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昇：在追寻川端康成的路上，我决定改行研究历史

        韩昇，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汉唐史、古代东亚国际关系史、中国佛教史。

        韩昇的父亲韩国磐先生是著名的魏晋南北朝和隋唐五代史学家。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父亲被关了“牛棚”，家里被抄得只剩下大部头史书，韩昇的童年阅读就从《三国演义》、《史记》开始，埋下了后来从外国文学转向历史研究的伏笔。

        大学外文系毕业后，他负笈东瀛，修习日本文学。背着睡袋、相机和干粮，沿着川端康成的足迹探寻雪国，这样的学习让他体悟了治学门径，也促使他做出了“改行”的决定。“当时我想，我再来日本的机会估计是没有了，能去一次日本已经是老天待我太厚，我不敢想还有第二次！”如果不能自由行走于日本，又怎么谈得上理解日本文学？

        当记者问转向历史研究是否得到父亲的建议时，他笑言：“我父亲对孩子从不娇生惯养，我们能够出去闯荡和这有关。他只要求你学好，学什么都学好。我还真感谢他，他说子孙自有子孙福。”

        近日，韩昇教授向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讲述了自己走上历史研究的历程。

        

        走上历史研究的道路，应该是童年的影响。我是1977级的大学生，当时读外文系可谓“天之骄子”，历史系是最没人读的。但最后我会转到历史系，还是因为童年经历。

政治运动中揭开封条读书

        我父亲在国内应该算是非常有名的历史学家。“文化大革命”是从斗“三家村”开始的，当时厦门大学的“三家村”就是校长王亚南、我父亲、还有明清史的大家傅衣凌。

        父亲是爱书之人，家里书多。红卫兵抄家，把小孩子能读的书都抄走了，剩下的都是小孩子读不了的书，就是些史学著作。抄家本来是很没理性的，但是我家比较有趣：党委还没被冲击的时候，他们有个（说法），说我家里只要是史料的都不能抄，所以当时很多书没有收走，只贴了个封条。我就偷偷揭了封条读书。

        小学二年级时遇上“文革”，从那以后就开始读书了。最早读的是从邻居那里借来的《三国演义》，我还立志抄书，但抄了几回抄不动了。接着就开始读古文、读历史书。前几天我开《史记》的课，他们很奇怪，问你怎么能读《史记》，我告诉他们我小学二年级就开始读《史记》了，因为我那时候只能读这种书。

送饭救了历史学家的命

        我父亲跟学生关系很好，虽然名气很大，但是学生没打他，还对他蛮好的。那些平时很凶的老师，被学生打得半死，很多打死的。“文革”的过程就是关关放放。一开始冲击反动学术权威，我父亲作为“三家村”之一就被冲击了。后来毛主席说，方向不对，要冲党委，所以这些人都被放掉，去冲党委，党委一冲，管理体系乱了，就开始武斗，开始打砸抢。再往后，党委也冲了，抓得没人抓了，就想想这些学术权威也该抓，又抓进去了。

        父亲被关在“牛棚”里。关“牛棚”就是挑一些黑暗的学生宿舍把人隔离开来，窗户钉上木板，防止你跳楼自杀；台灯全部拆掉，防止你触电自杀。我父亲身体不好，红卫兵对我家比较开恩，允许我给他送饭。所以，我九岁就开始送饭。送饭是“黑七类”，出门也经常挨打。后来其他“牛鬼蛇神”一看，也想送饭，但是不敢，就让我帮忙送饭。所以我一次要送好几家的饭。傅衣凌的饭就是我送的，我从小就和这位明清史大家在一起。

为了读书跟“汉奸”学日文

        我送饭的时候才9岁，读了很多历史书，很喜欢历史。学校上得断断续续，因为有时候要停课闹革命，有时候又复课。但是我总觉得读书成了一种习惯，没书读不行。那时国外有很多学者给我父亲寄材料、寄书，记得很多都是日本来的，翻开来怎么也读不懂。就觉得应该学日文。

        我找了一个“汉奸”当老师。当时读法律的都是“反革命”，读外文的全部是“汉奸”。这位老人家是留日的，住得离我家有点远。但这个老人家没被批斗，因为他女儿竟然是党校校长，所以不好斗，就挂个牌，定性“汉奸”。我就到他家去学的日语。

一边当临时工，一边读外国名著

        高中毕业后，给我安排了一个非常艰苦的工作，去鼓浪屿高频设备厂当临时工。当时跟苏联要打仗了，“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我去挖地洞，挖打炮炸下来的渣。

        有一个工友的哥哥钢琴弹得特别好，跟当时非常著名的钢琴家殷承宗齐名，水平甚至不在殷之下。他不知为什么比较早就有思想，几个人在一起聊“文革”，还烧了毛主席的相片。后来被上面知道了，因为有人去告密。最后那几个人有的被枪毙了，这位哥哥因为钢琴弹得好，只判了死缓。他弟弟就整天去弄些书来，那些书都是没头没尾的，看完就塞给我看。我后来才知道，那都是《红与黑》之类抄家抄出来的外国名著。

        做了半年多“深挖洞”的活，回到厂里，改做电镀。电镀镀锌，氰化钾电镀，那是剧毒，手一旦触碰就会死，没有任何防护设备。漫天的酸雾几天都不会散开。我就在电镀空余的时间，没日没夜地读这些书，读了很多。

        那时候我18岁。世界名著真的为我打开了一个世界。如果说后来我对历史有感觉，有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阅历；二是用心去感觉那个时代，读书不用心就白读；第三是人文熏陶，就是那些名著的熏陶。

        当时读书也不能马上联想到现实，但是后来反思得特别快。1976年毛主席过世，当时我们由衷地觉得中国完了，要沉沦。后来就听说“四人帮”被抓了。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四人帮”，但是就会感觉到无比高兴。再后来邓小平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可以思想了。一想（就明白很多事），就特别快。

从外文系到历史系

        1977年我上大学，1982年就留校在外文系当老师，教79级的学生。我在77级里算年龄小的，79级的学生有些年龄还比我大，也不乏已经工作的人甚至是政府官员，我却要教他们，想来很恐怖。

        1982年我考取日本文部省奖学金去留学，后来在第二次去日本前转到了历史系。那时人家都觉得很奇怪，工作也挺好的，在外文系都当教授了，为什么又转到历史系？而且外文系有钱，历史系很穷。我觉得学历史要真正喜欢历史，不能想着靠它赚钱找工作。如果加入了非历史的东西，为某种目的去读历史就读不好。

        当时我的编制在外文系，教历史系的课，读在职研究生。1992年时是副教授，1995年就是历史系的教授了，当时申请的是教育部直属的破格教授。当时我是第一个研究古代日本移民的人，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成果，就申请当了教授、博导。

“我鼓励所有人去留学”

        我去日本留学是一个偶然。以我自己的经历，我鼓励所有人去留学。

        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当时日本首相叫大平正芳，是田中角荣之后的首相。大平那一代（日本领导人）内心里有一条（原则），只是没有说而已：（认可）对战争的忏悔和补偿。这和今天的安倍不同，安倍太狂妄了。

        大平正芳那一代人用行动在做补偿。他为了帮助中国的日语教育，开始轮训全中国的日语教师，叫做“大平班”，由日本政府出钱，办在北京语言大学，所有日语教师都去接受教育，之后再去日本学习一个月。在我之前的日语老师很少，都去过了。

        接着日本政府又给了一个机会，中国可以派10个人去日本一年，还是由日本政府给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教育部经常放给北京地区，因为选拔要考试，有很多麻烦的手续，放在北京好就近处理。这样造成很多地方院校不满，我们学校就去争取，所以那年第一次把名额给了地方。

        名额到了厦门大学，外文系领导一看，不要，把名额退了。因为此前其他老师都去过了，接下来就是我。这不得了，你才留校，去的时间又长钱又多，（系里认为）不合适，名额就退到学校去。校领导看了大怒，说我们好不容易争取来的，你竟然不要？有没有人能去，给我查查。系里就说，这个刚留校的年轻人怎么合适呢。校领导说怎么不合适呢，这个名额我们学校不能放弃，先送去再说。然后我就去北京师范大学考试，日本大使馆的秘书亲自来面试，用日语面试。最后就录取了9个人送去日本。

        我觉得留学的经历非常好。中国经过了几十年的革命，天天坐在家里想象着别人的水深火热。我当学徒工，三年期限满了以后当师傅，一个月能有33元工资。大学本科毕业生给优厚待遇，48.5块，第二年转正后是58.5元。厦门、上海都这个价。当时在中国认为是挺好的日子了，到日本一看，只抵人家一个小时的工资。而且日本治安好得不得了，夜不闭户，房子都是落地大窗大门。我都在学校读书读到深夜回家，夏天热啊，就把窗门都打开。日本人都睡地板榻榻米，女孩子也就这么睡在那里。那种安宁、安静的社会景象对我冲击很大。现在日本不行了，防盗窗什么的装上了。

重走川端康成走过的路

        在日本做学问也跟国内不同。我在外文系读书，毕业论文研究的是川端康成。因为我读历史，喜欢这种有历史感的人物。当时我的研究也算是做得好才留校的，但做得再好，也只能是通过读川端康成的著作来理解他、体会他、研究他。

        我遇到了一个很好的日本文学老师，跟着他读研究生。首先他上课非常生动活泼。他讲小说用图解，描绘一颗红心丘比特的箭怎么射，人怎么表演，男女在树下如何相会；（有一次他）“咚”地就从台上蹿下来，没注意下面一根横杆，“啪”地竟摔倒了。同学们都喜欢得不得了，满堂喝彩。

        日本教授都有一个房间，学生到房间来上课。这个老师烟酒俱佳。一上课，烟酒都搬出来，招呼大家“喝喝喝”，大家哪里敢喝，其实是他想喝。

        他叫我打起背包，把川端康成走过的路全部走一遍。他在哪里创作的，就走到哪里去，哪一天下雨他写出这篇文章，你就挑一个雨天坐在那里，去感受他的心情。比如川端康成的名句：“穿过隧道就是雪国”，你知道那是什么，那是日本中部的阿尔卑斯山！这一面是青葱碧绿，那一面是大雪纷飞，中间是一条隧道。在这绿树中，穿过一片黑暗的隧道，过去了，啪，一片雪。这对日本人是一种心灵的震撼，中国人光读文字是没有感觉的。

        所以文学是感性的东西，是要用心去感受的。如果没有那种艺术感，你就只能读情节嘛。什么半夜到窗下唱情歌，情歌怎么唱你都不懂。

       

        当时日本的政府奖学金还算丰厚，大约相当于日本大学一个助教的工资，但是旅馆也是住不起的。我出门就带三样法宝：买了一台单反相机；借个睡袋，薄薄的，但是水渗不进去；再买罐头、切片面包、拎一瓶水，这样便宜省钱。走到哪里睡到哪里。找个没水的地方，人钻进去，睡袋一拉，东西放在里面，安全得不得了。找个安全的地方，不会被汽车碾过就行了。醒了再走。再后来干脆睡火车。一列夜行列车，管它什么车，晚上爬上去，占两个位置睡觉，醒了再下来。所以我基本上是走遍了日本。我现在要是去日本当导游，日本的导游不如我。

        我在学校就拼命读、学、做笔记。国外假期多，不像中国的大学，我们一学期19周，京都大学只有15周，实际上上课只有7周。每一次课都要准备好再来上。要读许多书，读了再来听讲，没读就请出去。

        我觉得所有的学问都得用生命去体验，包括历史。我上历史课，我讲过的地方绝大多数都是我去过的，停留并且深度感受过的。没待过，你就是瞎讲。

        中国人讲格物致知，一定要去“格”。我从日本回来以后，有一段时间特别想去当新华社记者，能到处走。西周以来到明清，每一个时期都有历史特点，我想去承载历史转折的地方行走。我写文字，请人来拍，请会朗读的人来朗读，做一个“中国历史上的12个转折”。

在日本决定改行

        我在日本读了一段时间日本文学以后决定改行。为什么呢？当时我想，我再来日本的机会估计是没有了，能去一次日本已经是老天待我太厚，我不敢想还有第二次！读书一定要先明白门道，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入过门。我已经知道研究日本文学必须怎么做，我想我回国以后没有这种可能了。我怎么还有可能走川端康成的路呢？

        于是我就决定转到我能做的方向上，一个是中国历史，一个是中日关系史。这样我有我的强项。

        研究世界历史，第一个要求就是外文精通，而不只是能读懂。中大的一个教授朋友勉励我说，跟我们讲日本史你已经是权威，有本事你要去跟日本人讲。我说好。后来就实现了。我在日本三所大学任教过，教日本学生日本史。为什么语言要精通？很多词语在本民族语言中的传统你要懂。就像我们的汉语，一定要懂汉字。

        第二，要有在这个国家生活的经历。你看法国大革命，法国人的感受和中国人不一样的。我们一片叫好，法国人一片哀嚎，再也不革命了。它为什么在法国爆发，前因后果、民族传统，这些如果读不出来，就没有世界史。不是说读读洋人写的东西就行了。

        我们要有自信，我们做的中国史比洋人都做得好。虽然现在很多年轻人盲目地崇拜外国人，但是在我眼里，我们就是能做得比他们好。

        这不是狂妄，我们要有这种自信。就像你来讲我的家史我肯定觉得无地自容，我来讲你的家史你会觉得受到了侮辱。至于我没有关注到的点你关注到了，我受到启发，我非常乐于接受。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真的要用你全部的生命去和历史对接，才能理解司马迁那三句话，“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