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是怎样培养起来的——清朝的皇子教育

        乾隆二十一年（1756），内阁中书赵翼被派充军机章京，逢早班之期，五鼓即需至值房，“时部院百官未有至者，惟内府苏喇数人往来，黑暗中残睡未醒，时复倚柱假寐，然已隐隐望见有白纱灯一点入隆宗门，则皇子进书房也。”这给当时会试屡次落第的赵翼留下极深的印象，后来忆及，仍不禁感叹“吾辈穷措大专恃读书为衣食者，尚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体乃日日如是”（《檐曝杂记》卷1）。直至光绪中期，任职吏部考功司的何刚德黎明时带领引见入宫，看到年幼近支王公入学，立刻想起“三更灯火五更鸡”之说（《春明梦录》卷下）。

        清人对这种要求至严的“家法”及其收效颇为得意，乾隆时为皇子授读的钱载在家信中写道，“盖一则习劳、一则聚在一处书房，心力易于定，而他务及外务均不得而使之近，此天家之善教也”（《郎潜纪闻四笔》卷10），这当然是鉴于前朝皇子或颟顸无知、或结党乱政而言的。       

上书房课读制度的形成        

        清朝重视皇子教育的传统始于清圣祖，这应与其早年经历有关。圣祖六龄即位，并未接受系统的教育，仅能跟随两名略通文字的内监学习句读与书法，至亲政后始有机会发奋勤学，五更即起读书，“竟至过劳，痰中带血，亦未少辍”（《庭训格言》），并延纳儒臣、举行经筵日讲。因此，当皇子临近入学之龄时，圣祖对于师傅的选择、课程的设置均有过缜密的考虑，而上书房课读的雏形即隐然其中。

清圣祖康熙

        由于康熙朝尚实行公开建储之制，相较于其他皇子，皇太子胤礽的教育最受圣祖关注，亦留下了更详细的史料。胤礽年幼时是由圣祖亲自加以训诲，“告以祖宗典型，守成当若何、用兵当若何，又教之以经史，凡往古成败、人心向背，事事指示精详”（《清圣祖实录》卷234），这在清朝可谓鲜见。胤礽稍长后，圣祖曾先后简派张英、熊赐履、李光地等为其授读，并命老成翰林时相随从。康熙二十六年（1687），胤礽年已十四，读完五经，圣祖乃正式为之选择讲官，经过与阁臣的讨论，最终确定为工部尚书汤斌、吏部尚书达哈塔与少詹事耿介三人，并于六月初九日起为胤礽课读，圣祖时常前往检查。

        至于其他皇子，则并不能享有这种待遇，往往是年龄相仿者集中在一起就读，似亦无固定的师傅。不过，当皇太子与诸皇子皆在宫中时则一同读书，读书之处即是后来的上书房。

        其次是课程设置的问题。清朝作为满洲征服王朝，制度设计一方面需注意平衡满汉，另方面则强调“国俗”与满洲认同，避免同化。胤礽的讲官之一达哈塔为满洲正白旗人，不识汉字，圣祖特别召见训谕：“讲解书义，有汤斌等在，尔惟引若等奉侍皇太子，导以满洲礼法，勿染汉习可也。”（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七日《起居注》）足见其用心之深。就《起居注》所载来看，胤礽清晨开始读书，先读经书，巳时练习满汉文书法，随后反复诵读本日所学经文，傍晚外出练习骑射，晚间讲官检查当日学业，任取一段经文令太子讲解，至此才结束一天的课程。值得一提的是，圣祖自言“朕幼年读书必以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通”（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十日《起居注》），因此也要求诸皇子按此强度背诵，胤礽往往在午后开始诵读，至傍晚才可诵满120遍。

        世宗即位时，三子弘时二十岁，四子弘历、五子弘昼俱仅十三岁，正为读书之龄，此先已由庶吉士福敏授读数年。雍正元年（1723）正月，世宗命朱轼、张廷玉、徐元梦、稽曽筠为皇子师傅，由钦天监选择吉日开讲，其后又有蔡世远、梁诗正、任启运等年辈稍低的翰林入直。乾隆元年（1736）正月，高宗命鄂尔泰、张廷玉、朱轼、福敏、徐元梦等为皇子师傅，为时年九岁的皇长子永璜、七岁的次子永琏授读。世宗、高宗父子都在改元之岁首宣布皇子就傅，显然是欲郑重其事。不过此时课读皇子并无固定场所，曾先后换过南薰殿、西长房、兆祥所、咸福宫等几处地点。

        乾隆朝是上书房课读走向制度化的关键时期。乾隆初，高宗选择乾清门内东庑五间作为上书房的固定场所，据昭梿言，选择此处是因为“近在禁御，以便上稽查也”（《啸亭续录》卷3），皇帝在乾清宫中即可听到皇子读书之声。其次是上书房总师傅的产生，乾隆二十二年（1757）以侍郎介福、观保、蔡新为上书房总师傅，后来则更多以大学士、尚书等贵臣派充，专司稽查。复次是“皇子六岁入学”家法的确立，并推及至于近支子孙，虽然尚不清楚这一变更具体发生于何时，不过在乾隆四十三年的一份上谕中，高宗已然将之形容为“我国家之制”，并作为清朝皇子教育远胜于先代的例证（《清高宗实录》卷1067）。在退位前一年，高宗已五世同堂，自皇子以至元孙皆在上书房读书，上书房课读至此达到巅峰。

        不过必须说明的是，上书房无印信、无额定实缺，并非官署，上书房行走是派差，各官均另有其本职。在乾隆初确定固定地址前，上书房仅是一种泛称，其满文作dergi bithei boo，dergi有尊上之意，故汉字有“上”、“尚”两种歧写，《御制增订清文鉴》释为“内廷阿哥读书之所”（dorgi agesai bithe hūlara ba），满人旧有“书房”（bithei boo）之称，或因皇子读书所在，故加dergi以示尊崇。

        晚清以来学者就上书房的始设年代问题聚讼未决、歧说纷出，事实上，从康熙朝皇子读书开始，宫中大抵即有上书房之称，最终在乾隆朝形成完善的课读制度，因此没有必要亦不可能追溯到一个确切的初始年份。

乾隆朝是上书房课读走向制度化的关键时期。

书房课程与作息        

        前述胤礽的课程只是早期皇子教育的一种尝试，雍乾以降，无论是课程强度、学习内容还是仪式规范，皆较之前有了明显的完善。

        皇子入学首先要学习的是尊师，这主要体现在仪式上，清朝皇子的地位甚为尊崇，王公大臣皆须双膝跪行礼，汤斌为胤礽课读时，虽是坐讲，但见面、授书时仍需跪拜。雍正元年弘历等入学时，世宗本拟令皇子拜见，后因诸师傅惶恐不敢受，乃改为皇子作揖，诸师傅站立受礼，从此成为皇子拜师礼之定制。平日授读时，诸师傅亦不必向皇子跪拜，不过这只限于汉臣，由于八旗制度下形成的强烈的主仆意识，教授满蒙语文与骑射的谙达仍需向皇子长跪请安，口称奴才。

        学习尊师的另一方面来自皇帝以身示范的影响。上书房总师傅固是由重臣兼充，不过真正为皇子授读的诸师傅多系以翰林派充，品秩不高，皇帝对之十分尊重，时加问候、赏赐，以确立师傅在皇子间的权威。世宗某次驾临书房，梁诗正正为弘历作大字，世宗见“墨渍袍袖”，特命弘历在一旁护持（《郎潜纪闻三笔》卷11）。

        就汉文经典的学习来说，上书房根据就读皇子皇孙的年龄与程度，分为若干房，由不同的师傅授读。当时虽没有一份明晰的课读章程，但历任师傅遵循的读书次第与范围是大致相同的，即由经学而史学而词章，这可从高宗与仁宗的回忆中得证。高宗九岁读书，十四岁学作文，至二十岁“其间朝夕从事者，四书五经、性理、纲目、大学衍义、古文渊鉴等书”（《乐善堂全集》庚戌年原序）；仁宗六岁随觉罗奉宽读书，十三岁时粗通五经，改从谢墉学今体诗，十七岁又师从朱珪学习古诗古文（《味余书屋全集》定本序）。

        上书房读书的定制是所谓“卯入申出”，亦即说皇子每天最多有近12小时在书房中度过，暑热时则改为午初（11时余）散学，此外每年仅有六天放假，即元旦、端午、中秋、本人生日、万寿日及前一日，甚至除夕也只是提前至辰时散学而已。

        那么，皇子们每日在书房中的读书生活又是如何？这方面最详细的材料来自宣宗第七子奕譞（后封醇亲王，即德宗本生父）所撰的一部专记“宫阙轶事”的《竹窗笔记》（影印本见《故宫珍本丛刊》第585册）。据其回忆，皇子与师傅均卯时至书房，随后由谙达教习骑射、满蒙语文与翻译，历时约四刻，早餐（辰初二刻）后至晚餐（午正）前温习旧书、讲授新书，午餐后写字，读古文古诗，稍年长者加读《通鉴》，并练习作诗，暇时亦偶尔学作赋，但不学八股。两餐是皇子的固定休息时间，此外每天亦有一二次休息机会，需要经由师傅同意，每次不过一刻，只能在书房下屋小憩，不可外出四处走动。这是道光朝的情况，其他时段虽限于史料不可详知，不过应与此大致相似，可以说清朝皇子皇孙读书的强度是相当大的。

        皇子六岁入学，在二十余岁封爵分府、搬出宫中前，都必须在上书房苦读，如少年封爵、并无职任者，虽已分府亦须前来读书，只是午后即可散学，以示区别。在近二十年的读书阶段，师傅的教导对于皇子的成学有直接影响。在上书房中，师傅无论其品秩的高低，对皇子而言都处于绝对的权威地位。如皇子读书不认真，师傅可以罚书、罚字、罚站，皇子“惟师傅之命是听”；逢早晚餐时，“师傅准去吃饭方去”，否则随侍谙达与内监“无敢催促者”，傍晚散学时亦然（《竹窗笔记》）。

书房中的人情与政治        

        自秘密立储实施后，清朝对皇子的约束愈加严格，时时防范其与大臣结交。如文首引钱载之言，上书房课读事实上将皇子束缚于此，令其不得参与外务，如此便不难理解何以有皇子年近三十、分府已久，仍需每日前来读书。咸丰五年（1855）七月，文宗与恭亲王奕因康慈皇太后丧仪发生冲突，上谕罢奕职差，“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俾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清文宗实录》卷173），由此可见上书房约束近支宗亲的功用。整体而言，清朝的约束政策是相当成功的。不过，对于深居宫内的年轻皇子来说，书房是为数不多的可与外朝交流的场所，很多重要的人际关系乃至政治资源都来自这二十年的读书生活。

        其中最为重要的当然是师生之谊。皇子在分府之前，所熟识的朝廷大臣仅有诸位师傅，朝夕过从，终生感念。奕譞六岁入学，师从朱凤标十六年，“吾师慈祥善诱，训诲周挚，课程诵读之暇，凡余一言一动，师辄援引经义、曲加譬拟化导，责备尤严”。咸丰十一年（1861）奕譞受任御前大臣，朱凤标虑其年少而膺重任，恐有过失，“频锡手书，训勉备至”，奕譞来拜会时，亦必耳提面命，反复训诫。奕譞对恩师感念至深，曾形容为“如负冬日，不可暂离”（《窗课存稿》自序），朱凤标逝世后，奕譞特将早年经其批改的诗稿汇刻一册，以示纪念。

        不过在清朝前中期，为了避免结党之嫌，师生间的往来是相当谨慎克制的，绝对不会牵涉至朝政层面。在上书房读书的皇子会时常与各位师傅诗文唱和，这当然是课程训练的一部分。皇子分府离开上书房后，师生之谊仍然存续，如高宗第六子永瑢、第十一子永瑆成年后与蔡新、谢墉、钱载、周煌、金甡诸师都有密切的联络，时有诗文唱和，蔡新、钱载晚年致仕归里，文集编订后都寄送永瑆，由其作序付梓；谢墉晚年获谴在京，永瑆特在热河挑选京中难得的野蔬、干肉、鹿肉馈送恩师（《诒晋斋集》卷5）。

        讨论书房中的师生关系则不能不提到清季稗史中盛传的奕詝（文宗）与奕的竞争。民初徐珂编订的《清朝野史大观》中辑有一则轶闻，言宣宗时皇子射猎南苑，奕詝之师杜受田深知奕詝骑射不如奕，遂教导其不发一枪一箭，宣宗若问，则答以春季不忍伤生，奕詝遵计而行，宣宗果然大喜，称其有君子之度。类似的故事还有不少，大致将奕詝得立归因于杜受田的心计，如果考虑到文宗即位后对杜受田倚任之深，此种传说恐非空穴来风。同时就读、年龄相仿的皇子都希望得到皇父的青睐、甚至成为心中默定的储君，暗中竞争自然不可避免，而师傅正成为皇子背后的坚定支持者。

        这种竞争当然都是暗中进行的，皇子的日常姿态必须谦和友爱，对他们而言上书房又成为培育、展现昆仲之情的最佳场所，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是和睦手足的一种象征。道光元年（1821）冬至，宣宗来到上书房，想到即位逾年“不得至书帷与诸弟相亲”，不禁大发感概：“去岁冬日曾至上书房，寒窗相对、昆弟言怀，本月十九日几务之暇，偶复临憩，抚简编而如旧，感驹隙之递迁，惟期诸弟乐善为怀、毋忘夙诲也”（宣宗《御制诗初集》卷4）。皇子之间最常见的联络方式是诗文唱和、品评书画，仁宗早年与永瑆、永璘两兄弟同住毓庆宫，又在上书房同室读书，先后二十余年，感情最笃，故诗稿中有大量与二人的酬唱之作。诸兄弟冬日读书时，往往以吟咏为乐，并辑为《尚书房消寒杂咏》一册，乾隆四十九年（1784）永瑆又题诗其上存念，不久永琰（仁宗）用原韵相和，至五十一年，早已离开书房的皇六子永瑢又用别韵唱和三首，忆及旧日“天家开讲席”的盛况（《九思堂诗钞》卷4）。内廷皇子的昆仲友爱，正是通过这些书房唱和之作展示给外廷臣僚。

        最后需要一提的是书房中的随侍人员，即哈哈珠子。此词是满文haha juse的音写，意为幼童，但“非年届十八岁弗用，仅存其意而已”（《听雨丛谈》卷12）。皇子各配八名哈哈珠子，负责料理杂务，他们出身八旗闲散，与皇子年辈相仿，容易得到信任，在清初尤其如此。胤礽身边的亲信哈哈珠子德住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突然因“悖乱”被处死，事关机密，详情已不可考知，极有可能是因涉入宫闱政争，圣祖希望以此警示胤礽。不过随着后来对皇子的约束日益严格以及八旗制度的改革，哈哈珠子由八旗、内务府统一挑补，不可能再作为皇子的私属性力量参与政治角逐。