能够深入。外国学者的研究，尽管可以补充借鉴，但在理解上拿他国历史生搬硬套，往往差得太远。”

       谈起日本汉学史家，韩昇如数家珍。近日，他在采访中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介绍了他对日本汉学界的观察与了解。

        

谷川道雄意志坚强，令人敬佩

        你们佩服得不得了的那位谷川道雄先生（注：京都大学名誉教授，京都学派代表人物，代表作有《隋唐帝国形成史论》等），曾经和我住在一个屋里。

        日本有一个规矩，师生、同伴、同事，白天一本正经地开会，晚上各自带酒带菜，找个房间聚在一起边吃边聊。我们一聊聊了个通宵，一看都凌晨四点了，算了，温泉泡泡再开会吧。旁边有房间就开个房间睡了。

        谷川道雄那天就跟我一个房间，侃侃而谈，讲话趣味横生。一起住，才觉得特别佩服他。他老人家没有腿。那天他起夜折腾了很久，原来是睡觉时要把假腿卸掉，起来要把假腿装上，还得拄拐杖（才能走）。他真是很坚强的一个人。

陈寅恪说错了

        关于东京学派和京都学派，要大大纠正一下陈寅恪对日本学界的评价。陈寅恪讲过一句名言现在大家都在引用，大意是说东京学派西学稍好，京都学派汉学较强。事实上我认为正好相反。其实陈寅恪在日本读书没待几个月，就因为脚气回国了。

白鸟库吉奠定东京学派的基础

        东京学派是兰克的学生，利斯（Ludwig Riss）创立的，他是白鸟库吉（注：东京大学教授，日本东洋史学界泰斗）的老师。东京大学最初请江户时代的老学究来当老师的，这些老学究的研究就像我们清朝的乾嘉考据学，非常好，但是西方的学术规范他不行。兰克学派来了，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文献和史料批判。后来带出第一个成大名的学生就是白鸟库吉。

        白鸟库吉受了这个影响，奠定东京学派的基础，对文献要求很高，必须逐字逐句地读。第二，他关注民族史、法制史、经济史，这是东大史学的三大支柱。他认为用实证的东西才能撑得起学术。第三，东京大学是整个东方马克思主义的学术重镇。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日本送进来的，包括陈望道在内，最早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是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学生。日本的马克思主义大学者是河上肇，王亚南就是他的学生。他们把马克思主义传进中国。马克思主义讲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因此你看他们做经济史、法律史、民族史，到今天都是强项。

内藤湖南对京都大学影响很大

        京都大学也如此，最初也是一帮学究，但是这帮学究中插进了一个人——记者出身的内藤湖南。我给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写译者前言，写京都大学当年任用内藤湖南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破格录用。就有人骂我，说你不懂，是内藤屈尊了。

        因为在中国，记者比教授风光，所以记者来当教授是屈尊。国外是万般皆下品，惟有学术高——注意不是学者，是学术。学者代表的是一种对学术的尊重。所以你知道，京都大学是不可能聘请一个记者当教授，殿堂差得太远，而内藤湖南太杰出了。进来的时候，京都大学跟他讲，你这个身份不能当教授，只能先当讲师。当时内藤湖南已经名满天下。这样京都大学才有交代，你看，我们聘他进来当讲师的。第二年内藤才转成教授。

        内藤湖南对京都大学影响很大。所以现在很多人就把京都大学杰出的文化历史学者都归为内藤的学生，其实不对。老学究们在，他们看不起内藤，有内部斗争。在国内，往往差劲的人掌权就排挤有本事的人，其实自己不懂学术，又有一张很刻薄的嘴。当然，京都大学主要是新旧学风的碰撞。内藤的新思想得不到老派学者的充分肯定。但是越往后他影响越大，风格越来越明显。

        内藤湖南是才子型的学者，他强调理解。东京学派强调批判，一定要有证据。你说什么都可以，但是要拿出证据来。知道得再多，没有证据也不能讲。京都大学内藤不同，他是记者，他用眼睛观察社会，浮想联翩，非常喜欢中国文化，发自内心地喜欢。他要求学生们要用你全部的生命去理解，不要跟我讲真假。在他看来，记录下来的东西都是真的，如果有假的话，是因为很多东西的缺失。

        我很欣赏内藤湖南对于理解的强调，实际上，历史记载如果有假的话，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真的。比如说，我是统治者，我作假，那么作假本身也是一个事实。你有本事弄清楚它是假的吗？这可能比真实记录还重要。所以我上课常说，你拿三千年的日历表，一个月就能找出一堆时间记载的错误，光做纠谬就可以做出一本博士论文。这不是本事，真本事在于能够弄清楚为什么错，是真错，还是故意造的错，那又是为什么？注重对于文献记载的理解，所以京大学派反而不像东京大学那么强调文献批判，甚至近于机械刻板。

        京都大学的支柱是文化史，文化史正是内藤湖南的强项。他敢想敢说，这里他就要尽量弥补自己的不足，就把西方理论引进来。美国学者的理论出众，但中国古代的文史基础不行。他们善于做理论思考，得出来的理论正好为日本人所用，日本人的中国史学基础比美国人好。你看《剑桥中国史》就是这个特点：美国人的理论，日本人的实证。京都学派觉得我自己也能做嘛，所以，拼命往理论上靠。

        所以，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情况和陈寅恪说的相反，京都学派是理论稍强，东京学派是文献扎实。

        东京学派的创立者是做理论出身的，但他不谈理论，理论化为实证。它的实证背后全是理论，但是他不讲理论。因此东京学派的史料做得很出色。内藤可以大胆地假设，讲到中国的几种社会形态的变化，每个时代的变迁。这一讲，东京学派就要用实证来挑战你了。周藤吉之等学者都来了。（他们认为）法制史上讲不通，经济史上也讲不通，全部要求实证，不是你说是就是。

        京都大学就很吃力。后来才有了我翻译的那部《九品官人法研究》，宫崎市定要来弥补他师傅的缺陷。他很费劲去做，做了以后就被称为日本百年汉学的巅峰之作。你看我给他写了多少译注，最近又找出好几条。说译注是客气，其实就是说这些条引用的史料都有问题。现在中华书局要重版，据说网上已经炒得很贵了。我说且慢，还有好多条译注没有补。所以我说，我们中国有些人不要迷信洋人。

        从宫崎市定以来的中国史研究学者大多是我的朋友。我跑京都去，他们说韩先生你是东京学派的，因为我早年在东京大学做博士论文。其实我跟他们两派关系都很好。日本学者之间争论学术，私人关系还不错。

 《〈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的由来

        我写《〈井真成墓志〉所反映的唐朝制度》那篇文章也是偶然。

        我本来老老实实地待在东京大学做研究。几年前发现的《井真成墓志》，被视为日本国名出现的实物证据，轰动日本，天皇都去参观这方墓志的展览，建立国家基地，放在专修大学，作为日本古代史的重要领域来研究。他们请我去，我是想去捧场的。《井真成墓志》我没打算研究，我就看一遍，我说你能不能把基地成立三年的研究成果拿来我读一遍，我也讲一个井真成。我真的是想拍他的马屁。

        后来我花了一个星期读了一遍以后心就凉了。像气贺泽保规（日本明治大学教授）所代表的一系列研究，没有一点是对的，条条都是错的，怎么会研究成这样。而且这里面集中了他们所谓的汉学家、日本史学家。

        在学问面前，我们还是要求真，而不能套交情扭曲学术。所以我写了一篇文章。写完我想还是要慎重一点，我就让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几个大学最有名的教授先帮我看看有什么问题。他们看完以后说只剩下一个问题，说那天我们会去现场，看你怎么死的。他们说，你说得都对，问题是众怒难犯，“乱拳打死老师傅”，一定会让你好看的。所以那天我们会来看。他们开玩笑，跟我说他们是怎么打人的：就是先派一个人拿个布袋往你头上一罩，大家群起狂殴，你看不见是谁打的。他们说那一天你一定是这么死的。我说那写好了怎么办，只能是关云长单刀赴会咯。

        到了那一天，果然阵势强大。我事先把文章发给他们看过的，中国史的、日本史的大佬都来了，准备论战。看热闹的也来了。结果我讲完以后，很长时间没人讲话。最后，第一个准备套头套的人站起来了，说这些观点都是气贺泽保规说的！——他们打不下去了。

        后来又做了第二场报告，进一步从制度上去讲，从两国的制度的比较、官位的授受、身份等方方面面去谈，一旦冲破，就开了一个全新的路子，成了遣唐使研究的重大突破。《朝日新闻》用了一整版报道，难得见到他们这样报道中国学者的研究。

日本《朝日新闻》对韩昇所做井真成研究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